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中国青瓷的核心发源地和主要产地，被誉为“青瓷的故乡”。千百年来，青瓷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向外传播，成为中外文明交往的重要物质载体。在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暨“中非人文交流年”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古代中非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珍贵物证，浙江青瓷再度扬帆启航，亮相非洲西北端的摩洛哥。9月10日，由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拉巴特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的“青风海上来：浙江青瓷巡礼”展览，在摩洛哥拉巴特中国文化中心开幕。本次展览适逢中摩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是“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系列对外交流展的重要海外实践，也是浙江青瓷首次以专题展览形式在非洲大陆呈现。

展览根植于数十年浙江瓷窑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突出考古成果的学术底色，结合海外遗址调查与水下考古的实证发现，以青瓷为媒，勾勒出中非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历史图景。展览框架分为“窑火长红”“青瓷天下”“乘风跨洋”“交流使者”四个篇章，甄选各阶段代表性器物的复制展品，构建起本地生产—远洋传播—域外消费—深远影响的贸易叙事脉络。同步上线面向全球的数字云展，增设“含英咀华”专家访谈板块，从考古发现、学术研究、工艺传承三个维度拓展阐释。该展是浙江考古成果向海外展陈叙事的转化探索，具有本土考古积淀、域外调查实证、多元展陈传播等鲜明特征，展现了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悠久历史。

窑火长红：三千年窑业谱系的考古构建

浙江地貌形态以山地、丘陵为主，“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自然环境为古代瓷业生产提供了理想条件——丘陵山地便于搭建龙窑并提供充足的燃料和原料，密布的水网则提供生产用水和运输通道。考古资料显示，浙江瓷器烧造肇始于夏商之际，至清代龙泉窑业衰落，窑火绵延三千余年，构成世界上序列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的青瓷生产体系，在世界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综合窑址调查与发掘成果，浙江瓷业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形成了相应的四处窑业中心。第一阶段为夏商至战国时期，窑业中心位于浙北东苕溪下游地区，施青色釉的原始瓷器于此创烧。该区域已发现窑址150余处，具有烧制年代早、持续时间长、生产规模大、龙窑结构成熟等特点。到春秋末至战国早中期，原始青瓷生产工艺臻于成熟，形成浙江青瓷生产的第一个高峰。第二阶段为东汉中晚期至隋代，窑业中心转移至浙东上虞的曹娥江中游地区。以成熟瓷器烧造为发端，逐渐形成以越窑为代表的早期青瓷生产体系。区域内窑址近160处，并于三国两晋时期开启了浙江青瓷生产的第二个高峰。第三阶段为唐代至北宋，窑业中心移至以上林湖为中心的慈溪地区，发现窑址点150余处，烧造史上最负盛名的秘色瓷即产于此，后司岙窑址的发掘揭示了秘色瓷的贡御性质与独特工艺。晚唐至北宋早期是浙江青瓷生产的第三个高峰，其产品已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第四阶段为南宋至明代，窑业中心南移至浙南龙泉。龙泉南区大窑、金村、溪口、石隆四大窑址群窑址近200处，时代序列完整，集大成的粉青厚釉青瓷在此创烧。南宋中晚期至元代早期，龙泉窑进入鼎盛期，铸就浙江青瓷生产的第四个高峰。除四大窑业中心外，各地也有名窑继起，诸如德清窑、婺州窑、瓯窑、南宋官窑、台州窑、沙埠窑、天目窑等烧造的产品各具特色，共同造就了浙江地区瓷业百花齐放的态势。

浙江也是瓷窑址考古工作起步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万里先生即对龙泉、绍兴等地的窑址进行实地调查，所著《瓷器与浙江》是浙江古代瓷业考古研究的开创之作。20世纪50年代以来，浙江历次文物普查已基本摸清瓷窑址的分布状况，原始瓷窑址及越窑、龙泉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南宋官窑等遗址先后开展了不同规模的考古发掘。结合文献记载、科技检测与多学科研究，浙江瓷窑址考古积累了丰硕成果。

本次展览既是三千年窑业谱系的系统展示，也是数十年考古积淀的成果集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李晖达表示，数十年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持续致力于将青瓷从窑址、沉船与海外遗址中寻找、辨识并系统展示出来。从德清先秦原始瓷窑址，到上虞东汉成熟青瓷诞生地，再到慈溪唐宋越窑与龙泉的宋元明窑场，逐渐用考古的手铲拼合起一段传承有序的陶瓷史。

青瓷天下：非洲出土青瓷的考古实证

至迟在公元5世纪，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海上商路已全线贯通。《宋书·夷蛮传》所载“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反映了当时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在波斯和阿拉伯早期史料中大量提到了海上贸易而来的中国稀有商品（Tarāef），包括丝绸、瓷器和珠宝等。自晚唐以降，中国瓷器沿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东非诸港，并深入非洲内陆，成为跨洋商品贸易的核心媒介，也是中外文化深度接触、身份等级鲜明标识、政治意涵传递表达的重要佐证。10世纪初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齐赫（Ibn al-Faqih）在《诸国志》（Kitāb al-Buldān）中将中国丝、中国瓷器和中国灯列为三大名品，并记录了拉丹商人从埃及的法拉玛（al-Farama）到中国的商品贸易。

