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夏王朝之后的第二个王朝。由于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史料有限，所以到了东周时期，时人对殷商史的很多问题已经无法给予准确回答。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感叹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到了战国，楚人屈原在被放逐的过程中留下了千古奇诗《天问》，其中部分内容便是他针对殷商史的发问。在此之后，虽有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记载了殷商史中的若干重大历史，但古代学者对商王朝的认识实际上始终如雾里看花，难见其真容。
20世纪初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关键阶段，而其中最重要的推力之一便是一系列新史料的突破性发现。对殷商史的研究而言，这一时期新史料的发现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是1899年发现的甲骨文，促使甲骨学成为一门全新的学问，为深化认识殷商史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科学考古的兴起，特别是1928年至1937年间对安阳殷墟遗址的15次发掘及取得的重大收获，刷新了人们对殷商社会的认识。
基于上述，学界对殷商史的研究开始进入到一个广阔的天地。百余年来，数代学人在殷商史这片沃土上持续耕耘，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不过，殷商史研究向以难治著称，不仅要求研究者具备考古学、文献学、文字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还需要面对数量繁多的前人研究成果。因此，无论是从推动殷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还是出于对培养从事殷商史研究的专门人才考虑，抑或是为了满足社会公众希望深入了解殷商史的需求，目前学界和社会都急需一本好看且好用的殷商史著作。李维明先生的新著《商问》，恰好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
《商问》全书共计25万余字，除“前言”“后记”外，该书主要涉及殷商史领域中16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大致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依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来考察殷商史，主要涉及“商”字的字形字义、“殷”与“商”的关系、“玄鸟生商”的传说、商族的起源与迁徙、商先公和商王的传说与事迹、商王朝的年代等问题。二是从考古学层面全面梳理了学界对“商文化”和“先商文化”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向读者系统展示了商王朝的物质文化与社会面貌。值得注意的是，李先生在对每部分进行分析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都作了“穷尽式”梳理，按照时代早晚尽可能收录不同的学术观点，善用量化统计分析，从而扼要地向读者传递出大量信息。可以说，全面性、系统性、简明性构成了《商问》一书的重要特色。
关于《商问》一书的定位与目的，李先生在后记中写道：“如果能将数十年读书笔记相关材料分类梳理出大致的学术史脉络，为学者提供一些参考信息，这一学术劳动的付出还是值得的。”确实，读罢该书，我们对殷商史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会有一个十分清晰的认识，但该书并不是简单地进行学术史的爬梳。在对相关问题进行回顾时，李先生往往会给出自己的判断，其间蕴含了大量真知灼见。比如，李先生将学界对“商”字字义的认识归纳为三类：一是与“鸟崇拜”“祭祀祖先”等精神活动有关；二是与“穴居”“丘居”等居住形式有关；三是与“耒耜”“陶鬶”“刻漏器”“酒具”“乐器”等器物的形态有关。在对卜辞“商”字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作者强调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类“商”字与鬲、斝等器形相近，认为“商”字的字形可能与商文化器类中具有文化性质代表意义的器类（如鬲、甗和斝）的部分造型有关。这一认识审慎有据，令人信服。再如，在对“商族起源”问题的分析中，作者从文献和考古等多方面证据出发，对商族起源的“东方说”“西方说”“北方说”“南方说”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简要讨论，强调“豫北冀南说”是比较合理的认识。当然，这一认识也是当前的主流认识，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李先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探究。例如，关于“盘庚迁殷之前可否称商”，李先生认为由于“迄今尚未见（或未释出）商代早期‘商’字出土材料”，因此这一问题仍然是需要学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治学态度，值得每位学人学习。
除学术观点之外，《商问》一书体现出的治学方法和理念也颇具特色。众所周知，上古史研究离不开不同学科的深度合作。对于我国早期历史的研究而言，如何认识文献史学和考古学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它们开展整合研究，在学界向来有不同认识。《商问》虽然用大量篇幅从文献史学的角度对殷商史进行梳理分析，但作者对文献的记载并不盲从。一方面，作者注重从历时性的角度对文献进行梳理，认真考察某一故事或传说的演变，进而窥探历史之“素地”。比如，“玄鸟生商”是一个古老而神奇的传说。作者提出，“商代甲骨文、金文中丰富的鸟类记录显示，商族与鸟有着密切的关系，存在以玄鸟为族徽的古族。周代文献以此为素材，添加一些具体情节，创造出玄鸟生商的神话。汉代文献则分化出帝喾之妃简狄吞食玄鸟卵生商始祖契的故事”。显然，这颇具“疑古之风”，契合顾颉刚所提出的中国古史的“层累说”。另一方面，文献虽然可以为探讨古史提供依据，但李先生对相关材料的准确性保持谨慎的态度。例如，作者虽用较大篇幅回顾了文献中关于商王朝积年的不同说法且梳理了商王在位的年数，但作者最后强调，“据文献记载商周之年推算商年很难做到精确无误，所以历代学者推测只是根据史书记载史事对王年做出的判断，只能作为参考，不能视为绝对准确”。这一认识无疑是合理的。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作者深知仅仅依靠文献无法重建一个真实可靠的殷商史。由此，《商问》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利用考古材料去探讨殷商史，从而为读者展示出一个丰满的殷商社会。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问》也存在一些缺憾或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一方面，考古学是一门重视“图”的学问，如果该书能够在相应位置增添部分插图，无疑会使其锦上添花。另一方面，某些学术问题还可作进一步的分析。如对先商社会形态的分析，似可在分期的基础上进行；下七垣文化年代的上限能否早至二里头文化一期，尚需更多证据；关于二里岗文化年代上限的问题也需要综合考虑近年来年代学研究的新进展。不过，瑕不掩瑜，《商问》当为近年来殷商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好看且好用，对推动殷商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最后想说的是，从《天问》到《商问》，这是一场跨越了两千余载的不懈求索。虽然时空发生了转变，但古今学人对历史的追问从未停歇。李先生在后记中说道：“学术需要传承，学术希望在后来学者身上。”包括笔者在内的后辈学人，当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自勉，以不愧于前辈学人的殷殷期待。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商问》
作者：李维明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6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