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学的历史上，理论的不断完善，每每会引领学科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与理论关系密切的重大考古学问题，往往也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遗址形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

遗址形成过程研究与考古学学科发展

遗址形成过程，指的是一个考古遗址的生命史全过程，具体来说就是指考古遗址开始有人居住，到考古学家发现或开始发掘这个遗址。这个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最初人类到达这里开始营建聚落，然后开展各种活动；第二阶段是人类离开这里，遗址被废弃；第三阶段是废弃后的遗址，继续接受自然和人类活动影响。这些过程不论是人类作用还是自然作用，都会在遗址及其周围的堆积物中留下信息。简而言之，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就是通过分析遗址及周围环境中的各类堆积物，获得人类活动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我们理解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

在考古学思想史上，遗址形成过程这一概念的提出，给考古学研究人类文化发展变迁过程和理解人类行为带来了全新的理论与实践。当代考古学以重建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为目标，在地质地层学基础上发展的“社会考古地层学”，其重要研究目标之一也是重建遗址形成过程。

中国现代考古学始于1921年地质学家发现并发掘考古遗址，殷墟发掘中的地层学方法已经相当成熟，1980至1990年代从文化历史考古向社会考古的学科转型，在复原古代社会生活的探索中，地层学方法开始关注研究遗址的形成过程。俞伟超先生在1996年出版的《考古学是什么》中明确地提出了细化遗址文化堆积分期研究的重要性。在不断的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地面”“共时性”“最小堆积单位”“遗址学”等地层学和堆积物分析概念；2009年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和2022年的《田野考古学》教材，都系统地提出了适应社会考古研究的地层学的工作方法，明确提出，地层学仅仅阐释层序关系已经远远不够了，“行为考古学”和研究堆积成因的“埋藏学”等就成为必需的内容（赵辉、张海、秦岭，2022，《田野考古学》：196-218），考古堆积物土壤微形态分析方法的译介则为遗址形成过程研究提供了关键的方法支撑。

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的内容

如前所述，遗址形成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核心的问题就是人类活动及其背后的机制，人类活动在遗址内、外都会留下相关的遗存，其中，遗址内的遗存更加丰富多样，而人类活动的机制，既存在于遗址内（文化或社会因素），也存在于遗址外（各种自然因素）。有鉴于此，遗址形成过程的研究内容，就包括了遗址内和遗址外两个空间尺度。

遗址内，重建文化堆积的形成过程及其反映的人类活动

首先，以田野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地层和遗迹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建立遗址的系络图，结合考古分期与遗迹功能分析，识别聚落发展与转变的关键期、关键面及重要遗迹。其次，对这些关键“堆积物”开展针对性采样，结合土壤微形态、AMS碳十四等手段，辨识人为堆积、自然堆积及后期改造过程，分析遗迹的使用、废弃和埋藏过程，重建各类文化堆积的形成过程及其反映的人类活动。

遗址内的研究，田野考古发掘是基础。通过田野发掘，形成整个遗址或遗址内某个区域的遗迹/堆积单位系络图，对遗迹/堆积物背后的人类行为做初步推测；由地学考古与田野考古专业人员共同设计堆积物分析采样方案；样品分析结果，一方面检验田野考古工作中的初步推测，另一方面为研究人类活动提供更丰富、更细致、更具体的信息。

在这个采样方案中，除了考虑堆积物背后的人类活动信息，还要特别重视碳十四测年样品的采集。这是因为，第一，在考古年代学研究中，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绝对年代在史前考古研究中的价值无论如何评估都不过分；第二，现阶段大部分考古遗址测年数据不够多，导致对聚落变化过程的时间分辨率不足，直接影响不同遗址之间乃至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晚期人类活动对早期遗存的扰动，可能会导致我们从晚期堆积物中采集的测年样品是被扰动过的早期遗存，这种情况下，从原生堆积中采集测年样品就至关重要，而要确定原生堆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开展土壤微形态分析，在此，强烈建议，那些决定遗址分期的“关键面”堆积物最好采集两份土壤微形态样品，一份用于分析埋藏学信息，确定了原生堆积之后，从另一份中采集测年样品。从经济的角度讲，我们肯定要找到那些更加关键的“关键面”，所以，田野考古阶段对地层及其序列的把握（就是系络图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因此，遗址形成过程研究中，田野考古阶段是基础的基础。

