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长春市北郊、伊通河西岸的小城子古城是长春市区内仅有的一座古代城址，地铁八号线“小城子街站”即以此得名。民国《长春县志》记载：“小城子在县北乡三区十八里，因周围土埂隆然，仿佛昔年之城址，故名之曰小城子。耕于是者亦时获有古代之钱云。”另据口述史料，小城子屯始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来此垦荒的山东移民，因见有古城废墟“其方圆约三百亩左右，内有房屋痕迹，四周有高土残垣，便以古城遗址称此屯为小城子。”
尽管小城子古城规模较小，但对于探讨长春早期城市史却尤为重要。李健才根据该城“呈长方形”的平面形态与相对距离，推定其为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中提到的“宽城子在厅北五十里，设废年无考”的宽城子古城。张博泉则进一步考证，将其定为金代的“斡母城”，即斡母谋克的治所（谋克相当于县），元代沿用为驿站。以上观点自1990年代提出之后逐渐被学界采纳，影响颇为深远。
相比历史地理方面的热烈讨论，对小城子古城的考古工作可谓寥寥无几。1987年出版的《长春市文物志》依据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调查结果，对古城的平面、周长、遗物方面进行了简略介绍。1998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春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对古城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实际发掘面积354平方米，发现灰坑7个，出土了大量砖、瓦以及少量陶瓷残片、铁镞、铜钱等遗物。此后将近30年的时间内，再未见有针对该城的调查、发掘和研究。
为了进一步明确小城子古城的平面形态、使用年代以及性质问题，2026年4月，对古城进行了细致踏查，根据本次调查所采集的陶瓷标本，结合历史卫星影像以及1998年的发掘材料，对上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小城子现属兰家镇管辖，城址东临伊通河、西临北亚泰大街、北临绕城高速，哈大高铁高架桥从古城西北角穿过。城址南半部被现代民居完全占据，北半部主要为耕地、林地和大棚。由于近、现代聚落的侵占和破坏，小城子城墙的保存状态极差，南城墙已被完全破坏，东墙北段在卫星影像中尚有残迹，但在地表上已经很难观察，西墙同样难以辨认。北墙因整体被叠压在现代水坝之下而得以保存，该水坝高约3米，呈东西走向，与伊通河垂直，现已废弃，水坝的中段有几处取土形成的纵向剖面，其内部堆积松软，未发现明确的城墙夯土，推测墙体应埋在更深处，尚未暴露。
关于古城的平面形态。《长春市文物志》中对城垣的描述如下：“古城平面呈长方形。据测量，该城东西长大约500米，南北宽大约250余米，残存城墙高1.5米左右，墙基宽10米左右。城门和城墙的附属设施已无法辨认。城墙由黄褐色土夯筑而成。由于年代久远，现在部分城墙和城内遗迹已不好辨认，尤其南墙的大部分已被压在农民住房之下，北墙也被压在土坝之下，现坝高达3米左右。墙外有宽10米左右的护城河一周，绕城后向东流入伊通河，现已干涸。”1998年发表的《长春市奋进乡小城子古城发掘简报》则基本沿袭了前者的数据，认为“其东西宽500米，南北长约250米。古城址南墙、西墙被民房覆盖，无任何迹象，北墙为堤掩埋，东墙残存长30米，墙基残宽约10米，残高1.20米左右”。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发现，关于城墙的轮廓复原实际上存在矛盾之处，在北墙被水坝叠压、南墙被村落覆盖、西墙被民居破坏、东墙仅存残段的情况下，如何测得南、北城墙的长度？
实际上，在民国《长春县志》中，与小城子并列的库尔金堆、偏脸城等十座古城均言明其各自周长，且多精确到丈，唯独对小城子的周长语焉不详。可以推测，大体在民国时期，小城子城墙的整体轮廓即已不完整。20世纪80年代的“二普”调查对城墙的长、宽应为估测，尤其是北墙的数据，很可能是将部分水坝的长度误入其中。通过观察拍摄于1970年的锁眼卫星照片，我们认为小城子古城应当还是一座方形城址，这也是分布于长春周边农安、德惠、九台等地的数十座辽金古城的最普遍的平面形态。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北墙在1970年即已被水坝叠压。东墙的轮廓最为清晰，起止点明确。西墙、南墙虽然不够清晰，但仍然可以根据现代道路和院落的走势来推测墙体的“遗痕”。在小城子屯中部，有一道南北向与东墙平行的村路，其走向应与城墙有关，其东侧有一条深色阴影，可初步推测为西墙所在。小城子屯东南侧的南起第一排民居与第二排民居之间存在一道规整的空地，与北墙平行，这里应当是南墙的位置，此处还有一道西北—东南走向的倾斜道路，很可能是连接古城的西门、南门而形成的。综上，根据城内现代道路、院落的走向，我们可以大体复原出城墙的平面形态（图一）：城址呈正方形，朝向东南，方向约156°，根据卫星影像测算，古城边长约325米，周长约1300米，总面积约10.6万平方米。
