1980到1983年，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共同组成晋中考古队，在黄景略、张忠培、王克林三位先生的指导下，以太谷白燕遗址为基地，发掘白燕和汾阳杏花村遗址，调查和试掘了汾阳、离石、娄烦、孝义、柳林五个县市区，培养了70余名实习学生，毕业后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考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80、1981年分4个地点三次发掘的白燕，发掘面积近3730平方米，清理出仰韶晚期、龙山、夏商到西周晚期的文化遗存，从距今5200多年到距今2800年共2400年的考古学文化。发掘成果先是发表于《文物》1989年第3期的《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二、三、四地点发掘简报》两篇简报，期待已久的完整考古资料《太谷白燕考古》已于2026年6月由故宫出版社出版。

这部四册150余万字的考古报告，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发掘和研究的范例。在《太谷白燕考古》出版之际，我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谈一谈。

苏秉琦先生怎么看待白燕？

苏先生在1975年提出、1981年发表的“区、系类型学理论”，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其中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和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之后，将白燕发掘成果纳入他的研究重点。1985年8月份他就画了一张示意图（图1），又写下了《晋文化颂》四句自称的“歪诗”。11月他在侯马举行的“晋文化座谈会”上做了“晋文化问题”发言，公布了这首七言诗，两次提到了“白燕”：

作为考古学命题，“晋文化”有它的界定范围。山西中部以太谷白燕为主的工作，证明它上起六七千年间，下至三千年左右，文化连续性清楚。大约五千年以前属于北方古文化边缘地带。山西南部，如运城以南的西南一角，以及垣曲—平陆濒临黄河一带属中原地区古文化边缘地带。时间界限，上不起自周初分封，下不以三家分晋为限。大致上起四五千年间，下至秦统一前。［苏秉琦《晋文化问题——在“晋文化研究会”上的发言（要点）》，收录在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18页。］

请注意此处的白燕，“大约五千年以前属于北方古文化边缘地带”。

会后，他到陶寺考察并就陶寺发掘报告编写及有关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陶寺是中原的文化，但又不完全是中原的文化。陶寺的斝、鬲很发达，有朱绘、彩绘龙纹陶盘，有彩绘黑皮陶器，从中可以看出，它包含了北方的因素，根与北方有关系。不妨说，陶寺是两块石头碰出的火花，即：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同燕山一带红山文化两大文化系统在汾河湾旁交会与碰击出的火花，文明的火花，人类智慧的火花。……对于陶寺的一些文化因素，若在本地（指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找不到根源，就应到北方去找。太谷白燕是北方到陶寺之间的中间站，值得注意。［苏秉琦《关于陶寺发掘报告编写及有关问题》，《苏秉琦文集（三）》，文物出版社，2009年9月。］

再请注意他说的，“太谷白燕是北方到陶寺之间的中间站”。

说到底，就是将白燕与襄汾陶寺联系到一起来了。

张忠培先生怎么研究白燕？

先说白燕。在我看来白燕2号房址值得重视（图2）。这是一座袋状地穴式双间房屋，由南间、北间和长方形过道组成。南间为椭圆形袋状，东西口径3.06米、底径3.72米；南北口径1.9米、底径2.8米；穴壁残高1.48米；北间是在过道北端向西掏进的一个底部边长2米左右呈抹角方形的穹庐顶窑洞。从居住面到顶部为1.86～2.04米。接近居住面的填土中有大量木炭、烧土块、草泥土和少量白灰面。填土伴有大量碎陶片，共复原20多件彩陶，10多件素面及绳纹陶器，其中有釜形斝、小口壶、壶、长颈壶、夹砂缸、泥质罐、夹砂罐和双层折腹盆。

2025年5月11日上午询问发掘者许伟先生，他说：“大都有居住活动面痕迹。最上面是烧土块＋木炭＋大量陶片，像有意打碎铺垫的，一处很神秘的房址。”

白燕2号房屋里出土了一件釜形斝，还有一件比这件更早，也出土在房屋里。以前晋中没有陶釜。这种釜形斝只能产生于渭河、涑水河一直到伊洛河流域的横窄地带。见之于太原盆地，当被认为是输入的或外来影响的制品。这些釜形斝，开启了晋中地区早期陶鋬手鬲的先河，黄河流域最先产生陶鬲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晋中地区，另一个是陕西渭水流域，盛产单把鬲。

