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为五代时期杭州人钱镠建立的十国政权之一。自唐乾宁四年（897）兼领两浙藩镇起，钱氏实际统治两浙凡八十一载，以“保境安民”“善事中国”为基本策略，获致中原王朝的政治支持，于五代动荡政局中维持了一方稳定。

吴越国考古经过多年积累，整合城址、墓葬、建筑、石窟寺、瓷窑址、捍海塘等多类文物遗存，结合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建筑学及科技史等多学科成果，逐步构建起严谨而立体的研究体系。2025年8月，国家文物局批复《吴越国考古工作计划（2025—2030年）》，吴越国考古研究项目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项目总负责人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李晖达，下设城市考古、墓葬考古、手工业考古等七项子课题，成为历史时期考古的重要切入点。

为及时交流考古成果，凝聚学术共识，8月19日，浙江省考古学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在浙江杭州临安共同召开“吴越国衣锦城与五代城市发展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会议汇聚国内考古文博领域百余位专家学者，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博物馆、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等单位的代表作了主旨发言。本次研讨会秉持考古发掘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理念，以衣锦城考古研究为主题，兼及明州、福州、苏州等东南五代城市的沿革脉络，围绕城市选址规划、空间营建、功能定位及互动关系等议题深度研讨，并延伸至城陵关系、水利治理、秘色瓷研究等学术前沿领域。晚唐五代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转型期，吴越国境保东南，安居乐土，形成“上承唐风、下启宋韵”的文化特质，在城市建设传承中革新制度，构建起独具地域特色的东南城市发展范式。会议集中展示了吴越国城市考古的最新成果，深化了五代城市体系与吴越文化的综合研究。

衣锦城——吴越国城市建设的样本

在吴越国“一军十三州”中，衣锦城的规制定位特殊，营造理念独到，既是因地制宜的战略要塞，也是钱王故里的奉陵之邑。近年来，吴越国衣锦城遗址持续开展了多项考古发掘工作，陆续揭露了南城墙及城门、东城墙和北城墙等关键区域。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王征宇回顾了南城墙遗址的重要发现，提出南城墙及城门的发掘确认了“一门三道”规制，体现出衣锦城的高规格地位，或具杭州陪都性质。衣锦城兼具军治、家宅、宗庙与陵城多重功能，其空间布局与营建思想都围绕这一定位展开。

东城墙发掘成果同样显著，揭示了墙体、护城河及配套排水设施等遗存，厘清了城墙建造过程及城内空间的沿革变迁。有别于其他区段，北城墙建在太庙山脊北坡，起筑于修整过的基岩之上，是典型的山地筑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李晖达认为，衣锦城不同区域的城墙体现了平地与山地营造的两种技艺，整体上存在成体系的城市规划建设。除城垣和城门等外廓遗迹，城内的衙署建筑、坊巷街市、道路水网更是支撑城池的核心骨架。衣锦城具有“承唐启宋”的时代特征，是五代十国城市转型的重要标本，其营城理念也是学习效仿中原体制的具体实践，应置于五代十国宏观时空格局下开展与各政权核心城市的综合比较研究。

吴越国王钱镠以军功起家，崇尚佛教，境内塔寺经幢遍布。从衣锦城的营造策略中，也可窥探钱氏建国理念与政治文化特征。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喻静以“政治·佛教·宗族：吴越国衣锦军的营造策略探析”为题，从衣锦军建造的政治、佛教与宗族三个维度进行分析。钱镠以军功“善事中国”，通过在功臣山营造功臣堂、寺、塔确立功臣政治空间，并以岁贡礼制巩固与中原的君臣关系；通过改建禅室、营建塔寺经幢、开展佛事活动等，营造功臣山的佛教氛围，融合佛教护国思想与功臣叙事；又在衣锦军营建祖地家山、修谱立训，塑造“化家为国”的家族政治。这些策略奠定了吴越国立国之基，使其成为五代十国中享国最久且得以善终的政权。

衣锦城是钱镠在临安故里新建的第一座城，并随其勋绩日隆而渐次升级，其功能定位也非一成不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汪勃提出，衣锦城考古材料为解析吴越都城制度、五代特殊类型小城具有启发意义，开展城市横向比较与跨区域研究，进一步阐释吴越国文化内涵以及东南地区割据政权对于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意义。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古代城市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刘海旺认为，衣锦城的功能定位与钱镠个人经历密不可分，二者关系既体现在“城—家庙—祠—陵”的完整体系中，也是“家国一体”的具象载体。从钱镠的个人成长经历来理解衣锦城的营建，能够更好地认识城市定位和建设中的精神支撑。此外，应从城市考古的角度进一步明确衣锦城的规划理念、坊巷布局、功能分区等问题。

