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天津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指间经纬——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藏南方少数民族织锦展”在天津博物馆展出。展览精选馆藏壮族、苗族、傣族、侗族、毛南族、瑶族、土家族、布依族、黎族9个民族的85件(套)织锦珍品。该展为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策划的巡展项目,陆续走进全国多家博物馆,受到好评。
一梭一线,一纹一样,在方寸织锦之间,镌刻着怎样的民族记忆?这场形制简约、内核厚重的展览背后,又藏着哪些匠心故事与文化深意?
其价如金,织锦的千年源流
“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东汉《释名》中的这句话,道出了“锦”字的分量。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工作人员吕梦雅介绍,丝织物名称多从绞丝旁,唯独“锦”从金字旁,因为锦是用两组或两组以上染色丝线织制的多重组织多彩提花丝织物,结构复杂、技艺精湛,历来被视为贵重的织物。中国织锦技艺起源久远,最早出现的是经锦,织物表面全由各色经线显花;隋唐时期,又出现纬向显花的纬锦。因其织造用功极重、价值如金,古时唯有身份尊贵者方能使用,是地位与审美的双重象征。
少数民族织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汉族织锦技艺的影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诸葛亮为开发“南中”,把蜀锦技艺带到云贵地区,使之有了“五彩织锦”,民间称作“武侯锦”“诸葛峒锦”。历经千年传承与创新,各民族织出各式各样的织锦,其中壮锦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我国“四大名锦”,俗称“土花铺盖”的土家锦被面,传承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
织锦在民族地区同样价值很高、备受珍视。大幅织锦多用作被面,许多还是嫁妆,是和妇女相伴一生的物件,因而制作往往不惜工本、精益求精。明明费工费力,为何非织不可?吕梦雅解释,“这源于人们爱美的天性,源于对生活的纯粹热爱和对美好的朴素追求。”
腹稿于心,织锦里的文化传承
展出的这批织锦,一部分源自当时的全国文物征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筹建之初,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函请各地妇联协助文物征集。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民族地区选送的藏品中都有织锦。为何这些省区不约而同地选了织锦?因为在当地,一提到女性,人们自然联想到织锦。织锦是体现少数民族女性技艺与记忆的手工业产品,其早已成为深入人心的民族文化载体。
少数民族女性从种棉、纺线开始,以蓝草、茜草等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给纱线染色,再上机织造。织锦之难,难在工艺流程,在汉族传统纺织技艺中,织锦首先需要绘制“意匠图”,依据“意匠图”挑花结本,这是最复杂、难度最高的一个环节,然后才能织造。但少数民族传统纺织文化没有“意匠图”,而是凭织造者的经验将花本信息设置保存在织机上,比如已故的湖南土家族工艺美术大师叶玉翠便能熟记一百多种织锦纹样,无需底稿、信手织来,栩栩如生。“织锦的过程很像编程,少数民族织锦女性能够掌握织机的机械原理,会挑花结本,她们就像质朴的民间‘工程师’和‘程序员’”吕梦雅说。
织锦上的纹样虽然各有来历,总体来说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土家锦的“椅子花”“桌子花”“桶盖花”“岩墙花”,纹样命名直白质朴,皆取材于日常家居器物;山川河流、花鸟虫鱼,皆能凝练成精巧纹饰,跃然锦面。壮族、土家族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织锦的姑娘为了织出美丽的图案日思夜想,终于在某一天得到灵感,把一切美好都转化为纹饰,进而织出了精美织锦。吕梦雅说,“她们就像民族的史官,把民族的传说和历史组织成纹样,一代一代传下来。”
返璞归真,呈现“本来的样子”
此次展览架构简约清晰、主次分明,前言介绍织锦的起源和历史发展,主体按9个民族分设板块,最后以结语收束,策展团队摒弃晦涩深奥的专业解读,兼顾大众观展认知水平。
很多观众面对有织锦装饰的少数民族背儿带(背儿带是南方少数民族用来背孩子的用具),说得最多的是“挺好看的,这是干什么的”。这句话触动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的展览工作团队,这些少数民族的日常用品同样是优秀的工艺美术品,但在观众眼中是那么陌生,所以,展览首先是要让它们被看见、被认识,才能让传统审美可感知、可传播。
在各地巡展的形式设计上,展览工作团队坚持呈现织锦“本来的样子”。比如有些织锦,原本是用作背面的,四周缝有蓝色棉布边,这些棉布边褪色或者不平整,是原始的使用痕迹,有些展览设计师觉得棉布边“不够美观”想将其隐藏,但这样观众看不到原始状态,会损失藏品的使用信息;还有些应竖放观赏的织锦被横过来悬挂,展览工作团队一一纠正。唯有原样陈列、完整呈现,才能精准传递真实的民族审美与文化内涵。
本次巡展的主视觉设计选用红、蓝、绿、黄等浓重热烈的单色,与少数民族织锦的审美气质相得益彰。展品遴选原则亦有讲究,优先选取纹样最具代表性的织锦,同时搭配民族服饰等其他类型展品,丰富了展示效果。吕梦雅说,织锦是平面视觉艺术,隔着展柜玻璃展出,视觉表现力本就有所折损,只有精选藏品,才能最大程度保障展陈效果,“我们希望观众在接受知识之外,能够体验到审美的乐趣。”
材料纹饰,融入基因的民族交融
由于部分南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区域相近、生活环境相似,加上世代通婚、交流,所以他们的织锦在纹饰上存在一定的趋同性。吕梦雅介绍,毛南族聚居于广西上南、下南两地,与壮族世代通婚,织锦技艺相互影响,比如两族织锦中都有带翅膀的龙纹,壮族称之为“龙”,毛南族称之为“雷公”,这种纹饰的趋同性曾让毛南锦一度被认作壮锦。
这类情况并非个例。一件曾被认定为瑶锦的藏品,后来被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壮族专家认出:“这是我们宾阳的壮锦。”不同民族的织锦,虽然有些纹样已融合到难以区分,但在整体用色上还是略有区别,比如壮锦多用红色,毛南锦常用黄、棕、蓝色。在湖南土家族聚居区生活的苗族向土家族学习织锦,有些纹样与土家锦相似,在配色与细节上却保留着自己的特色。民族之间的交融,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在织机上发生。
这种融合同样发生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在材质方面,汉族的云锦、蜀锦、宋锦均为纯丝织锦,经纬皆用桑蚕丝;少数民族织锦有的纯用棉,有的丝棉交织。壮锦、毛南锦就是典型的丝棉交织锦,这正是汉族丝织文化影响的印记。在纹饰方面,土家锦的“凤穿牡丹”,壮、毛南、侗、土家等民族共有的龙凤纹样,源头皆出自汉族传统文化,又与各民族文化结合,化作本民族织锦的元素。
一缕丝,一根棉,一经一纬,织进山川日月、飞鸟瑞兽,也织进一个族群的记忆与情感。从各地妇联的选送,到鉴定专家的反复甄别,到博物馆的库房保存,到展厅里的精心铺陈,博物馆人用多年的整理、研究与巡展,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对民族文脉、对女性记忆的讲述。“把这批织锦展示出去,让它被人看见、被人认识,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职责。”这种朴素的愿望,却有绵长的力量。各民族在经纬交错中互学互鉴、共生共荣,千丝万缕织就的,正是一幅绚丽璀璨、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长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