城内北半部现今仍有大片耕地，我们对其进行了踏查，尽管未发现任何建筑台基，但整个城址的北半部的地表均发现有布纹瓦残片，以西北隅、东北隅两处最为密集，推测至少存在两组大型建筑。北城的中部地带瓦片稀少，从简报所附现场照片来看，1998年的发掘区很可能布设在此，因此除了灰坑之外并未发现房址。
城内地表除了大量的瓦砾之外，只发现极其零星的陶片、瓷片，选取四件典型标本介绍。刻划人物纹板瓦（CKX：1） 泥质灰陶，内施布纹，外阴刻人物纹，残存头部，圆目，长鼻，无发，头顶有两道斜出线条，整体似为行脚僧的形象，残长8.4厘米、残宽6.5厘米、厚1.5厘米（图二：11、图三）。布纹板瓦（CKX：2） 泥质灰陶，系板瓦前段，端部抹圆，内侧近端部有一道凹弦纹，应系工具痕，残长5.8厘米、残宽8.7厘米、厚1.7厘米（图二：1）。化妆白瓷罐类腹片（CKX：3） 胎色灰黄，胎质粗疏，外施白釉，内施酱釉，残长6.7厘米、厚约2厘米（图二：13）。化妆白瓷碗盘类腹片（CKX：4） 灰白胎，胎质较粗，内外施白釉，残长1.8厘米、厚0.5厘米（图二：12）。
关于城址的年代。《长春市文物志》认为“根据古城内外所出的遗物可以断定，此城应为辽金时代所建”。1998年的发掘简报同样认为“这是一处辽金时代古城址”。实际上1998年的发掘出土遗物较少，包括三件铁镞（其中一件附有骨质鸣镝）（图四：2、4、6），一件瓷碗口沿（图四：1），一件铜簪（图四：3）和一枚唐代的“乾元重宝”（图四：5）。除铜钱之外，瓷碗口沿（H7：3）的年代最为明确，其胎体轻薄，外壁刻划莲瓣纹，应为金代中晚期定窑产品。H7为③层下开口，打破生土，是最早的遗迹单位（图四：7、8），仅从发掘情况来看，小城子古城的年代上限应在金代中晚期。从调查情况看，采集陶器口沿均为方唇口或者小折沿（图四：5、6），未见金代中晚期吉林中、西部地区最为流行的卷沿陶器，而与长春南郊的东照地遗址出土陶器更为接近，该遗址被发掘者定为元末明初。此外，该城陶瓷遗存十分稀少，仅采集到两片元代晚期磁州窑瓷器腹片（图二：12、13）。因此，城址的年代下限可定在元末明初。
长春周边辽金元时期城址的地表遗存组合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其中金代中晚期城址以九台和气古城、二道区房城子古城、双阳区东营城子古城为代表，地表多见有大量的定窑白瓷和冮官屯窑化妆白瓷。小城子古城存在大面积建筑址，但地表完全缺失金代中晚期陶瓷遗存，与周边金代城址的普遍面貌相差甚远，与瓷器使用较少的元代城址更为接近。因此，对于城址的主要使用年代，我们倾向为元代。
前文已探明小城子城垣为方形而非长方形，则“古宽城子说”无法成立，宽城子应另有其地。城址主体年代为元代，缺少与谋克级别城址相称的金代遗存，则金代“斡母城说”也无法成立。因此，小城子古城的性质还需从其年代出发，根据笔者的调查，松嫩平原地区的元代城址（即包含元代遗存的城址）寥寥无几，而伊通河、饮马河中游区域是少见的核心区，其中伊通河流域主要有伊通县大营城子、宽城区小城子、农安县库金堆古城这三座城址，体量基本相当。笔者认为，包括小城子在内的这三座城址很可能与元末明初割据辽东的纳哈出有关。
纳哈出是名将木华黎后裔，元末曾为太平路万户，元亡后任北元辽阳行省左丞相、太尉，聚集部众二十余万屯驻金山（今双辽境内）与明军对抗，盘踞经营海西地区近二十年，其“人畜辎重富于元主”，是东北地区最为强劲的故元势力。纳哈出分兵三营“一曰榆林深处，一曰养鹅庄，一曰龙安一秃河，辎重富盛，畜牧蕃息，虏主数招之不往”。明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命冯胜统二十万大军北伐，行过金山，纳哈出遣使愿降，冯胜命蓝玉往一秃河（即伊通河）受其降，可知伊通河一营是纳哈出的牙帐所在。明军最终在伊通河、饮马河及附近的松花江北一带收服其部众二十余万，随后朱元璋亲封其为海西侯，并赐铁券。根据明军从金山（双辽）、信州（秦家屯）、亦迷河（饮马河）的行进踪迹来看，纳哈出的受降地应当就在宽城区小城子古城至农安库金堆古城附近。小城子的主体使用年代及所处位置与纳哈出割据的年代及活动地域相符合，在伊通河元代诸城中等级最高，出土的各式铁镞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采集刻划僧侣纹板瓦暗示佛教建筑的存在，因此该城很可能是纳哈出在海西地区的核心城寨之一。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长春市文物保护中心 执笔：赵里萌 王海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