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时代万邦林立，中原如何一步步走出邦国格局，孕育出王朝国家？“王国初始”意味着什么，“王朝气象”又体现在哪里？应当以何种态度看待被古史辨派存疑的夏初史事？科技考古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打通多学科壁垒以培养新时代考古学人才？针对这些问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方辉近日接受中国文物报记者专访，围绕龙山晚期至二里头阶段的社会转型，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成果，重新审视夷夏关系、夏代早期历史研究，并对科技考古发展、考古人才培养提出深度思考。

从王国初始到王朝气象：200余年“王朝时差”如何解？

记者：在第九届全国青年考古学者论坛上，您作了以《从王国初始到王朝气象》为题目的主旨报告，为什么会关注“王国初始”与“王朝气象”这一组概念，请谈谈确定这一选题的初衷。

方辉：这个议题，是立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系列研究成果而生发出来的。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现在已经可以确认距今5800年之后，进入古国时代，各地邦国林立，也就是常说的“满天星斗”。但古国不等于成熟的王朝国家。

许宏先生较早使用“王朝气象”这一表述。这个概念是相对于西方考古学家所说的“领土国家”，用来区别小国林立的城市国家这一概念，我觉得很贴合中国早期文明的实际。所谓“王国初始”，代表王朝名号、王权秩序已经诞生，但不等于社会已经完成整合，也不代表就拥有能够辐射四方的统治能力；而“王朝气象”，更多指向一套稳定的、成熟的、可以向外输出制度与礼仪的、被接受并且服从的王权体系。

结合已有研究能够观察到一个值得讨论的现象：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框架，大禹是夏王朝的缔造者，但考古学上直到距今3800年前后的二里头文化，才呈现出完备的广域王朝面貌。两个工程成果认识之间存在大约200年的时间差距。如何看待这个“时间差”？我更倾向从历史进程本身去解释：一个王朝名号的确立，和真正形成制度完备的统治，中间是要经历磨合、冲突与整合的。夏代早期持续和东夷势力博弈，发生过王权动荡，经历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后，政局才真正稳固，二里头的繁荣才得以出现。我希望通过这个题目，引导大家去区分“王朝建立”和“走向成熟”两个不同阶段，也就是把早期国家看作动态成长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时间节点。

跳出疑古旧见：多重证据下的夏代早期历史

记者：古史辨派对后羿代夏、少康中兴这类夏初史事多持怀疑，认为可能是后世附会。结合考古材料，应当怎样看待这批传世文献的史料价值？

方辉：古史辨派“考而后信”的方法论，今天依然值得我们继承。但受限于当时考古材料的匮乏，其不少推论存在扩大化的问题。比如古史辨派提出“少康中兴”是汉代为比附“光武中兴”而伪造的，可是《左传》对于后羿代夏、少康流亡复国的记载，人物、地点、族群、事件链条完整，细节十分翔实。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直接判定为后人凭空编造，多属于主观猜想。徐旭生先生就对此保持警惕，他提出，如果轻易否定这批夏初记载，殷墟之前漫长的上古史研究几乎无从开展。也正是依靠文献线索，徐旭生踏查寻找“夏墟”，并在调查中注意到二里头遗址，由此开启了后续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

近年来，随着多个重大考古项目的发现，考古遗存可以和文献形成互证。比如我去年在“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对话会”上就已经指出，分布在豫北、冀南、鲁西的后岗二期文化，绝大多数房屋是圆形房址，在黄河流域龙山时代十分少见；而古文字当中“穷”通“穹”，从穴从弓，“穴”代表房屋，弓则是注音符号，同时也有表意作用，圆形房屋的穹窿顶就像拉满弓弦的样子。

这也引申出一点思考：古代族群命名，并非只有依靠器物这一条路径，而是多种标准。比如有鬲氏以器物陶鬲得名，有虞氏以职司命名，有穷氏以房屋形制命名，夏后氏的命名则来自其道德的优越性等。做考古学文化和古族属的研究，要充分吸收传世文献为我们提供的线索。

从一定程度上讲，后岗二期文化考古发现的房屋遗迹，把曾经被质疑的夏代早期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这段历史重新“救活”了。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强调的是出土文字与传世文献互证。我认为地下出土证据的范畴还应当拓展到考古遗迹、遗物中那些不带文字的实物证据。考古学家在研究钻研器物的同时，要研读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

从骨骼病变看夷夏之别：礼仪首先是人的行为约束

记者：您结合古文字、人体骨骼病理材料解读夷夏之别，这个跨学科视角很有启发性，请展开介绍。

方辉：以往讨论华夏礼制，我们更多聚焦礼器、宗庙、墓葬等物质遗存。而我的理解是，礼仪首先落实在人的行为，尤其是礼仪、礼节行为上。

“夏”的造字本义是跽坐，跽坐的姿势与跪坐无异，但强调的是日常生活中夏人的坐姿，这种坐姿是族群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对身体姿态的严格规训，实行这种坐姿的人就是“中国之人”。长期跽坐会在膝关节、脚趾形成特征性骨骼损伤，即跪踞面病变。我们对此作了统计分析，从大量样本数据中能够看到，中原地区从仰韶晚期也就是距今五千多年开始，跪踞面病变的占比显著升高，并一直延续至龙山、二里头、商代；而海岱东夷地区，史前时期该病变数据仅为10%至20%。这并不是体质上的人群差异。古DNA检测证明，龙山时期中原与海岱人群已经发生大规模混血、融合，血缘界限已经趋于模糊，二者的差异本质来自文化与行为规范。“夷”的造字本义，就是蹲踞，在夏人看来就是不讲礼仪，属于“东夷之人”；大家津津乐道的“从大从弓”、表示善射的夷字，要到春秋时期才流行开来。

