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作为祭祀孔子的神圣场所，是中国礼制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曲阜孔庙居“天下文庙之首”，其遗存碑刻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更成为还原历史原貌的关键实证。东汉永寿二年（156）所立《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素以“瘦劲如铁、变化若龙”的隶书造诣为金石学者所推崇，然其碑文所载的“造立礼器”清单，却也是研究东汉孔庙祭祀制度不可多得的实物材料。

《礼器碑》祭孔礼器考释

东汉鲁相韩敕在刊立《礼器碑》时，为了彰显功德，特意将修葺孔庙、添置礼器的盛举勒石记功。碑文核心段落云：“君于是造立礼器，乐之音符，钟磬瑟鼓，雷洗觞觚，爵鹿柤梪，笾柉禁壶。”短短二十余字，描述了东汉孔庙祭器“乐悬”“酒器”与“食器”三大序列。

乐悬：“钟磬瑟鼓” “乐之音符”领起四器，确立“礼乐相须”的基本格局。钟与磬：钟为金、磬为石，合称“金石之乐”，为三代以降最高礼乐等级。钟磬齐鸣不仅是为了营造庄严肃穆的氛围，更是“德音之声”的具象化。瑟与鼓：瑟为拨弦乐器，鼓为击节乐器。它们与钟磬配合，构成了祭祀雅乐的旋律主体。

酒器：“雷洗觞觚爵壶” 酒为通神之媒。此组器物，完整展现了汉代孔庙祭祀中的“沃盥”与“献酌”环节。雷（罍）与洗：这里的“雷”通“罍”，是一种大型的盛酒器或盛水器；“洗”则是用于祭祀前洗手的专用器皿（沃盥礼）。觞与觚：饮酒器。“觞”多为木制或陶制，有双耳；“觚”则为圈足，腹与足之间呈喇叭状外撇。它们是祭祀过程中供奉醴酒的基础容器。爵与鹿：古代用于温酒和斟酒的器皿。在孔庙祭祀中，“爵”通常用于“初献”之礼，地位最尊；鹿通“角”，亦是一种酒器。与爵并列，同入孔庙献酌之器。壶：盛酒器，与爵、觚等配合使用。

食器：“鹿柤梪，笾柉禁” 祭祀不仅要敬酒，更要供奉牛羊猪等牺牲制成的“粢盛”（熟食）。柤（俎）：“柤”即“俎”，是切肉用的砧板。在祭祀中，牺牲煮熟后，需陈放在俎上进行切割和供奉。梪（豆）：“豆”是一种高足盘，主要用于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或小型祭品。豆俎组合，构成了完整的“牲牢”陈设。笾：竹编的圆形盛食器，主要用于盛放干果、蜜饯等素食祭品。

柉（棜）与禁：“柉”即“棜”，是一种无足的长方形器座，专门用来承托酒尊；“禁”则是承放酒器的长方形木案。

阙里孔庙礼器制度演进脉络

先秦至西汉  孔子逝世后，弟子“以三代之礼”为其举行葬礼，并在墓侧结庐守墓。鲁哀公因故宅立庙（前478），仅陈衣、冠、琴、车、书等遗物，并命孔子子孙“岁时奉祀”，祭孔仅停留在孔氏家祠层面。西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开帝王祭孔之先，然系临时设牲，未常设祭器；终西汉之世，孔庙器用未见官方颁定组合。

东汉 东汉光武、明、章诸帝先后幸鲁。元和二年（85），章帝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子，赐钟磬、奏六代乐，留铜牛尊、象尊、雷纹尊、山纹尊、陶太尊、明水瓶各一于庙中。此为文献所见帝王首次向孔庙留赠礼器，国家礼制由此入阙里。

永寿二年韩敕勒石，则第一次以碑刻实物将地方守臣置办的全套器单定格下来，补《史记》《汉书》详牲牢而略器数之缺。彼时的礼器组合虽已具备礼乐雏形，但仍带有一定的地方性与简朴性（多为木制、陶制）。

魏晋至隋唐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战乱频仍，但各政权出于维护正统的需要，大多对孔子尊崇有加，孔庙建制得以延续。到了唐代，孔庙祭祀迎来了制度性飞跃。贞观四年（630）诏天下州县立庙，孔庙由圣裔私祀转为全国学制标配。《开元礼》明定“国学笾豆各十、州县各八”，以盛食器之数直接划定祭祀等级，彻底脱离汉代地方随意布置；器材质仍主陶、木，仅国子监少量使用铜尊爵。

宋金元 宋代是儒家礼学高度发达的时期，也是孔庙祭器精细化的重要阶段。宋徽宗《政和五礼新仪》确立“六尊”（牺、象、著、壶、大、山）与簠簋笾豆配列制度，政和六年（1116），朝廷曾向孔庙颁赐包括罍、洗、簠、簋、笾、豆、象尊、牺尊等及三献祭服在内的全套礼器，这是宋代国家礼制在孔庙器物上的直接体现。金明昌五年（1194）朝廷专赐登歌乐一部，配套钟、磬、笙、竽全套演奏乐器，次年补三献法服，中原雅乐绵延未断。