浙江青瓷外销历史尤为悠久。早在两晋时期，越窑青瓷就已输送到朝鲜半岛。作为商品的大规模外销则始于8世纪后半叶，并于9世纪至10世纪间达到第一个高峰。考古资料显示，在北非的埃及，东非的坦桑尼亚、肯尼亚，以及南部非洲的津巴布韦、南非等多地遗址中，均出土有越窑、龙泉窑等浙江青瓷，串联起跨越千年的远洋物质交流路线。浙江青瓷行销非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晚唐五代（9世纪下半叶至10世纪上半叶），越窑青瓷开始输入北非和东非，数量尚少，以埃及福斯塔特（Fustat）遗址和肯尼亚曼达（Manda）遗址为代表。器形以碗类为主，多见素面玉璧底碗、外撇足及玉环足碗，多施青绿满釉，品质较好。第二阶段为北宋早中期（10世纪下半叶至11世纪中叶），越窑青瓷持续输送，数量增多、器类趋丰，以福斯塔特和坦桑尼亚基尔瓦·基西瓦尼（Kilwa Kisiwani）遗址为代表，内腹多见细线划花装饰，有花卉纹、动物纹等图案题材，质量普遍较好。第三阶段为南宋晚期至明代早期（13世纪中叶至15世纪上半叶），龙泉窑瓷器在非洲大量涌现，范围扩展至非洲南部，以福斯塔特、肯尼亚格迪（Gedi）古城和南非马蓬古布韦（Mapungubwe）遗址为代表，器类涵盖碗、盘、钵、洗、罐、器盖、炉等多种形制。

其中埃及福斯塔特、肯尼亚格迪古城的考古发现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福斯塔特遗址自1912年以来历经多轮大规模发掘，出土中国瓷片数量逾两万片，包含越窑与龙泉窑等产品。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中转引美国考古学家斯坎伦（George T. Scanlon）对埃及福斯塔特遗址的发掘结论，“被运往开罗的中国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以至有理由完全相信中世纪的开罗居民几乎家家都普遍使用过质地精良的中国瓷器”。值得注意的是，福斯塔特还发现不少带有锔合痕迹的龙泉瓷片，以及大量胎为陶质、釉呈蓝或黄棕色但纹饰器形与龙泉窑一致的当地仿制品。对珍贵瓷器的修补与仿制，表明龙泉青瓷已由“中国之物”变为“世界之器”。在北京大学承担的“中国和肯尼亚合作实施拉穆群岛地区考古项目”中，秦大树教授项目组于2010年底至2011年初系统调研了肯尼亚沿海21处遗址及其他单位的中国瓷器，涉及格迪古城标本1257件，其中元代至明代龙泉窑瓷器占大宗，器类包括碗、盘、钵、洗、罐、器盖、觚、凤尾尊等。这些建立在国际合作基础上的调查，为展览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乘风跨洋：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重现

近年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不断有重要沉船发现，境内外沉船遗存中出水了大批的浙江古代青瓷，为青瓷运销路线提供了关键坐标。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发现了晚唐时期的“黑石号”沉船，装载有中国陶瓷器约6.7万件，窑口涉及长沙窑、越窑、邢窑、巩义窑等，其中越窑瓷器200余件。2003年至2005年发掘的印度尼西亚井里汶沉船，出水器物49万余件，绝大部分为越窑青瓷，其中一件越窑刻花莲瓣碗带有“戊辰徐记造”题记，明确为五代吴越国钱氏政权时期烧造。2013年至2015年发掘的“南海I号”南宋沉船，出水瓷器约16万件（套），涉及龙泉、景德镇、德化等多个窑口。2022年发现的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是目前首次在1500米深海发现的明代中期沉船遗址，船货超10万件，亦有少量龙泉窑瓷器。

借助水下考古成果，展览复原了青瓷出海的航线和传播路径，而港口考古则从侧面印证了窑业与航线的关联。浙江青瓷的出口主要由明州港、温州港启运，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至东亚、东南亚、南亚及非洲大陆等地。研究表明，唐代越窑瓷器海运外销最重要的启运港是扬州，载有200余件越窑瓷器的“黑石号”即从扬州启航。五代以降，受战乱与吴越国“尊崇中原、对抗淮南”策略影响，明州渐成越窑瓷器外销的主要港口，装载大量越窑青瓷的印坦沉船与井里汶沉船均被认为从明州出发，在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和义路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唐代至北宋的越窑青瓷。温州港则是北宋晚期至明代龙泉窑瓷器外销的最重要港口。2021年以来，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发现了古城水陆城门、江堤、码头、沉船与栈道等重要遗迹，出土瓷片标本约10万件，半数以上属龙泉窑产品，且基本为无使用痕迹的商品瓷，清晰呈现了瓯江水系在龙泉瓷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枢纽作用。