白燕三期即张先生命名的“杏花文化”，是白燕遗址提供的线索，即杏花村遗址四期，以鬲、甗、瓮、尊、罐、盆、钵为其代表性器物，鬲、甗、瓮，特别是鬲，数量占相当大比例，甗带腰隔，鬲以侧装鋬手鬲为主，辅以单把鬲及无把无鋬鬲。这些陶器的特征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故在此称之为杏花文化。这个文化的鬲的形态，存在着一个由宽弧裆经宽平裆至尖角裆演变的完整系列。在以不同形态陶鬲为特征的诸史前文化中，这是和客省庄文化并列的两支最强劲的考古学文化。

杏花文化鋬手鬲杏花村H118最早（图3），H1189鋬手鬲和H11810单把鬲是目前在所有陶鬲中最早的两件鬲，向山西全境包括陶寺、绛县周家庄、垣曲古城东关、高平西李门、沁水八里坪和东南部是河南济源庙街遗址等遗址，还有陕北、内蒙古中南部、河北紧邻山西南北等地传播，也产生了鋬手鬲的“变异”，由侧装逐渐变异成正装鋬手鬲了，就是一个鋬手按在两足之间，另一个鋬手在剩下那一足的正中，还小一些，如发现石头城墙的陕西神木石峁等。

侧装和正装鋬手鬲，困惑了整个学界二十多年。我曾考虑过是因北方地区陶土含沙量较高的缘故，也做过多个遗址、多件正装鋬手鬲的统计，结果发现有大有小；也向陈雍先生多次请教，终无果。去年阅读忻州游邀报告，双鋬各式各样，有鸡冠耳状的、有瓦片贴附状的两类，这两类又可细分为弯曲、直线形的鸡冠耳状，和方块、椭圆形的瓦片贴附状，于是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地区因鋬手不再承重，越来越具有装饰性了，也就变为正装了。起源于杏花文化中的侧装鋬手鬲，直接传播或间接影响到陶寺、石峁等地，因此称作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性器物。

我的认识：白燕杏花，成就陶寺。

由于地处塔儿山北麓的陶寺遗址，第一个简报将当时还不多见的直口直领下连三个肥胖袋足、口沿下施二个对称鋬、通体拍绳纹的大型鬲，在“结语”中十分形象地称为“直口肥足鬲”，反而使人忘记“侧装双鋬手”客观属性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30页，《考古》1980年第1期。），导致学者们长期对其来源模糊不清，包括我在内的，实际上是侧装双鋬鬲（图4）。

杏花村118号灰坑最早，陶寺望尘莫及。我在2025年依据张忠培先生的“杏花文化是侧装双手陶鬲的大本营，并以此区别于以单把鬲为特征的客省庄文化，故东关文化双手陶鬲的产生当是接受了杏花文化影响的结果”等观点，论证所谓陶寺文化、三里桥文化、石峁文化、游邀文化、老虎山文化、永兴店文化等等，或是杏花文化的变体和分支，分布面积达到25万平方公里。

白燕2号房址里还出土了一件泥质罐（F2107），彩绘蜥蜴也可以称为蜥蜴龙，是襄汾陶寺大型墓中随葬蟠龙盘的前身，这一点也是苏秉琦先生首先指出来的，《赤峰红山后》报告中有一片彩陶片上便是龙纹（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图146）。内蒙古赤峰魏家窝铺彩陶壶（F542）和河北蔚县四十里坡彩陶罐上的鳞纹，也是“龙纹”，与蜥蜴龙共生成陶寺的蟠龙。论其渊源，还要看陕西西安高陵区杨官寨陶钵（T1534H256）上蜥蜴龙。

还有双层折腹盆，白燕2号房址到杏花村2号灰坑（H24），再到陶寺墓葬（M21683、M20351），陶寺还有许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垣曲古城东关也有一件。

要溯源陶唐氏或唐尧，汉郑玄《毛诗·唐风·唐谱》说的“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处。此后乃迁河东平阳”。

魏、西晋时期皇甫谧（215年-282年）的《帝王世纪》一书中，原文为：“帝尧氏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尧山在焉。……后又徙晋阳，今太原县是也。于《周礼》在并州之域。及为天子，都平阳，《诗》于风为唐国，武王子叔虞封焉，更名唐。”

“舜所都也，或言蒲坂，或言平阳及潘者也。”禹“都平阳，或都安邑。年百岁，崩于会稽”。

除尧都平阳之外，关于舜所都、禹所都皇甫谧也不敢肯定，只是说“或者”罢了，但这条记载“于《周礼》在并州之域。及为天子，都平阳”，可做考证。

随着白燕报告的出版发行，关于陶唐氏或唐尧的问题，即将日益明晰起来。最后我想说，白燕、杏花、陶寺，这是两代考古大家的战略布局，才使我们对远古时代有了超越前人的认识。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