这样的解释并不否认以海岱为代表的东方地区具有发达的礼制，只是其礼制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别，东方的礼制更强调礼仪器具和礼制建筑，其在这方面的成就甚至高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但东方这套礼制更重视神灵和个人权威，而中原地区或华夏族的礼制更强调对个人的约束与节制，并以此体现个人对于族群利益的服从，反映的是浓厚的集体主义取向，其重视大型公共建筑，不追求个人墓葬的奢华等，也可以很好地反映出这样的特点。

回到跪踞面病变问题。到了商周时期，海岱地区人群病变的占比明显上升，说明周边族群逐步接纳华夏族的跽坐行为准则，体现了东夷对华夏礼仪和文化的认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包含着短时间的武力扩张，但最终依靠的正是这种礼乐文化的认同。华夏文明的发展如同滚雪球一般不断吸纳周边族群，日益壮大起来的。我曾经论证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文化基因，说的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科技考古“内卷”：标本争夺之外，破解学科“两张皮”困境

记者：现在业内常说科技考古领域比较“卷”，您深耕科技考古平台建设多年，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方辉：大家口中的“卷”，我认为有两层意思。一是学习科技考古的研究生、博士生数量越来越多，就业形势不像以前那样乐观；二是因从业人员增加，科技考古标本资源的获取不像以前那样容易了。

应该说这是好事，说明科技考古事业在发展。早期阶段科技考古一般只有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和冶金考古等几种，不断扩大到环境考古、残留物分析，现在更扩展到稳定同位素、古DNA和人工智能考古等。科技考古工作者不能只是在实验室坐等标本上门，而是需要亲自参与到发掘工作中，也只有这样，才能发现考古的真问题。长期以来学界经常提到的“两张皮”现象，指的就是科技与考古的脱节。其结果就是科技团队产出大量检测数据，但缺少对历史背景的解读；考古学者又难以充分挖掘科技数据背后的历史信息。随着越来越多的科技考古工作者“下沉”到考古一线，“两张皮”的状况正在得到改观。未来理想的状态是，学界不再单独提出“科技考古”这一标签，科技手段本就是考古学内在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两张皮”才真正揉合为一张皮。

现在大家经常提到“科技赋能”，科技考古成果显示，科技确实可以赋能考古研究。但目前我国科技考古的方法大都是从国外同行那里引进的，将这些成熟方法运用到考古材料中，在国内就属于“一流”了。随着这些常规分析手段的普及，科技考古论著越来越多，但如果想要产出高水平的创新性科研成果，仅有这些常规技术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的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一线的考古和科技工作者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从而实现方法创新，实现从“跟跑”到“领跑”，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高校具有学科齐全的优势，应该继续在学科交叉融合方面发挥带头引领作用。当然，科技创新是一项综合工程，从来不是高校一家的事，科技考古的场景方毕竟是在考古文博行业，因此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创新。“十四五”期间，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出台实施考古学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通过校地合作，为一流考古科研机构培养博士研究生，就是一项很好的举措，其成果正在逐渐显现出来。

要实现科研成果的原始创新，首先还需要科研评价机制的创新。现有科研项目多要求学者团队短期产出成果，缺少鼓励高风险创新、允许失败的资助模式。有些发达国家通过一些社会力量的支持，给了研究学者更多“试错”的机会和勇气，值得学习借鉴。

人才培养：考古学者和自然科学家要相向而行

记者：山东大学开设“考古+”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吴金鼎班），也支持学生赴海外学习，您认为新时代考古人才培养，需要突破哪些固有模式？

方辉：考古学在招生上归入文科，但它从产生伊始就是一门高度交叉的学科。山东大学开设吴金鼎班，面向全校文理工医选拔学生，初衷就是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学生们本科阶段重点做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强化田野实习，同时开设科技考古、经济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等课程了解相关专业基础知识，打好基础教育根基，而科技考古专题类课程则主要放在研究生阶段。本科最重要的是培育学生们的学术兴趣。

文科背景完全可以做好交叉研究，关键是具备考古的问题意识，读懂材料背后的历史内涵。反观一部分纯理工科出身的研究者，擅长建模运算，却缺少对古代社会历史的理解，研究容易滑向数据论文。交叉研究不是简单套用理科工具，考古学者和自然科学家要相向而行：理工科研究者需要补足历史文化素养，考古学者要学会解读检测数据。

寄语青年考古人：大处着眼，小处入手

记者：您对青年考古学者有何期许？

方辉：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百余年历程，一系列发现一步步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古DNA、同位素、GIS等技术，为考古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条件，但工具终究只是工具，要立足本土材料，提出属于中国的学术问题，产出原创理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希望青年学者重新审视传世文献的价值，面对五帝、夏代这类所谓“传说时代”，不要直接承袭疑古派旧见就轻易舍弃文献。当然不是盲从文献记载，而是把文献、田野遗存、科技考古数据做多证据互证。交叉不仅是文理交叉，考古同样要主动和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开展对话。

做研究要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既要关注文明起源、王朝形成这类宏大命题，也要扎实做好个案实证，扎根田野，主动开展跨学科交流，这是新时代考古人应当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