福州到青龙镇——地方城市的多样化发展

随着福州、苏州、宁波、上海等地吴越国考古工作渐次展开，日益丰富的考古发现为探讨吴越国政治格局、商品流通和文化传播等问题提供了坚实基础。

福州曾为王氏闽国国都，晚唐五代时期大规模建设城池，成为福州乃至福建历史的关键转折。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研究馆员蔡喜鹏概述了福州城的历史沿革和既往考古工作，对子城、罗城、夹城及外城的墙壕和城门等重要遗存进行了考证。晚唐五代时期，福州城已形成街巷分级体系，并有陵墓、宫殿、衙署、军营、商业区和寺庙等功能分区，奠定了福州古城的基本空间格局。关于五代城市层级、规划及区域交流的探讨，有待更多考古发现。

吴越国时期对滨海地域的开发也为更多城镇的兴起提供了便利。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王建文梳理了感潮河流与上海的成陆过程，提出在晚唐五代时期形成的大圩—横塘纵浦聚落景观，到宋代逐渐变为泾浜体系。其从发生学视角下江南市镇的演化阶序规律，探讨了青龙镇兴起背景和城镇格局演化，认为青龙镇到北宋时期已由横塘纵浦的屯田军镇开发向自然经济为主的镇市转变。

吴越国所辖如越、苏、湖、明、温、福等十二州的时间不一，在吴越国政权中的发展模式也有所差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汪勃提出，吴越国各城的营建虽因地制宜、各具特色，但反映出相通的规划理念和思想内涵。吴越国研究要突破其疆域范围，与南唐、南汉、闽、楚等东南地区割据势力进行比较研究。南京大学教授张学锋建议，要扩展吴越国考古的时空研究范畴，对唐宋之际东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关系网络进行梳理，考察周边城市的管理方法和功能变迁，形成吴越国考古的系统阐释。

城、陵、寺——礼制空间格局的构建

考古发现的吴越国高等级墓葬，主要见于杭州城和衣锦军一带，钱氏诸王陵寝多营建于此，周边塔院经幢遍布。除形制演变、丧葬制度、器物服御外，与会学者还聚焦于城陵寺空间关系、轴线朝向规划、堪舆选址理念等问题的综合解读。

除杭州和临安外，苏州还留存有钱元璙墓、七子山一号墓等吴越国高等级墓葬。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墓葬所在的七子山麓及九龙坞区域进行了调查勘探，纠正了“九龙坞”地名的附会，明确钱元璙墓与七子山一号墓的相对位置。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书玉提出，对比临安和杭州等地的钱氏高等级墓葬，钱元璙墓的地貌景观完全符合吴越国高等级墓葬普遍采用的“背山面水、居中偏南、两侧护山”选址模式，与之配套修建有荐福寺，应当受到了隋唐以来堪舆理念的影响。

吴越国文化遗存在临安的分布，可概括为“一城护三陵、佛寺星罗布”的格局，城、陵、寺的礼制空间关系值得深入研究。浙大城市学院教授杜正贤提出康陵作为钱氏第三代陵寝，结构大小有严格规制。墓内彩绘壁画保存完好，四神像、十二生肖神像和大量精美的秘色瓷、玉器等珍贵文物，对理解陵墓规制、葬制等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南开大学教授刘毅认为，五代十国的城市和陵墓呈现鲜明的地域特色，有别于唐宋时期的统一体系，实质反映出地方中心的构建问题。其渊源可从两方面考察：一是地域文化传统的长期积淀；二是“中原争霸”格局下的自立诉求。通过都城营建、陵寝规划等实践，构建割据政权的合法性。衣锦城的营建除防御作用外，初始是否兼顾陵墓礼制功能，或是后期转化的结果，尚待进一步辨析。城址与陵墓的空间轴线对应关系是理解“城陵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汪勃提出，需厘清衣锦城内建筑群组轴线之间的内在关联，确定层级建成体系。衣锦城与光孝明因寺、钱氏家族陵墓、临安城乃至南宋皇陵之间存在的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天文观值得深入研究，钱氏陵墓中发现的天文图、二十八宿、十二地支等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科学宇宙模型。

