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阴，因考古而盛名。西阴的考古学研究始于1926年，至今百年。

西阴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尉郭乡西阴村西北部的“灰土岭”，地处涑水河支流青龙河中游，东依中条山，西望鸣条岗，南距运城盐湖直线距离约23公里，遗址面积约130万平方米，时代从仰韶到夏商。

西阴遗址的三次考古发掘，分别发生在1926年、1994年、2025年至2026年，恰好对应了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考古学科体系成熟、中华文明探源新阶段三个重要时期，是百年中国考古学发展历史的缩影。三次发掘在学术目标、田野方法、研究范式上的变迁，直观呈现了中国现代考古从引进西方理论方法，到建立本土考古学理论，再走向聚落考古、多学科深度融合的完整历程。

第一次发掘，拉开中国人独立主持科学考古的序幕

现代田野考古理念和技术引入中国，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在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和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1921年安特生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发掘，发现了北京猿人牙齿，1923年法国学者德日进、桑志华在内蒙古萨拉乌苏和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发现旧石器，1924年安特生在甘肃地区的大规模考古调查，都是中国早期开展的考古工作，多由外国学者主导。这些发现引起学界对中国史前史的思考和探索，也引起了世界考古学界对中国的关注。

1926年3月，带着探寻中华民族和文化来源的想法，李济和袁复礼开展了晋南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首次发现夏县西阴遗址。同年10月至12月，美国佛利尔艺术陈列馆主要出资，清华研究院组织考古团，李济主持、袁复礼主要参与，对山西夏县西阴遗址开展发掘，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科学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被载入中国考古学史册。

西阴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与研究，开创了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很多第一次，被视为中国考古科学化的开始，也是中国学者建立本土考古话语权的开端。首创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田野发掘技术方面，西阴村的发掘采用2×2公尺布“方”发掘，交界处留有“土尖”（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关键柱）以作为研究土层变化的材料，披葱式（水平层）下挖，按照纵、横、深x-y-z“三点记载法”记录遗物位置，关注土质土色及其层位关系，这是中国考古界以地层学为基础的科学发掘的首次尝试，精细化的发掘与记录对后世田野考古发掘理念有着深远的影响。二是考古报告整理出版方面，1927年《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文版）由清华学校研究院出版印行，主体内容为李济著，袁复礼撰写遗址地形地貌环境，报告附有发掘现场照、探方遗迹平剖图、出土器物线图、陶片统计表等，应为我国最早的考古发掘报告，其内容框架也成为之后国内考古报告撰写的基本模式。三是考古资料研究方面，1930年梁思永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英文版），整理研究了西阴遗址此次发掘标本，按照陶质陶色进行分类，并对陶器的口缘、器底、柄把等不同部分进行分型分式，这应是类型学在国内考古资料整理研究上的最早应用。另外，据西北大学刘斌撰文介绍，收藏于佛利尔艺术陈列馆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英文版比中文版新增了陶片的成分分析报告、陶质显微镜照片、蚕茧的鉴定报告等，这也说明中国考古学多学科合作的优良传统应从西阴遗址的研究就开始了。四是考古制度的建立方面，为促成西阴遗址的发掘，规范多方合作，1926年7月李济与佛利尔艺术陈列馆拟定《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涉及合作方之间的权限、考古发掘和宣传的原则、发掘品的归属与保存、文物的复制与研究、文物展览等内容，应是我国首部考古发掘管理制度。围绕西阴遗址的这些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理念，为中国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

当然，第一次的发掘也受到时代条件和学科发展的局限，发掘面积很小，对遗址范围、时代、功能布局、地层序列和遗迹单位等认识有限，研究重点多偏向于器物形态方面的讨论。但“西阴纹”“半枚蚕茧”及李济英文版报告中“His-yin culture”（西阴文化）的提出，让世界记住了西阴。

第二次发掘，构建区域史前文化发展序列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考古学开始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时期。如火如荼的考古工作，使得全国各地新发现层出不穷，各个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学术体系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高校学科体系的建立也促进了考古学人才队伍的蓬勃发展。中国考古学界坚持强调田野考古工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础，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加大综合研究力度，总结和思考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特点、理论方法、技术手段以及学科发展方向等问题。至20世纪80至90年代，苏秉琦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以求揭示中国复杂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及其演变发展。在山西，太谷白燕、汾阳杏花及垣曲古城东关等遗址的发掘研究成为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早期实践地，并初步构建起这些区域的物质文化发展序列。同时期，测年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促进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编年框架的建立和研究的细化，再次掀起了学界对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

1994年10月至11月，西阴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就是在这一考古学发展背景下展开的。此次考古发掘主要由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队伍完成，田野发掘工作的主持者与参与者，均是80年代在国内高等院校考古专业系统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知识体系上经过了较为系统的考古专业训练，并积累多年田野一线考古经验，承担起了此项任务。他们接受了当时最新的学术思想与理念，并在此次发掘与研究过程中加以应用。

