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贵州在长征历史中占据关键地位,中央红军在此实现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红二、红六军团转战贵州多地,留下遵义会议会址、红军四渡赤水战役旧址、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等大量革命文物,构成完整的长征文物谱系。为落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战略,贵州出台《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提供了新时代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践经验。
《条例》的制度设计与革命文物保护核心要义
《条例》的立法背景与核心定位。贵州现有革命遗址遗迹2078处,革命类纪念馆(博物馆、陈列馆)55家。公布了三批革命文物名录,其中不可移动文物841处,可移动文物2707件(套)。红色资源分布广、类型多、保护难度大,《条例》聚焦“保护优先、强化传承,文化引领、科学规划,统筹推进、社会参与”原则,明确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涵盖中央红军及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活动的区域、线路及关联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文献资料等核心范围。相较于国家层面宏观政策,《条例》更具地方针对性,将革命文物保护作为公园建设的核心前提,通过专项立法制度赋能,破解以往保护中权责不清、保护不力、利用失度等问题。
《条例》中革命文物保护的制度创新。分级分类保护制度,《条例》明确县级以上文物主管部门需对长征遗址遗存开展全面调查、认定与建档,根据文物价值依法确定对应级别,实行“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四类功能区分级保护。多元主体协同保护机制,《条例》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多元体系。规定县级以上政府统筹保护工作,文化和旅游(文物)、发展和改革、财政等部门各司其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等通过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保护;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对破坏革命文物的行为依法追责。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解决以往“重申报、轻保护”“重利用、轻管理”的痛点。保护利用的协同范式,《条例》确立“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原则,统筹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城乡建设、民生改善的关系。禁止在革命文物保护范围内从事与保护无关的工程建设,同时支持结合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开展革命文物展示利用、红色研学、文化创意等活动,推动革命文物价值转化。
《条例》实施背景下贵州革命文物保护的实践成效
革命文物资源底数全面厘清,保护体系逐步完善。《条例》实施以来,贵州全面开展长征主题红色文化资源普查、公布革命文物名录。以《条例》为依据,编制《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贵州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规划》等,推进“1+3+8”标志性项目体系建设,“十四五”时期,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共支持革命文物保护项目139个,提升了一大批重要革命文物的保护修缮和展示利用水平。建立省级革命文物数据库,实现文物信息数字化建档、动态化管理,形成“调查—认定—建档—修缮—管理”的完整保护链条。
法治保障效能凸显,保护责任有效落实。依托《条例》,建立省级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将革命文物保护纳入市(州)党委、政府巡视巡察与绩效考核内容。文物主管部门扎实推进巡视巡察、文物督察暗访、日常巡查、包保责任、审计监督等“五项工作机制”。省、市两级建立了红色资源保护管理利用工作联席会议,成立贵州省重点红色场馆管理委员会,首批25个重点红色纪念场馆纳入管理,遵义会议纪念馆等重点红色纪念场馆提级归口管理。建立红色资源保护管理利用专家委员会,省级设立红色资源保护管理利用专项资金。形成“省级统筹、市县落实、基层管护”的责任体系,革命文物保护从“软任务”变为“硬约束”。
保护与利用深度融合,长征文化价值有效彰显。打造长征文化的“双子星”——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和《伟大转折》剧目,“红飘带”累计接待游客超120万人次,入选文化和旅游部2024年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示范“十佳案例”。《伟大转折》剧目演出1000余场,观众逾30万人次。建成木黄会师、困牛山战斗遗址等核心展示园。开展“重走长征路”研培体验、百名讲解员讲百年党史等,长征主题革命文物的教育功能进一步发挥。2024年遵义会议纪念馆累计参观游客912万余人次,创历史新高。革命文物从“静态保护”转向“活态传承”,成为弘扬长征精神、培育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
