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辽河、松花江和黑龙江为重心的东北地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工作的正式开展，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之一（赵宾福，2021）。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考古工作者在东北地区开展了大量的田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虽然学者们对东北各地不同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辨析、时空框架的构建和文化谱系的梳理等研究工作一直没有中断，但能从整个东北地区出发，具有完整性和体系化的学术著作至今屈指可数。2025年，由吉林大学赵宾福先生主编的《新石器时代的东北：文化、生业、社会研究》（全三册）丛书正式出版，丛书之一《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研究》（以下简称《东北新石器》）由四川大学杜战伟副教授完成，学界的长久期盼终于成为现实。
主要内容
《东北新石器》全书共55万字，包括11大章、57小节，大致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文化辨析和年代学研究。《东北新石器》把东北地区划分为9个区域，将目前所见的所有新石器时代遗存全部纳入43支“有名有姓”的考古学文化，并明确了每一支考古学文化的典型遗址、分布范围、持续年代和文化内涵。具体如下：辽东南地区，共有小珠山下层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偏堡子文化和小珠山上层文化5支考古学文化；辽西地区，共有小河西文化、西梁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哈民忙哈文化、南宝力皋吐类型和道老杜遗存9支考古学文化；辽东北地区，共有新乐下层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偏堡子文化和北沟文化4支考古学文化；西流松花江流域，共有左家山下层文化、大青川遗存和左家山上层文化3支考古学文化；嫩江流域，共有后套木嘎一期遗存、双塔一期文化、黄家围子文化、左家山下层文化、后套木嘎三期文化、后套木嘎四期遗存、哈民忙哈文化和昂昂溪文化8支考古学文化；海拉尔流域，共有哈克一期遗存、辉河水坝一期遗存、哈克文化和辉河水坝二期遗存4支考古学文化；乌苏里江流域，共有小南山一期遗存、小南山文化、新开流文化、小南山四期遗存、小南山五期遗存、石灰场下层文化6支考古学文化；图们江流域，共有以迎花南山H1为代表的遗存、兴城下层文化和金谷文化3支考古学文化；牡丹江流域，共有振兴文化、亚布力文化、莺歌岭下层文化3支考古学文化。需要说明的是，这43支考古学文化并非简单9个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数量总和，一些考古学文化明显横跨了两个区域，如偏堡子文化在辽东南和辽东北均有分布，哈民忙哈文化在辽西地区和嫩江流域均能见到，石灰场下层文化在乌苏里江和牡丹江流域均有分布。
第二部分，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研究。《东北新石器》把9个区域43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都“串联”了起来，进行了系统的时空框架构建和文化谱系研究。首先是在单个考古学文化年代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9个区域的横向比较，把东北新石器考古学文化整体划分为11个小时段和4个大时代，为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做了充分的准备。其次以器表装饰为切入点，将东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五大系统。之后更进一步，将源于辽西小河西文化的之字纹系统、源于辽东北水洞下层的刻划纹系统、源于乌苏里江小南山一期的点线纹系统和可能源于嫩江流域双塔一期的堆纹系统归入“原生型文化系统”，将绳纹系统划分为“次生型文化系统”。最后以4个大时代、11个小时段为时间坐标，以文化系统为单位，对公元前1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各文化系统的互动和文化格局的变迁进行了生动描绘。
主要特点
作为一名东北新石器研究的初学者，笔者认为《东北新石器》至少体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学术传承性。2003年，由赵宾福先生完成的《东北石器时代考古》出版，这是21世纪第一本关于东北地区石器时代考古的综合性研究专著。2009年至2014年，杜战伟在赵宾福先生的指导下，硕博连读，完成其博士毕业论文《中国东北南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研究》。毕业后的10年，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继续补充完成东北北部地区的相关研究。从2009年到2025年，十六年磨一剑，最终圆满完成了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学术接力。
