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模式’长期被视作艺术传播范式，其背后蕴含的国家治理、文化整合的理论内涵，尚未得到充分阐发，这正是当代云冈学理论建设需要接续完成的工作。”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冈石窟时强调，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指示为云冈学从零散的专题考证迈向独立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回望百年学术历程，云冈研究历经田野调查、造像考释、艺术鉴赏的积累，逐步萌生学科自觉。但客观来看，多数研究成果依旧依附于考古学、北朝史、佛教艺术史等传统学科，云冈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建构，始终是亟待补齐的突出短板。

云冈石窟是北魏平城时代国家营建工程的物质遗存，不能简单视作孤立的艺术标本。它与平城都城遗址、贵族墓葬、碑刻题记、丝路出土文物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中古北方文明实证链条。当前云冈学正处在学科成型的攻坚阶段，实物资料持续丰富，但理论提炼、价值阐释、范式建设相对滞后。不少研究停留于资料梳理与现象描述，缺少对遗存背后文明运行逻辑的深度解析；学科边界时常走向两极，或是无限制泛化外延，或是窄化为单纯的石窟艺术赏析；文物保护、历史考据、公众阐释各板块彼此割裂，难以形成统一自洽的学术话语。基于此，本文以理论建设与价值阐释为主线，辨析云冈学的学科内涵，剖析当下研究热点与内在症结，探讨“理论—研究—支撑—应用—创新”五位一体学科框架的实践路径，推动云冈学成长为具备本土问题意识的交叉应用型学科。

云冈学的学科界定：

从资料整理走向理论自觉

一门学科能否成立，不只取决于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要看是否生成专属的问题意识、阐释逻辑与理论话语。长期以来，云冈相关研究多属于依附性研究：考古学者专注洞窟分期，艺术史学者解析造像风格，历史学者梳理北魏佛教政策，各有建树，却较少站在云冈学本位提出统摄性学术命题。

云冈学是以云冈石窟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本体，以北魏平城作为地理与社会场域，以4世纪至6世纪中国北方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核心问题线索，融汇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艺术学、民族学、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的交叉应用型学科。其研究目标不局限于考证洞窟年代、梳理造像纹样，更致力于回应一系列深层命题：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大一统政权，如何借石窟这一物质载体完成意识形态建构；外来佛教信仰如何在多民族社会土壤中实现本土化转型；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双向浸润，如何共同塑造中华文明内在肌理；大型石质文化遗产应当建立何种“保护—研究—阐释”的内在逻辑。

研究对象形成三层圈层：核心本体涵盖云冈石窟洞窟形制、造像谱系、纹饰题记与窟前遗址；关联遗存包括平城大遗址、周边中小型石窟、北朝墓葬、碑刻石刻；文化辐射区延伸至北方草原、中原腹地，兼顾欧亚东部文明互动的历史背景。三层圈层互为支撑，规避将云冈学压缩为单一洞窟研究的局限。

学科具备三重内在特质，亦是理论建构赖以扎根的现实基础。第一，民族性与包容性辩证统一。云冈是北魏皇室主导的国家级石窟工程，昙曜五窟保留雄浑厚重的草原审美取向，中期洞窟吸纳中原汉式衣冠、龙凤瑞兽纹样，第12窟音乐窟汇集多地域乐器形象，直观呈现“戎华兼采”的文化面貌。这里的理论任务，不是简单罗列胡汉文化元素共存现象，而是阐释多元文化如何经由国家力量整合，沉淀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云冈学区别于一般石窟研究的核心标识。第二，历史性与现实性贯通。云冈学以中古物质遗存为对象，但研究归宿不能仅仅停留在复原古代史事。石窟见证的民族交融、文明互鉴经验，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外文明对话提供历史参照。这种“以史鉴今”，不是对历史做功利化附会解读，而是依托“史考互证”挖掘遗存本有的时代价值，划定云冈学理论阐释的边界。第三，专业性与综合性兼容。石窟分期断代、砂岩病害研判、图像题记释读，都要求扎实的专业功底；同时研究横跨人文社科与工程技术，需要田野考古、文献考据、材料检测、数字化建模协同推进。多学科交叉不等于不同领域成果简单拼接，而是围绕云冈学核心命题开展有效学术对话，这也是当前理论建设的现实难点。

梳理学术脉络，陈垣、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开启近代云冈田野调查；宿白先生依托碑刻与考古类型学建立云冈三期分期，提出“云冈模式”，奠定重要学术基石。唐长孺、马长寿等学者又从北朝制度史、北方民族史层面拓展研究边界。前辈学者的研究极具启发，为云冈学理论的建构奠定扎实的基础。但“云冈模式”长期被视作艺术传播范式，其背后蕴含的国家治理、文化整合的理论内涵，尚未得到充分阐发，这正是当代云冈学理论建设需要接续完成的工作。

当下云冈学的热点议题与理论困境

近年云冈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长，热点集中于“云冈模式”内涵拓展、帝王庙窟性质辨析、佛教中国化实物实证、“平城—石窟”一体化研究。但繁荣表象之下，理论建构短板日益凸显，诸多学术争议停留在现象比对层面，缺少统摄性阐释框架。

首先是“云冈模式”的理论再阐释。宿白先生提出这一概念之初，重点指向洞窟形制、造像风格向外扩散的艺术范式。近年学界不断拓展其内涵，不再局限艺术传播，延伸到北魏国家意识形态塑造、都城—石窟联动关系。部分学者围绕昙曜五窟帝王庙窟命题展开讨论，将洞窟开凿和北魏皇权更迭、鲜卑祭祀传统相关联。但现有讨论仍存在明显局限：一部分研究将“云冈模式”简化为一套向外输出的艺术模板，另一部分将其拔高为完整的北朝文化整合范式，二者之间缺少清晰的理论界定。究竟其内核是艺术形态，还是一套涵盖政治、宗教、审美的文化建构机制，学界尚未形成共识，多数论文止步于材料比对，缺少对模式生成内在逻辑的理论提炼。