社会参与氛围浓厚,全民保护格局初步形成。各地成立红色文化保护志愿者队伍,企业、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革命文物修缮、文化创意开发;公众通过举报违法行为、参与志愿服务等方式,成为革命文物保护的重要力量。如习水县发动群众参与红军标语、战斗遗址保护,形成“人人守护红色遗产”的良好氛围,推动革命文物保护从“政府行为”向“社会行动”转变。以“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强渡乌江”等为核心的红色历史叙事,已成为贵州对外宣传的靓丽名片,显著提升了省域文化形象和文化自信。
贵州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现实短板
保护利用投入不足,区域发展不均衡。贵州革命文物分布广、多位于偏远山区,保护修缮、日常管护、安全防范等资金需求大。虽然《条例》明确政府需加大财政投入,但受地方财力限制,存在“重点文物重点保护、一般文物无力保护”的现象。同时,资金来源以政府财政为主,社会多方参与渠道有限、积极性不高,导致革命文物保护难以实现全域覆盖、均衡推进。
专业人才匮乏,保护技术水平有待提升。贵州高校、科研机构相关专业设置不足,专业保护人才短缺。基层文物部门人员编制少、专业能力薄弱,部分文物管护人员缺乏系统培训,难以应对文物修缮、数字化保护、风险监测等专业工作。此外,针对贵州喀斯特地貌、潮湿气候下革命文物(尤其是木质建筑、纸质文献、红色标语)的保护技术研究不足,文物病害治理、长效保存技术手段相对滞后。
保护力度不足,开发利用存在偏差。存在“重利用、轻保护”倾向,部分偏远地区革命遗址遗存存在年久失修、自然损毁、人为破坏等问题。一些革命文物展示利用同质化严重,主要依赖传统的“看房子、听讲解”模式,展示陈列、静态讲解仍是主流,互动性、体验性、参与性项目相对缺乏,缺乏深度挖掘与创新表达,长征文化内涵阐释不充分。部分修复后的文物因利用手段匮乏,仅能作为“展品”存在,未能与教育、旅游等业态深度融合。
跨区域协同不畅,整体性研究欠缺。长征线路跨多省份,贵州革命文物与周边省份长征文物关联性强,但当前保护以省内行政区域为界,与云南、四川等周边省份的协同联动不够。在文物资源共享、保护标准统一、文化研究等方面协作不足,导致长征文化线路完整性、系统性保护不足。同时,长征文化研究多聚焦单一事件和文物,对贵州长征文物的整体价值、历史脉络、文化内涵的系统性、跨学科研究不够,难以支撑革命文物高水平保护与传承。
法治引领下贵州革命文物保护的深化路径与创新策略
完善法治保障体系,强化刚性约束。健全配套法规制度,以《条例》为核心,制定革命文物保护修缮规范(导则)、数字化管理办法、文旅融合利用导则等配套文件,形成“1+N”法规体系。细化革命文物破坏行为追责条款,加大对违法开发、损毁文物行为的处罚力度,提升法规执行力。强化执法监督与考核,完善省级文物保护督察制度,建立常态化执法检查、专项督查、回头看等机制,确保《条例》落地见效。
构建多元资金保障机制,破解资金瓶颈。专项基金加大对偏远地区、低级别文物的倾斜,形成省、市、县三级财政联动投入机制。做好革命文物活化利用、保护修缮、展示利用等的立项和实施,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拓宽社会参与渠道,落实《条例》鼓励社会参与的规定,通过税收优惠、荣誉表彰等方式,引导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推广完善文物保护工程项目由市(州)管理、县(市、区)实施机制,提升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的执行率。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保护能力。强化人才培养与引进,支持高校开设文物保护、长征文化研究专业课程,培养本土专业人才;争取国家文物局在贵州设立国家级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基地);通过人才引进、柔性聘用等方式,吸引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专家、技术人才参与贵州革命文物保护。开展基层人才培训,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对基层文物管护人员开展文物修缮、数字化技术、安全管理等专业培训。组建省级革命文物保护专家库,为基层提供技术指导与专业咨询。
创新保护技术与利用模式,实现活态传承。推进数字化保护与展示,开发数字孪生应用。运用大数据、VR/AR等技术,开展革命文物数字化采集、修复与存储,建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官方网站及数字平台。创新展示方式,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红色文化场景,增强革命文物感染力与吸引力。开发红色数字藏品,丰富红色文创类型,推动形成红色数字产品矩阵。结合乡村振兴、民族文化传承,推动革命文物与民族村寨、自然生态、传统民俗融合发展;开发红色研学、红色演艺等特色项目,实现革命文物价值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形成多业态、多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
强化跨区域协同与系统研究,提升整体保护水平。鼓励科研机构、高校与文物保护部门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研究,拓展长征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建立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加强与长征沿线省份协作,建立四渡赤水等长征文物保护联盟,统一保护标准、共享资源信息、开展联合执法、打造跨区域红色文旅线路。推动贵州与周边省份联合申报长征文化线路和世界文化遗产,强化长征文化整体性保护。深化长征文化系统性研究,整合历史学、法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开展贵州长征文物历史价值、文化内涵、精神特质的系统性研究,推出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作者单位:贵州省文物局革命文物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