遗址形成过程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人类活动留下的信息来自遗物（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和遗迹（各种堆积物，堆积单元）。现阶段，遗物已经受到一定的重视，陶器考古、石器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人骨考古、冶金考古等都作为考古学分支学科。

人类活动不仅留下这些遗物，还留下丰富的遗迹，组成这些遗迹的各种堆积物（田野发掘中见到的“土”）中也包含着丰富的信息，遗迹与遗物结合，才有希望全面考察古代人类活动；而对这些堆积物中所蕴含的人类活动信息的解读，就是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的重要目标。目前，这些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以龙山文化居民日常居住活动为例，他们使用的陶器破碎了，就会被扔到垃圾坑（堆），考古发掘中很自然地会收集这些碎陶片，还会进行拼对、修复、制陶方法的研究等；他们居住的房屋是如何修建、维护的？他们活动的地面（居住面）是不是经过抹泥等加工维护？频率如何？出门之后是否有院落？院落外面的公共空间是如何形成的？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残存的房屋墙壁居住面和房屋以外的院落、院落外的公共空间地面的各种堆积物做深入的分析，了解土木建筑的原材料、建筑方法、公共空间的管理模式等。

这里将以生业经济活动、居住活动为例，简单梳理一下遗址形成过程研究中，遗址内各种堆积物的类型，相当于为田野发掘采样开列一份不全面但是可供参考的清单。

生业经济活动 指获取食物资源活动。包括获取的资源类型与获取方式。

野生资源获取包括采集植物、狩猎动物、捕捞鸟鱼蚌。食物生产包括谷物与豆类种植、收获、加工、储存，家畜家禽饲养、宰杀、储存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会留下丰富的遗存。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石器和陶器残留物分析等提供各类自然遗物信息；但是，家畜饲养、农作物加工、食物烹饪加工的场所与规模等信息，则需要对相关的堆积物做土壤微形态、有机质含量等各种分析。

居住活动 包括房屋建筑的选址、原材料、建筑方法、使用过程等。

房屋建筑选址涉及当时地表状况，需要对被房屋等遗迹打破的“生土”做系统全面的分析；而房屋建筑的原材料也需要分析遗址周围可用的“土石”资源。

因为多数情况下房屋都受到晚期人类活动的破坏而仅仅保留一些残垣断壁甚至可能只剩下基槽或柱洞，这可能给我们理解房屋建筑方法带来很大困难，不过，如果遗址中保留了红烧土、土坯砖等建筑材料的碎块儿，依然可以通过对其加以分析获得一些房屋建筑方面的信息。

房屋使用过程中有很丰富的活动内容。其中与食物有关的活动，包括粮食加工（crop processing，比如稻脱穗）、食材加工（food resources processing，比如稻脱壳）、食物加工（food preparation，蒸煮米饭）、进食、厨余垃圾处理（吃剩的动物骨骼如何利用）等。除了通过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等方法了解资源类型和消费方式的部分内容，对相关活动的研究，还需要确认活动发生的地点（涉及家户或村落的空间布局）、规模（涉及活动组织结构等）、活动方式（比如，脱壳是如何完成的）等，就需要对相关遗迹的“土”做分析。

房屋使用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房屋维护，包括扩建、对墙面和居住面的维护等。以居住面的维护为例，如果居住面是泥抹面，经过一年或两年的踩踏可能就需要涂抹新的居住面。所有这些信息的获得，都需要开展土壤微形态等分析。与房屋相关的各类“土”的系统分析，揭示了土耳其加泰土丘新石器时代房屋居住面的踩踏、清扫、墙面维护、地面维护等活动，表明了居住的稳定性和居民对居住环境的关注。

此外，手工业生产活动、丧葬仪式活动、公共安全与管理活动等，都需要对各类“堆积物”开展研究，才能获得比较全面、可靠的认识。史前聚落考古中常见的壕沟，无疑属于一种公共设施，仅仅凭据壕沟的位置和形状，很难对其功能或性质有准确判断，而通过分析壕沟中的堆积物，再结合聚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就可以深化对壕沟的理解，史前聚落中的壕沟，既可能具有排水功能，也可能反映了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

