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国各地考古遗址公园、文博机构等展览展示备受公众关注与追捧。10月15日至16日，在山西运城举行的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委员会就此回应称，“考古热”“文博热”是社会文化进步的体现，公众对遗址公园、文博展览的高涨热情，为考古成果传播、提升全民文物保护意识提供了良好社会基础。
大会期间，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委员会举办研讨会，来自高校、考古院所、出版机构、媒体的多领域研究者，围绕公共考古理论、考古学阐释、区域实践、教育传播、媒介出版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研究员郑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晓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系教授罗武干分别主持专题研讨。
公共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刘国祥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释与展示传播》为题谈到，中国现代考古学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深刻揭示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加强利用考古成果实证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做好阐释与展示传播工作，是新时代中国公共考古的重要任务。
公共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在题为《排弧与月牙纹：彩陶的写实与象征性讨论之一》的报告中，对渑池仰韶村遗址第三次发掘出土的唯一完整排弧纹彩陶罐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彩陶罐纹饰与月牙、历法可能无关联，其象征性应作新的阐释。
王涛在题为《李济先生的公众考古理念与实践》的报告中认为，李济的学术贡献通常从科学考古的建立、殷墟发掘和古史重建等方面加以讨论，而其面向社会的知识传播与博物馆实践，同样值得系统考察。李济的公众考古理念与实践，表明专业化与公共责任并非彼此分离。如何把普通遗物讲清楚，如何让学术自律转化为社会信任，也是今天的考古工作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
王晓琨以《技术赋能与实践导向：考古纪录片创作课程的教学创新与思考》为题，分享中国人民大学依托田野考古实践资源，开展的《考古纪录片制作与欣赏》特色课程建设与教学创新探索。考古影像不仅是留存田野资料的手段，更是塑造学生专业素养、传递考古人文精神的载体，这套教学模式可以为考古跨学科人才培养、公共考古传播创新提供实践参考。
陕西师范大学卜琳以《考古阐释与公众参与：考古博物馆的责任与发展》为题谈到，考古事业已经进入“发掘—阐释—传播—共享”全链条发展阶段。考古博物馆一方面要坚守学术底线，保证考古阐释的真实性、系统性；另一方面肩负文化普及、公共服务、培育文化认同、推动社会共建的责任。她也提出考古博物馆存在阐释模式偏单一、地域特色不足、公众参与浅层化等弊端。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琳娜分享《铲释中原，文脉有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众考古实践探索》。202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设立专门公众考古部，逐步搭建科普传播、研学教育、媒体宣传、文创转化一体化公众考古体系，推动考古成果从学术殿堂走向社会大众。她认为，公众考古必须坚守学术底色，打通专业研究与大众认知通道。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考古博物馆）翟扶文以《公共考古的湖北实践与思考》为题谈到，湖北依托盘龙城、石家河、屈家岭、曾国考古、云梦秦简等重要考古发现，通过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推出公众考古活动、打造数字展示平台等多元路径，有效推动考古知识走向大众。针对研究深入而宣传滞后、公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等问题，建议引入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深耕中小学考古教育，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雪菲以《考古探源成果走向大众——江苏公众考古的实践、思考与协同探索》为题，梳理近三年江苏13个地市考古研究所开展的公众考古活动，构建三条公共考古主线：推进考古进校园、联合省文化馆打造“考古趣多多”美育品牌、设立“乐龄探源研习社”。她认为，博物馆社教多依托馆藏文物；考古机构主导的公众考古根植田野发掘全过程，坚守考古阐释的专业底色。