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博物馆展示了两件汉代文物，一件是彩绘陶多枝灯，一件是鎏金铜羽人。两件器物看似毫无关联，若细心观察，则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奇异的人物形象：大耳出颠，脑后披发，肩背生翼。这一形象在汉代祠堂、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棺椁以及随葬品中经常出现，是汉代艺术中非常重要的母题，是文献中的羽人，也是汉代“羽化登仙”思想的艺术表现方式之一。

何为羽人？人与鸟的组合

古代文献多有羽人的记载：

《楚辞·远游》：“闻至贵而遂徂兮，忽乎吾将行。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汉王逸注：“因就众仙于明光也。丹丘，昼夜常明也。《九怀》曰‘夕宿乎明光’，明光即丹丘也。《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羽毛也。”宋朱熹注：“羽人，飞仙也。丹丘，昼夜常明之处也，不死之乡，仙灵之所宅也。”

《山海经·海外南经》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晋郭璞注：“能飞不能远，卵生，画似仙人也。《启筮》曰：羽民之状，鸟喙，赤目而白首。”

汉诗《长歌行》：“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

东汉王充《论衡·无形》：“图仙人之形，体身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此虚图也。”

可以看出，羽人，又被称为仙人或飞仙，是人与鸟的组合，千岁不死，居住在夜常明、仙灵的住所——丹丘，是为世人送不死药的使者。对其外貌的描述和图像表达，战国至汉代略有变化。孙作云先生在《说羽人——羽人图羽人神话及其飞仙思想之图腾主义的考察》一文中描述，早期羽人为“长头”“长颊”“鸟喙”“有翼”“鸟首”，偏原始形态；汉代，随着人们的思想和审美的变化，羽人的形象更富有人间的情趣，也更接近于人，但两肩上有翅膀、身上有毛羽，因再不能被省略而保留了下来。这也说明了肩背上的双翅、身上的毛羽是汉代羽人的重要特征。

丹丘使者、千岁不死——鎏金铜羽人

这件鎏金铜羽人，是汉代羽人形象的图像表达。其长相怪异，长脸，深目，椭圆眼，高鼻，修眉阔嘴，眉骨、颧骨隆起，大耳出颠，披发拖于脑后，尾端略上翘。若细看，大耳内外、眉骨下、下颌有毛发。跽坐，肩背生双翼，身穿无领交襟窄袖长衣，其上满饰羽纹，而腿部之毛又特长，这与仙人披羽衣的传说吻合。《汉书·郊祀志上》：“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视不臣也。”颜师古注：“羽衣，以鸟羽为衣，取其神仙飞翔之意也。”以鸟羽为衣正是羽衣，而鎏金铜羽人的衣服上满饰鸟羽，正是表现当时的羽衣。通体鎏金，双手捧一前方后圆的底座，底座是活动的，可以拆卸；底座上饰三角纹和“S”形云纹，尤以底座中间的“S”形云纹在汉代最为常见。两只高出头顶的大耳朵、肩背生翼是汉代羽人的特征，也是文献中“发短耳何长”“图仙人之形，体身毛，臂变为翼”的图像表达，图像与文献互为说明、息息相关。

鎏金铜羽人，出土于洛阳一座东汉晚期墓葬，墓葬封土现存6.8米，双室砖券墓，虽然被盗严重，但仍清理出近千片玉衣片，从残存的鎏金铜丝看，应当是鎏金铜缕玉衣，另外还出土有“吉羊宜一王”铭铜盘、耳杯、银扣饰、琉璃环等重要器物。洛阳是东汉的都城所在，各项制度执行得比较严格，使用鎏金铜缕玉衣的墓葬，墓主人身份相当于列侯级别。与之如出一范、极为相似的还有一件羽人铜像，该铜羽人出土于陕西西安南玉丰村汉城遗址，夹杂在红烧土和瓦砾堆积中，南距长乐宫北宫墙遗址约5米，发掘者推测是西汉宫廷内的供物。这反映出羽人形象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死后家园，也出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