曲阜孔庙的祭器状况在元代得到了一次珍贵的实物印证。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孔子五十三世孙孔淑赴苏州监造祭器，凡一千七百有三件，严格依宋六尊、簠簋、豆爵之制，廉希贡赠汉釜为范、完颜贞供倭木制俎，事后刊《阙里庙祭器记碑》（今存孔庙崇圣祠前）。此事揭示了元代“中央定礼—圣裔执行—官绅捐助”三位一体的国家礼制运作链条，使宋代礼文在元代阙里得以恢复与延续。

明清时期  明代基本沿袭宋制，明洪武七年专门颁赐成套瓷器祭器，内含酒盏125件，各类酒尊、毛血盘、笾豆碟480件，同时配齐钟、磬、琴、瑟等全套登歌乐器与乐舞生服饰，以陶瓷礼器作为地方文庙通用标准，奠定明清常规祭祀器物基础；正德初年，刘六、刘七农民起义攻入曲阜阙里，大肆损毁原有祭器。战乱平息后，朝廷稽考《阙里志》《大明集礼》礼器图谱，重铸青铜簠25件、簋19件、豆175件、铡7件、爵3件、编钟2件，底铭“阙里祭，正德丁丑冬吉，知府罗凤督造”，相关造器经过完整记录于西斋宿罗凤记事碣、祝文碑。

清时，孔庙祭祀被抬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礼器制度也趋于集大成。孔庙礼器的一大显著特征是“朝廷颁赐”的常态化与制度化，御赐次数之多、品级之高、保存之完整均为历代之冠，极大丰富了孔庙礼器的物质构成与文化内涵。康熙五十八年（1719），朝廷向曲阜孔庙颁赐“中和韶乐”一副，其中包括八卦纹铜鎏金编钟16枚、编磬16枚及琴、瑟、笙、箫等全套乐器。雍正十年（1732）赐黄地缠枝牡丹纹铜胎画珐琅五供（含香鼎、烛台、花瓶、香盒及松竹梅二树），配金龙朱漆几。乾隆皇帝不仅多次亲诣曲阜致祭，更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向曲阜孔庙御颁了一批极具历史价值的青铜祭器“商周十供”，即乾隆帝仿太学之例，将内府所藏的“姬朝铜器”颁至阙里，包括周夔凤豆、周宝簠、周伯彝、周牺尊、周亚尊（商兽面纹觚）、周饕餮甗、周蟠夔敦、周四足鬲、周册卣（商“册父乙”卣）、周木鼎（商“木工册”鼎），并配《御制周范礼器图说》与花梨供桌，特旨“世守勿替”。又乾隆三十年（1765）颁铜鎏金镈钟两件（夹钟、南吕），铭“功成作乐”“协和万邦”，以古乐重器隐喻盛世文治。明清两代由地方督造到内廷颁赐，孔庙礼器终成国家正统之物质标识。

孔庙礼器“器以载礼”的文化与政治内涵

形制等级：儒家礼乐的可视密码 《礼记・礼器》提出“礼有以多为贵者，以大为贵者，以高为贵者……”孔庙礼器材质、数量、组合形制的差别，正是这套等级思想的直观呈现。自《礼器碑》所载东汉木、陶简易礼器起，孔庙礼器形制始终随国家礼制不断细化等级标准。不同材质、规格、数量的礼器对应不同祭祀规格，依靠有形器物将抽象的“尊卑有序、礼乐分等”理念落地，让礼乐等级秩序具备可视、可感知的实物形态，这也是“器以载礼”最基础的文化内核。

礼器颁赐、地方捐造作为王朝确立正统的物化手段 御赐礼器从来不只尊孔，而是以圣域为场域宣示道统承接。历代帝王向阙里孔庙颁赐成套礼器，并非单纯出于尊孔崇文。本质是借阙里这一文化地标，将本朝写入儒家法统谱序。官方颁赐搭建起孔庙礼器制度的顶层框架，但仅依靠中央供给难以长久维系完整祭祀器物，地方官员与士绅自发捐造、监造礼器，成为国家礼制落地运行不可或缺的基础补充。明成化监察御史林诚、弘治二年山东巡抚钱钺、正德十五年兖州知府罗凤、万历十七年山东巡抚李戴等相继制造的簋、盨、鼎等礼器，充分反映了地方精英阶层对儒家道统的维护与认同。

《礼器碑》刊立已逾一千八百载，其以“瘦劲如铁”的书法艺术震撼人心，更以翔实的“礼器”清单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汉代孔庙祭祀现场的时空之门。孔庙祭器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们作为“物”的存在，更在于其所承载的“礼”与“乐”的精神内核。

（作者单位：曲阜市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 曲阜市文物保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