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考古博物馆）赵海晨以《协同与共生：陕西公众考古的制度化反思》为题提出，公众考古的制度化包含组织、资源、运行三个维度，运行维度中评估、反馈与迭代机制的建立是关键。她将公众考古实践分为五个层次，提出运行维度的四项制度化方法。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以《公共考古的浙江实践》为题谈到，2014年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国内公共考古迈入规范化发展阶段。考古学科本身天然具备公共属性，公共考古贯穿考古调查、发掘、室内整理、报告出版全工作链条。浙江开展系列实践，编撰“良渚文明丛书”，牵头成立浙江省“考古小学堂”校际联盟，积极推动考古进校园。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吴广、董永嘉、胡滨洋以《考古机构主导的公众考古实践机制研究》为题谈到，国内公众考古普遍存在知识传递单向化、活动组织碎片化及公众参与机制缺失等困境。基于重庆实践，提出“共学型公众考古”概念，形成专家、志愿者、学校、家庭、社区和社会公众共同学习、参与、传播、守护文化遗产的公共文化实践机制。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永婷以《从田野到场馆：山东公众考古活动实践的探索与展望》为题谈到，山东公众考古起步较早，1994年城子崖遗址博物馆开放是重要转折点，2008年汶上南旺遗址公众考古活动开创了考古工地现场举办公众考古活动的示范。目前，山东各考古工地发掘期间举办公众考古活动趋于常态化，形成“参观+体验+实操”的活动形式。公共考古当前的挑战是如何把短期活动热度转化为长效机制。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尹燕飞分享《从田野到课堂：青少年考古科普活动的探索与实践》，以“小小考古学家养成记”研学项目为案例，打造“理论认知—模拟发掘—文物修复—文物解读”完整课程链条，构建“输入—实践—输出”的项目式学习闭环。
山西晚报社吕国俊以《多元视域下地方文博融媒体的传播赋能与价值实现》为题谈到，地方文博融媒体能够打破传统文物宣传单向传播模式，成为活化地域文脉、塑造区域文化品牌、赋能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结合“文博山西”平台实践，指出当前地方文博融媒体普遍存在内容同质化严重、传播受众圈层固化、文化赋能浅层化等短板，从内容提质、传播破圈、业态融合、机制完善四个维度提出优化提升策略。
郑媛以《关于科技考古向公众传播普及的探讨》为题提出，公众提起考古工作，仍停留在田野挖文物、博物馆修文物的认知状态，科技考古的科学价值和公共文化价值还未能充分释放。推动科技考古大众化传播，能够破除传统考古认知误区、普及科学实证思维、活化文明探源成果，让中华文明的科学叙事更加通俗立体。
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杨雪梅分享的题目是《公共考古不只是科普》，提出公共考古一直都不仅仅是面向公众的知识普及。面对围绕考古、考古学、考古史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系统澄清与有力批驳也是主要工作之一。在纷乱的舆论场中，公共考古如何形成发声机制、及时有效应对各种议题，值得思考与实践。
上海古籍出版社宋佳以《稽古传薪——谈考古科普读物的边界、困境与建构》为题谈到，真正的考古科普读物，应以考古学科的问题意识与方法逻辑为内核。当前真正意义上的考古科普读物仍属稀缺，需探究其核心要素，并探讨拓展传播广度的路径。
中国文物报社续红明以《叙事重构：百年西阴的公众传播》为题谈到，西阴遗址是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的史前遗址，为首次由中国学者独立开展的现代科学考古发掘。基于公众考古视角，叙事重构既是认知实践，也是文化遗产意义生产过程。应将“中国学者自主开展科学考古的起点”这一事实，转化为公众可感知、可参与、可共鸣的文明叙事。
科学出版社雷英以《考古学教材数字化——从纸数融合到AI助教的编辑构想》为题谈到，考古学以实物遗存为核心，图像资料丰富、研究过程性强，天然适配数字化教材多模态、交互式的特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教材数字化转型”。她提出考古学数字教材“纸数同步、作者主编共担、线下线上贯通”的编辑构想。
经过一天半的讨论，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委员会达成共识，提出近年来公共考古出现的四个变化：一是机构建制化，越来越多的考古院所设立专门部门、配备人员经费，将公共考古纳入正式业务，形成“发掘—阐释—传播—共享”的完整工作链条。二是由单向科普传播转向公众双向参与模式，推动公众从旁观走向参与守护遗产。三是内涵与传播边界拓展，不只做知识普及，兼顾舆论纠偏，借助新技术传播科技考古、考古学史，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四是各地立足本土资源开展实践，重视地方考古遗产叙事重构。
与会者认为，公共考古早已超越简单知识科普，承担着阐释中华文明特质、塑造考古学科形象、培育公众文化认同、构建遗产保护社会共识的多重使命，在实践中应坚守学术底线，将大众热情转化为理性的文化认知与遗产保护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