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碑刻、铜印:范式诚信形象考释

来源:中国文物报
作者:刘丽 高博文 刘群

诚信是中华传统伦理体系的重要内核。孔子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东汉名士范式,凭借“鸡黍之约”“千里奔丧”等生死信义故事载入史籍,两千年来广为流传。在两汉历史人物中,同时拥有完整正史传记、同期官方碑刻、本人墓葬成套出土文物三重佐证的人物十分稀少,范式是极具代表性的个案。三类史料互补互证,构建出真实、立体、可信的东汉信义士人形象。

传世文献中的范式:《后汉书》记载与史料源流考辨

范式事迹的原始文本,出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独行列传》卷八十一。原文记载: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泛。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克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邪?”对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范式的信义并非单次偶然行为:张劭病重离世,临终遗憾未能再见范式;下葬当日棺柩沉重无法挪动,范式闻讯素车白马千里奔赴汝南,亲自牵引灵绋送葬,棺柩方才顺利入土。

范式以两次跨越地域、贯穿生死的践约行为,将儒家“信”德推向极致。

范晔将范式归入《独行列传》。所谓“独行”,专指品行超凡、超越世俗寻常标准的士人。范式纯粹以极致信义入选,足以证明其在东汉士人群体中早已是信义标杆。

《后汉书》成书距离范式所处东汉中后期约三百年,但范晔修史大量参考东汉官方国史、汉末多家私修《后汉书》,史料底本来源可靠。历代文献持续转引、演绎范式故事:唐代《太平御览》人事部、礼仪部两处摘录范式鸡黍之交原文;宋代话本《清平山堂话本・死生交范张鸡黍》、元代宫天挺杂剧《范张鸡黍》、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范巨卿鸡黍死生交》,均以正史记载为蓝本进行文学改编。跨朝代、多体裁的文献传承,让范式信义故事影响深远。

碑刻实物:《范式碑》出土、形制与史料价值

如果说正史文字构建了范式的文本形象,那么《范式碑》则提供了时代更近的金石实物佐证。

《范式碑》俗称《范巨卿碑》,立于曹魏青龙三年(235年)正月,由山阳金乡县长薛氏主持,在范式墓前立祠刻碑;至南宋,碑石已迁移至济州任城。碑文主体隶书,碑额篆书十字:“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据宋代洪适金石著作《隶释》完整著录,原碑正文19行,每行33字,碑阴另刻立碑参与者题名四列。

此碑流传历经损毁与重见:宋代碑体完整,洪适完整录载碑文;宋元之后碑身断裂,埋入土中;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崔云芳于济宁州学西龙门坊水口寻获碑额;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李东琪在济宁学宫棂星门西侧发掘出碑身上半截残石,后世亦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出土的异说,今残石与碑额合藏于济宁市博物馆汉碑室。碑文字法承袭东汉成熟隶书风格,清代金石学者黄易在《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中评其“体势森严,神味完足”,是汉魏过渡阶段隶书代表性碑刻。

《范式碑》史料价值分为三层:

第一,补正史文字简略之处。碑文虽残损,但留存“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历迁荆州刺史、庐江太守,独行之士也”核心文字,补充《后汉书》未详载的荆州刺史任职履历,籍贯、终官、品行定位与正史完全对应,直接印证正史记载真实可信。

第二,金石实物证史,可信度优于后世传抄文献。碑刻由范式故乡县级官员主持镌刻立石,代表曹魏初年地方官方定论,可见范式在本土长期享有极高声望,并非后世文人虚构的道德人物。

第三,保存地方社会史料。碑阴四列题名完整记录曹魏初年参与立碑的士族、僚属、乡绅名单,为研究汉魏交替之际山阳金乡地方宗族、基层行政网络提供一手金石材料。

此外,宋代洪适《隶释》的《范式碑》跋语用“独行之士”四字概括范式品行,与《后汉书》列传定位相合。

出土印章:“范式印信”“范式之印”考古发现与汉代印信文化内涵

1962年春季,嘉祥县纸坊公社群众取土时意外发现大鼎山前的范式石室墓;1963年3月,相关文物部门对墓葬开展正式清理工作,并多方追回文物共计33件,包含铜刀、铜镜、釉陶器皿、玉钩以及两套核心铜质套印,现部分收藏于济宁市博物馆。