交通与水利——防御策略与地方治理

自文穆王钱元瓘起，杭州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均已成为吴越国的中心，曾经建有太庙、祖先坟茔的衣锦城，政治地位渐趋式微，从临安县治和衣锦军行政区划变迁也可发现端倪。浙江省博物馆研究馆员黎毓馨从出土的康陵墓志、传世的钱弘俶批奏和文献资料三方面考证，以“临安县”更名“安国县”和“安国衣锦城”更名“衣锦兴国军”的记载，提出衣锦军从吴越国早期偏重礼制、军事等功能性城池，后期转为与州府同等偏重民政并有属县的城池。但杭州城与衣锦城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从地理位置来看，两城还存在着互为战略支撑的作用。浙江大学副教授陈志坚提出吴越国“西线战略”的概念，认为杭州西接南唐缺乏防御纵深，而衣锦城的营建则提供了关键军事节点，并转移了交通重心。杭州城与衣锦城的关系接近于“国都”与“副都”，中间置龙泉都加强联系，并增置军镇，共同构建起西境的防御空间。

吴越国政权重视水利治理，在多地都发现有这一时期的水利遗存。后梁开平四年（910），钱镠征调民夫修筑捍海塘。目前杭州城内已发现了多处吴越国时期的捍海塘遗址，较为完整地揭示了其主体结构形制、修建工序和工程做法。宁波东钱湖四岸开有七堰，以钱堰居首，历来观点均认为其始建于盛唐年间。2024年至2026年，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对钱堰所在的前堰头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研究馆员李永宁报告了水利遗存的重要发现，认为东钱湖钱堰水利系统始建于吴越国早期，七堰六塘四碶共同建设，是吴越国重视水利民生的体现。

浙江大学教授林留根认为，要系统梳理吴越国水系分布与道路体系，关注山地环境与中原地区的交通廊道。吴越国的水利建设和工艺体系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杭州捍海塘、东钱湖钱堰和水闸等遗存反映出社会治理对海潮、河湖等自然环境的调控。对水利建设等基础设施的研究，为理解该地方政权的生产力水平、国家治理能力及文明高度拓展了多维视角。

吴越秘色——秘色瓷的生产流通与传承

唐代诗作中提及的秘色瓷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法门寺地宫考古证实后，关于其名称、产地、传承等问题亦聚讼不已。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谢西营从生产状况、消费对象和流通渠道三个方面对吴越国秘色瓷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证。以瓷质匣钵的分期统计来看，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的烧制历史为晚唐五代时期。五代“秘色瓷”与“瓷器”已非同类，北宋文献所称“秘色瓷”更是从进贡角度而言的另外概念。秘色瓷的消费对象包括中原王朝、吴越国内部及辽、南汉、杨吴等周边政权。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流通环节，海路和陆路均发挥过重要作用。秘色瓷作为吴越国时期的地域名品，除保障钱氏贵族自用外，还成为外贸和贡奉的重要物品。

南开大学教授刘毅提出，秘色瓷的相关问题得以逐步澄清。历代文献记载中秘色瓷与吴越王室似乎存在必然联系，但从考古发现来看，秘色瓷的出现要早于吴越国，并非吴越国专属。张学锋认为，秘色瓷下限止于北宋开宝年间，与唐末五代变革的延续相符，至宋真宗时期北宋制度才逐渐确定。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实施以来，吴越国考古研究项目取得了丰硕成果。已出版《吴越国文物遗存研究》《吴越——五代十国时期的东南乐土》等专著和图录，发表考古发掘简报两篇，一批研究成果将按计划陆续刊布。以吴越国文物资源信息为基础的数据库也在加快搭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傅峥嵘介绍，该数据库整合了不可移动文物名录、考古研究成果和古籍文献等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关键数据支撑。

吴越古今路，沧波朝夕流。本次学术研讨会系统呈现了五代城市考古的最新发现与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了五代十国“承唐启宋”的时代特征。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吴越国考古应在发掘中精细操作，在研究中开拓视野，进一步突破时空界限，在更广阔的唐宋变革背景框架下，加强与中原王朝及周边政权的比较研究，深化对东南地区政治格局、贸易网络与文化交流的整体认识。考古成果的活化利用与数字化建设，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服务开辟了新路径。随着“吴越国考古（2025—2030）”项目的深入推进，吴越国考古研究正步入多地联合、多元视角、多学科融合的新阶段，为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贡献更为丰厚的学术积累。

（供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执笔：刘青彬 刘倩 赵佳罗 焦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