窑址、港口、沉船及海外相关遗存的相互印证，重现了青瓷外销有起点、节点和终点的历史航线。浙江省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杨文庆表示，浙江青瓷印证了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五大突出特征。浙江先民在三千年间完成了世界陶瓷史上从未中断的技术演进，这是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最直接的见证。由多元汇聚为一体，在一体中包容多元，中国瓷器尤其是浙江瓷业的发展历程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青瓷作为海上丝路千年贸易的中坚物证，以器物而非征服的方式，将东方的技艺、审美与生活方式持续传播到非洲，被内化为当地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和平性”与“包容性”最深沉的注脚。

以瓷为媒：中摩交流合作的考古展望

中摩之间有明确记载的文化交流始于14世纪的摩洛哥学者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h）。1342年，元廷遣使德里与印度通好，德里苏丹命正在其国游历的白图泰随元朝使团回访中国。使团途中遭遇风暴，白图泰辗转马尔代夫、孟加拉、苏门答腊、爪哇等地，于1346年终抵泉州，此后游历广州、杭州，再从泉州乘船西还。其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盛赞中国瓷器是“所有陶器中最好的”，并亲见“中国瓷器出口到印度和其他地方，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直到我乡摩洛哥”。囿于目前的考古资料，摩洛哥境内尚未发现元代中国瓷器。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尚存的空缺，构成了未来中摩联合考古的潜在学术增长点。

在展览开幕式上，中国驻摩洛哥大使余劲松盛赞了中摩两国的陶瓷艺术——浙江青瓷以温润如玉的釉色、典雅含蓄的造型和精湛高超的工艺，形成了独具东方审美特色的艺术传统；非斯传统陶瓷中富有辨识度的蓝色釉彩和摩洛哥广泛使用的精美马赛克瓷砖，体现了摩洛哥人民对色彩、几何和装饰艺术的独特理解。她期待双方以此次展览为契机，进一步发挥文化交流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两国文化机构、艺术家、青年和民众之间的交流合作，让中摩文明交流更加丰富多彩，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不断注入新的文化动力。摩洛哥国立考古与遗产科学研究所考古专家法蒂玛·艾特·穆罕德（AIT MHAND Fatima）在致辞中表示，陶瓷是文明的物质档案，摩洛哥同样拥有丰厚的陶瓷文化遗产。浙江青瓷跨越海洋而来，印证文化遗产不受国界局限，海路不只流通器物，更传播思想技艺。本次展览象征中摩两大古老文明的对话，两国多项遗产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体现人类创造传承与交流的力量。她认为应当推动双方机构、学者与手工艺人深化交流，把文化遗产当作文明与代际的使者，借这场海上“青风”传递知识、美感、友谊与对话。拉巴特文化艺术遗产振兴协会会长德里希也呼吁组建中摩联合考古专家组，深入调查摩洛哥南部苏斯地区可能存在的中国遗存，并列举了该地区在音乐、饰物、乐器、人种面貌等方面的文化相似线索。

中摩考古学者还进行了学术沙龙的互动研讨，成为两国考古学交流碰撞的首次尝试。摩洛哥国立考古与遗产科学研究所欧贾艾查教授（Aïcha OUJAA）对摩洛哥的史前考古进行了概述。摩洛哥的旧石器时代可追溯至约130万年前，依次涵盖了早期的阿舍利文化、中期的莫斯特和阿泰尔文化、晚期的伊比罗毛鲁斯文化等。约8000年至4300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发生转变，由洞穴走向露天定居，并出现专门的墓地。这一时期开始了驯化和农业种植，陶器及其制作遗存——杯形坑呈阶段性发展，出现磨盘、磨石和骨制工具等。约4300年至2500年前进入原史时代，先后经历了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四位学者参与研讨，展览策划人、研究馆员谢西营以“浙江古代瓷业的生产与外销”为题，对本次展览的主题内容进行了系统解读；刘青彬对吴越国秘色瓷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王轶凌讲述了宋代浙江青瓷在风雅日常中的应用；吕竑树以肯尼亚蒙巴萨耶稣堡出土的青花瓷为案例，探讨了科技手段对非洲出土中国陶瓷器的产地分析。展览与学术沙龙开启了两国未来在考古学合作方面的良好开端，将文献与考古的互证问题转化为两国学者的共同关注，也是本次外展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价值所在。

窑火长红三千年，青风万里到非洲。浙江青瓷以温润釉色与海上丝路共同书写的中非交往史，今天正以展览的形式获得新的表达。可以期待，随着中摩考古与文化遗产领域务实合作的推进，伊本·白图泰笔下远销摩洛哥的中国瓷器，终将在非洲西北部的大地上得到考古学的实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执笔：刘青彬 谢西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