聚落考古研究中，环境考古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是因为，聚落生活依赖周围的各类资源，所以，要理解遗址形成过程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人类活动信息，就必须重建遗址所在区域的地貌和生态特征，这就是遗址外研究的核心内容。

遗址外，重建遗址所处区域的景观及其演变过程

利用遗址发掘过程中获取的环境与生态材料，结合遗址周边地貌调查、自然剖面和钻孔揭示的自然沉积记录，开展沉积学、年代学及古生态学相关分析，研究聚落始建的环境背景、使用期间遗址内部微观地貌变化，以及遗址周边区域宏观地貌与生态的演变，分析环境记录中的自然变化、人类干预及后期改造过程，重建人类占据遗址之前、之时及之后的地貌、水文和生态等区域景观特征。

对长江三角洲和淮河流域史前稻田的地学考古调查与土壤微形态分析，揭示了史前稻田，由简单的土地改造，逐渐转向规模扩大、结构规整以及管理加强的过程，发现不同区域的土壤、水文、地形条件制约下，形成了不同的稻作农业强化路径。

对河南郝家台遗址内外的自然地层与沉积记录的综合分析，重建了郝家台遗址及周边冲积平原的地貌演变过程，发现遗址是建立在地势相对较高的天然堤上；龙山文化时期，人类在湖沼消亡后的地表建立聚落，并通过修筑城墙、开挖壕沟和持续地垫土加高等活动，应对冲积平原的河流泛滥与内涝风险。

德国尼德勒布林根遗址内外的系统地学考古研究，重建了长时段聚落形成与演变，揭示了聚落发展、土地利用与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

荷兰艾瑟尔湖湿地景观演变研究，重建了古河道—天然堤系统的形成、稳定与被埋藏的过程，识别出了人类活动及土地利用适宜窗口期的时空范围，为理解区域聚落变迁过程提供可靠的证据。

利用GIS等空间分析方法，将遗址内和遗址外的研究结果有机结合，将不同阶段的人类活动置于相应的区域景观中进行对比，可以分析聚落选址、资源利用与遗址废弃过程中，人类活动与地貌格局、资源禀赋及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探讨聚落变迁的机制。

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的方法

遗址形成过程的研究方法，包括田野考古地层学、以土壤微形态分析为核心的堆积物研究方法、地貌与生态重建方法。通过对各类考古堆积物开展系统分析，为高时空分辨率聚落变迁研究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研究路径强调地质学与考古学的实质性交叉融合，即在遗址区微地貌变迁背景和聚落考古整体框架下，提升田野考古采样质量。

遵循聚落考古理念的田野考古方法。第一，遵循“田野考古规程”，按照从早到晚、从上到下的方法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第二，根据考古堆积的文化过程—自然过程和界面等理论，准确区分不同的堆积物单元，在关键界面进行采样；第三，接受实验室分析结果反馈同步调整和优化采样方案。

以微形态分析为核心的堆积物研究方法。第一，研究人员参与田野发掘，与田野考古专家一起明确堆积性质及其在遗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然后采样；样品以整块未经扰动的样品为主，并每处地点采集两份，一份用于制作微形态薄片，另一份用于采集高分辨率的测年、微体遗存和沉积物DNA等分析样品；同时采集自然沉积物的微形态样品，用来对照遗址内的文化层堆积，判断聚落内的沉积物来源。第二，以显微镜下偏光观察为基础，对微形态薄片开展μ-XRF、μ-FTIR分析，获取薄片内沉积物的化学元素和矿物种类等信息。第三，寻找废弃的村庄，开展民族考古调查、采样，同时开展实验考古，建立考古薄片鉴定和解释参考标准，提高考古堆积物形成机制解释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地貌与生态学方法。第一，通过野外调查并结合已有的区域地质资料，认识遗址所在位置的宏观地质地貌背景；第二，通过地球物理探测潜在遗迹和不同类型堆积物的分布特征；第三，通过遗址区露头剖面、探沟剖面以及钻探，获取连续的沉积物序列并采样，进行光释光、碳十四测年以及粒度、磁化率和地球化学等测试分析；第四，通过沉积物古DNA等分析手段重建遗址周围生态变迁过程。第五，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结合沉积物特征和年代综合分析遗址地貌、水文、生态等环境背景。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