二是学术前沿性。20多年前，赵宾福先生的《东北石器时代考古》梳理了东北地区8个区域当时所有的30支考古学文化。2025年，杜战伟的《东北新石器》以《东北石器时代考古》为蓝本，整理出东北地区9个区域内的43支考古学文化。从“30”到“43”，这一变化的根源在于，进入21世纪，东北地区特别是在辽西地区和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田野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这为东北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宝贵契机。如辽西地区的哈民忙哈遗址、南宝力皋吐遗址，嫩江流域的后套木嘎遗址、双塔遗址、洪河遗址，这些重要遗址的发掘和相关遗存的发现，或能充实、深化原有的考古学文化内涵，或使提出、命名一些新的考古学文化成为可能。《东北新石器》紧盯考古新发现，紧扣学术最前沿，充分利用相关考古新材料和学术新成果，构建起分布地域全面、时间刻度精确、文化内涵丰富的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和文化谱系。
三是学术创新性。《东北新石器》不仅有对新材料的补充和对老问题的深化，还有一些创新性的认识。如在考古学文化辨识方面，首次将辽西地区学术界认为属于哈民忙哈文化的道老杜遗存辨识出来，另立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明确指出，这类遗存为红山文化的流向提供了新线索。又如在文化系统的划分方面，在已有研究的“之字纹系统”“刻划纹系统”“泥条堆纹系统”“点线纹系统”等东北新石器文化系统群的基础上，增加了绳纹系统，将东北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统归为五大系统。再如在文化格局分布方面，得出了一些重要认识：在查海时代，之字纹、点线纹、堆纹三大系统“三元并立”，之字纹系统南下北上；在仰韶时代前期，之字纹专注东进，点线纹西进南下，二者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在仰韶时代后期，之字纹与点线纹形成东西对峙的局面，各种文化系统形成“多元并立”的格局；在龙山时代，之字纹和点线纹最终退出东北地区，堆纹、绳纹和刻划纹三个系统在东北形成“三强并立”的格局。
需要讨论的三个方面
由于涉及区域广袤、材料繁杂、观点多样，《东北新石器》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空间和讨论的余地。
第一，个别区域研究有待补充。尽管《东北新石器》是目前涉及范围最全面的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专著之一，但在划分的9个区域中，缺少黑龙江流域中游的相关内容。
第二，部分重要年代还需讨论。《东北新石器》将乌苏里江的石灰场下层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晚期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400年。如果这一认识无误，那么乌苏里江新石器时代的下限无疑是公元前1400年，但这与全书将公元前2000年视为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结束、青铜时代开始的统一时间界线似有矛盾。
第三，一些表达形式有待统一。《东北新石器》前九章最后一节均为对某一地区或某一流域的编年序列总结，小节标题有“编年坐标”“编年序列”和“编年”三种不同的称谓。从形式上看，如果这些表述能够统一，整个著作会更加完美。
一点感悟
从1921年瑞典学者安徒生命名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到1959年夏鼐将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基本理论介绍给国内学者，再到1981年苏秉琦先生倡导利用区系类型理论研究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已然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重要内容。赵宾福先生在《东北新石器》序言中的精辟论述发人深省：“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的研究，主要包括时空框架的构建、谱系格局的探究，生业结构的分析、社会情境的窥视四个方面。其中前两项为基础研究，目标是把考古学文化找出来，把考古学文化串起来，让考古学文化动起来。后两项是专题研究，目标是让考古学文化活起来。基础研究是专题研究的基础，专题研究要以基础研究为前提。”笔者理解，基础研究的三个目标既是新石器考古研究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三个基本程序，也是具有内在联系的三个重要任务。这也就意味着，明确新石器时代每一类遗存的“姓名”“身份”“年龄”等问题，是新石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首要目标（赵宾福，2018），决不能因为“不认识”相关遗存，就刻意回避或有意抹黑“考古学文化”，也不能因为基础研究“费时费力”，就忽略或颠倒考古学研究的基本程序。杜战伟完成的《东北新石器》之所以能成为东北新石器时代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在研究过程中，“理直气壮”地使用了考古学文化，抽丝剥茧地找出了各种考古学文化。赵宾福先生主编的《新石器时代的东北：文化、生业、社会研究》（三卷本）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一个范本，就是严格遵循了考古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基础研究在先，专题研究在后。我们相信，随着《东北新石器》在内的《新石器时代的东北：文化、生业、社会研究》（全三册）的出版，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研究》
作者：杜战伟
出版社：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