其中两套印信均为阴刻篆书,印文分别为“范式印信”“范式之印”;印纽为汉代流行辟邪造型,铸造工艺精良。因长期地下埋藏锈蚀固结,子印深陷母印内部无法拆解,至今未能取出。2023年山东曲阜举办“首届中华印信文化精品展”,“范式之印”曾公开展出。

从汉代印信制度与文化内涵分析,这套铜印具备特殊象征意义:古人云“印者,信也”,印章自产生起就是信用的物质载体,公私往来凭印为证,杜绝欺诈。范式一生以守信闻名,自用私印直接镌刻“印信”二字,并非偶然巧合,而是汉代“立信”文化与范式个人品格双向呼应的实物载体。一方铜印串联三层内涵:范式个体的诚信德行、汉代印章“凭印立信”的社会制度、中华民族重诺守信的传统价值观。

仅依靠传世文献,历史人物存在被质疑为文学虚构、传说附会的可能;而墓葬形制、时代特征、专属私印、成套出土器物等考古材料,以无可辩驳的实物,证实范式确有其人、归葬地与文献记载地理范围吻合。

三重证据互证逻辑与当代文化价值

传世文献、曹魏碑刻、东汉出土器物三类史料并非孤立存在,在时间、空间、文化三个维度形成严密互证链条。

时间维度递进印证。墓葬、印章、铜器等出土实物直接属于范式生活的东汉中后期;《范式碑》立于曹魏青龙三年(235年),距离范式辞世仅数十年,属于时人追述的近世实物记录;《后汉书》成书南朝,依托汉魏官方史料、私家史书整理成文。三者时代由近及远、实物在前、后世文献在后,层层支撑:碑刻校正传世文献缺载的官职细节,成套出土印信锁定墓主人真实身份,墓葬地理位置匹配碑刻、正史记载的籍贯。

空间地理完全统一。正史记载范式为山阳郡金乡人,故里即今山东金乡鸡黍镇;范式墓葬位于今嘉祥纸坊镇大鼎山前,东汉此地隶属山阳金乡县;《范式碑》曹魏初年立碑原址为范式墓前,南宋时迁至济州任城;范式全套出土文物均出自范式墓。文献籍贯、立碑原址、墓葬区位三者地理信息高度统一,不存在地域记载矛盾。

文化内核高度统一。三类史料全部围绕“诚信”核心展开:《后汉书》以“巨卿信士,必不乖违”评价其人;《范式碑》以“独行之士”概括其信义德行;出土私印以“印信”文字从物质层面具象化“信”的内涵。史书叙事记录守信事迹,碑刻铭文彰显道德声望,印章器物承载信用制度,文字、金石、器物三个载体共同塑造统一的信义范式形象。

三重证据叠加,让抽象的“诚信”拥有可考证、可观赏、可触摸的实物载体:阅读《后汉书》是从文字读懂诚信,观摩《范式碑》隶书是从石刻看见诚信,近距离观赏出土铜印是从器物感受诚信。多重史料支撑下,范式信义文化持续传承至今。金乡县依托范式典故被誉为“中国诚信之乡”,故里村落更名“鸡黍镇”,并修建二贤祠供奉范式、张劭;2009年金乡县还举办了“首届中国诚信文化节暨鸡黍诚信文化论坛”。这类地方文化建设,正是范式诚信精神跨越千年持续活化传承的现实体现。

范式能够长久作为中华诚信文化典范,不仅源于“鸡黍之约”“千里奔丧”等动人的道德故事,更依托碑刻、成套出土文物双重实物证明其人其事真实可考。本案例也为古代人物研究提供了学术启示:综合运用“传世文献—金石碑刻—考古出土器物”三重证据法,能够突破单一史料局限,规避文献传抄讹误、后世文学虚构带来的偏差,还原更贴近历史原貌的人物形象。

(本文系作者2026年度济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合作专项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6JSGX-XY007 作者单位:济宁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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