西阴遗址第二次发掘的面积为576平方米，发现房址、陶窑、灰坑、壕沟等遗迹，出土各类陶器、石器、骨器和少量炭化谷物等遗物，包含仰韶中期西阴文化、西王村类型、庙底沟二期、二里冈文化等遗存，其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于1996年发表在《三晋考古（第二辑）》中。这次发掘的意义有几点：一是完善了晋南地区运城盆地核心区的史前文化序列。发掘者通过规范的田野发掘，清晰揭露并厘清了各遗迹单位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结合典型陶器组合和类型学研究，确认了西阴遗址从仰韶中期到二里冈文化时期的连续发展及其文化面貌，填补了1926年发掘材料的年代缺环。二是为进一步讨论“西阴文化”的命名与物质文化内涵提供了一批宝贵的田野考古材料。发掘者在报告里提出“枣园文化→西阴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这一本地史前文化演化框架，不再简单将晋南仰韶视作豫西庙底沟文化的地方亚型，再次证明了晋南运城盆地是西阴文化的发源地与核心区。三是促进了地方政府对西阴遗址的保护，发掘成果揭示了遗址价值，直接推动1996年西阴遗址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遗址划定保护范围、防止再度破坏起到了关键作用。

西阴遗址的第二次发掘，为构建中国史前文化时空框架和完善晋南文化谱系添砖加瓦，并引发学界对仰韶文化命名原则和区域类型划分标准的讨论，进而促进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再次思考和史前区域文化的精细化研究，可以说，完成了它阶段性研究的历史使命。今天来看，受当时学界关注方向和理论指导的局限，第二次发掘更多关注的是遗迹现象、遗址年代与器物文化序列的建立，而科技考古运用程度有限，缺少对聚落形态、古环境资源、生业模式及文化互动等方面的系统思考与深入研究，这也为之后的考古工作提供了广阔的探索空间和学术命题。

第三次发掘，谱写文明探源和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新篇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对考古学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联合攻关，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至今已开展五个阶段，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和成果。同时，国家文物局系统规划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也全面展开，其支撑开展的“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等课题方向相继取得新认识，山西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关键区域参与到多个课题方向中。这一新阶段，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年代框架逐渐建立，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动因、构成要素和发展规律，以及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被重点纳入当今考古学研究和讨论的视野范畴。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科学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如古地质环境学、分子生物学、年代学、动植物考古、古DNA技术等，促进了考古研究方向的多元化发展，也进而丰富了考古学界对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

当今，考古学研究范式也发生了变化，学界不再局限于分期和器物本身，而是更多地应用聚落考古的理念，从宏观到微观地去分析研究遗址的空间布局、功能分区、社会组织及生业形态等，以及区域内各遗址之间的层级关系，并最大程度地保存和获取古代遗存信息。因此，2024年山西重新启动夏县西阴遗址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并且在2025年至2026年开展第三次考古发掘，以期在这百年节点，开展新一轮综合研究，进一步探索晋南史前社会聚落形态与社会复杂化问题。

西阴遗址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已持续两年，此次发掘与研究工作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牵头，联合山西大学、山东大学、北京联合大学、运城文保中心、夏县文保中心等单位进行，遗址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遗迹遗物以仰韶中期为主。在新理念、新技术、多学科团队的加持下，西阴遗址第三次发掘收获丰硕。一是进一步确认了西阴遗址是晋南运城盆地涑水河流域、盐湖附近的一处史前中心聚落，它与东阴遗址共同构建起近130万平方米的大遗址，时代从仰韶中期延续至夏商，不同时期中心有所迁移。该遗址在仰韶中期时最为繁盛，营建双重环壕，外环壕内面积达30万平方米，内环壕入口处错位设置，应设有墩台等防御设施，为史前瓮城雏形，反映出西阴族群五千多年前较强的空间规划和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二是出土大量彩陶颜料加工遗存，侧面反映出西阴彩陶生产专业化程度。颜料盘、研磨石、磨盘、赤铁矿石原料集中出土，证明西阴遗址内部存在彩陶颜料加工的手工业场所，不再只把彩陶视为家庭简易制作，为探讨仰韶中期手工业分工、产品流通、彩陶文化符号传播交流提供重要线索。三是以实物印证西阴族群的跨区域文化互动。出土与大河村文化风格相近的高圈足彩陶盆，证明晋南运城盆地与豫中地区存在直接交流，深化了对西阴文化向外辐射网络的理解。同时出土石制蚕蛹类遗物，和1926年半枚蚕茧形成呼应，继续推进了对晋南仰韶时期养蚕缫丝起源问题的讨论。四是践行多学科联合考古、高校与地方考古机构协同的田野范例。本次田野发掘，多学科团队现场协同，同步开展地磁勘测、生业模式研究、微痕分析、岩相分析、环境考古等，是新时代多学科合作考古在山西史前遗址的又一次实践。

当然，西阴遗址当下的考古工作仅仅是揭开了冰山一角，新材料的发现推动学界对西阴遗址乃至西阴文化的认识又向前走了一点点，还有许多问题并未解决，比如聚落的布局结构和功能分区是怎样的？是否存在大型高等级建筑？聚落的演进模式是什么？它与周边聚落群组之间的关系如何？盐湖的早期开发利用与它是否有关？西阴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考古工作任重而道远。

结语

西阴遗址的三次发掘，不是孤立的三次考古工作，而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考古百年史，是一代代考古人接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生动实践，折射出中国考古事业的整体变迁与发展。从1926年中国人拿起手铲，争取考古自主；到1994年依靠本土理论搭建黄河中游史前文化框架；再到当下以多学科及聚落考古理念探索文明起源，西阴见证了中国考古从学习引进，走向自主创新、回答中华文明重大问题的全过程。同时，三次发掘留下的宝贵资料，将持续推动晋南作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核心区域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更可喜的是，西阴考古博物馆已落地夏县，它也将成为考古学界向世人展示中国百年考古历史、陈列西阴重要考古成果、讲好中华文明故事的重要舞台。

（执笔：郑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