华灯火树，炽之煌煌——彩绘陶多枝灯

彩绘陶多枝灯，以盘为界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为灯柱和灯盏，灯柱分三层，每层各伸出四支曲枝以承托灯盏，其中八个长曲枝接近灯盏一端有柿蒂形花饰和卧蝉，另一端端坐羽人；四个短曲枝仅有柿蒂形花饰；灯盏的外侧各插一火焰形挡风屏障。灯柱顶端置一朱雀形灯盏，朱雀的头、翅、尾伸出盏外，雀口含圆珠；灯柱底部是一龟，其被放在一个折沿浅盘中，盘沿四个曲枝灯盏间穿插四个龙形饰，其龙尾各坐一羽人。下半部分为喇叭形底座，自上而下装饰四层：第一层有四只卧蝉；第二层有二人、一猴、三蝉和二虎，人戴平顶圆帽，一手前伸，一手半举于耳旁，穿红色短裤；第三层有二兔、一鹿、二蛙、一羊、一狼、一猪、一狗、二蝉；第四层有一蝉、二蛙、一猪、一羊、二狗、二鹿、一狼、一兔；共32个动物和2人。第二、三、四层上的蝉都在一似山峰的三角形饰上，除蝉、人、虎、猴外，其余都朝着一个方向旋转奔跑。底座、灯柱、曲枝、朱雀形灯盏、龙形饰、火焰形花饰等均分体制作，可自如装卸。多枝灯白底施红、黑彩，整体装饰华丽繁复，灯盘众多，加上顶部的朱雀灯，共有十三枝灯盏。灯盏分层错落安置，可以想象，若点燃后，灯火交相辉映，有如花树，傅玄《朝会赋》“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描绘的正是这一情景。

多枝灯上有十二个羽人，虽然制作较简单，看不清五官，但汉代羽人的时代特征——大耳出颠、肩背生双翼，还是表现得非常清晰，连脑后的披发都与鎏金铜羽人一致。多枝灯里还有汉代常见的题材——羽人御龙，即盘沿插着的四个龙形饰，此兽长嘴、双翼、四足，孙作云先生考证，此半鸟半兽的怪物应是古书中仙人所乘的“飞廉”。

多枝灯出土于洛阳东汉晚期的一座中型墓葬，墓葬保存完整，随葬品位置没有大的移动。多枝灯位于前室西部砖台的东南角，在其西北为一套乐舞百戏俑，围绕多枝灯形成一个半圆圈；正对百戏俑是一套与饮宴有关的器物，西边有一长方形陶案，案上放置有三排耳杯、圆盘、羊头，陶案北侧和西侧还放有碗、盘、魁、耳杯和筷子，与乐舞百戏俑构成了一幅宴享的场景。汉代“视死如视生”，人们相信死后能够继续享受生前的生活，所以在墓中安排了跟宴饮有关的随葬品。

这里的多枝灯有两方面的用途，一个是为宴享照明，另一个则有更深层的意义。彩绘陶多枝灯是明器，它是参照现实中的多枝灯制作的。出土的多枝灯有铜、铁和陶制，以陶制者居多。铜多枝灯主要出土于高等级墓葬，其中必有实用器，如广西贵县罗泊湾M1出土的铜多枝灯，底座为覆盘形，主干分三层向外伸出九个枝干，顶端托桑叶形灯盏，主干顶端置一金乌灯盏，灯盏内有烛钎，墓主人是西汉南越国桂林郡的最高官吏。有意思的是，武威雷台东汉晚期墓出土的多枝灯灯柱上，有两个相对而立的羽人手持朱草的形象。羽人长头、短发后飘，手臂、腿部有长羽，手拿一枝上端一分为三的仙草；这一形象与洛阳博物馆藏的羽人相同，而羽人持朱草的形象也多见于汉代羽人图像中。彩绘陶多枝灯与铜多枝灯相比，有诸多相似之处：顶端的鸟形灯盏，由底座、灯柱、灯盏组成，以及羽人形象。多枝灯在汉代仅用于上层贵族阶层，不仅因为材质，更因多枝灯要使用更多的燃料，显然不是普通居民能够承担的。另外，陶多枝灯在制作过程中，又融入了反映当时“长生不死”“羽化升仙”的元素——羽人、羽人御龙，随葬多枝灯表现出人们希望死后的生活更加美好，渴望得道升天、永世长存的愿望。

（作者单位：洛阳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