其次是佛教中国化与民族交融的阐释困境。学界可以清晰捕捉造像服饰由袒右袈裟向褒衣博带的风格转变，但对于变化背后的文化机制解读分歧较大。一部分观点将其归为单向汉化，外来佛教持续被汉文化改造；另一部分强调双向融合，鲜卑固有信仰习俗同样参与石窟面貌塑造。可直接题记材料有限，大量推论只能依靠图像比对，文献与图像难以完全互证。由此形成理论困境：我们能够描述“发生了什么”，却很难完整回答“为何如此发生”。胡汉之间是制度强制改造，还是社会层面渐进双向浸润，这一核心命题，亟待云冈学构建专属阐释框架予以回应。

再者是“平城—石窟”一体化研究的理论缺口。过去研究常常割裂云冈石窟与平城都城，把石窟视作脱离城市社会的独立宗教场所。如今学界普遍意识到，云冈石窟是平城都城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需要结合明堂遗址、宫城遗存、司马金龙墓、嘎仙洞石刻共同还原5世纪平城文明图景。但窟前遗址后世扰动严重，考古报告整理周期漫长，实物资料释放有限。更为关键的是，“都城物质遗存—石窟图像遗存—传世文献”三者互证的分析范式尚未成熟，很多研究只是简单罗列几类材料，并未打通社会制度、都城营建、石窟开凿之间的内在逻辑。

伴随热点议题，云冈学理论建设面临四重现实难点。第一，基础材料供给与理论建构失衡。尽管《云冈石窟全集》已经出版，但窟前遗址考古报告、题记铭文校释、装饰图像整理等基础工作仍存遗留。宏观理论讨论层出不穷，微观扎实考证供给不足，极易造成理论悬浮，缺少遗存材料支撑。学科理论不能建立在碎片化推论之上，必须扎根系统完整的实物资料。第二，多学科交叉流于形式，理论对话不足。考古、历史、艺术、保护技术各自产出成果，却缺少围绕云冈学核心问题的对话。技术团队掌握岩体检测、数字化建模手段，对北魏社会背景理解有限；文史学者熟稔文献，对砂岩风化、石窟保护现实约束缺少认知，人文与技术相互脱节，难以生长兼顾历史真实与遗产保护现实的本土理论。第三，价值阐释的理论边界模糊。云冈遗存承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使命，阐释实践出现两类偏差：部分研究脱离实证做过度现实引申，把历史遗存标签化；另一部分固守纯粹考据，回避遗存自带的社会价值。如何把握“历史真实阐释”与“时代价值挖掘”的边界，建立严谨的价值阐释理论，是绕不开的命题。第四，大众阐释与学术理论脱节。社会充斥大量脱离实证的娱乐化解读，学术圈层成果又难以转化为公众可理解的内容，学术理论向公共科普转化缺少成熟指引。

立足理论建构的五位一体学科体系

云冈学体系构建不是研究内容的简单拼接，应当把理论建设贯穿“理论—研究—支撑—应用—创新”五位一体框架全过程。史料、方法、价值构成底层支撑：史料根基坚持实物遗存为主、文献记载为辅、数字化资料作补充；方法根基坚持传统考据与现代科技检测深度融合；价值根基统一学术、文化、社会、时代多重价值。

理论体系是学科走向独立成熟的核心标志，也是当前最薄弱环节。其一，推进核心命题理论建构。深耕三大方向：一是北方多民族交融阐释，依托“云冈—平城”成套遗存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生成路径，跳出“汉化/胡化”二元叙事；二是构建石质大遗址保护本土理论范式，立足云冈砂岩病害特征，总结适配我国石窟寺的保护价值理论，避免直接照搬域外经验；三是文化遗产价值转化理论，厘清文物本体价值、历史研究价值、当代阐释价值的边界，规避过度阐释与符号化解读。重新解析“云冈模式”，区分艺术传播与文化建构两层内涵，完成核心概念的学理升级。其二，确立学科内部规范。梳理关键术语、研究对象分类标准、成果评价导向，扭转重现象描述、轻理论提炼的倾向，鼓励立足本土遗存提炼问题，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石窟研究框架。组建学术规范委员会，推动学界就核心概念、阐释边界形成共识。其三，布局交叉理论方向。打通考古—历史、艺术—宗教、保护—材料、数字—传播四大交叉板块，以云冈学核心问题牵引不同学科，而非堆砌学科成果。依托云冈学理论研究中心，针对帝王庙窟、佛教本土化、平城—石窟联动等争议议题开展专题攻关，逐步形成统一阐释话语。

面向未来，云冈学建设需要把握三项重心。第一，摆正基础材料与理论建设的关系，以扎实遗存整理为根基，持续推进核心概念、核心命题的理论提炼，完成“云冈模式”、帝王庙窟、平城—石窟联动等热点议题的学理升级。第二，理顺理论研究与现实阐释的关系，建立严谨的价值阐释理论，厘清历史本真与当代引申的边界，以学术成果规范展览、研学、大众传播，防范符号化、娱乐化解读。第三，持续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不盲从域外研究范式，把植根中国遗存生长出来的理论认识向外输出，提升本土学术话语权。

（作者单位：云冈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