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述及考古学史往往是从严谨的学术研究层面，叙事多元，模式各异。以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为代表的“纪实”体，以C.W.西拉姆《神祇·坟墓·学者》为代表的“故事”体，以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为代表的“哲思”体，以孙庆伟《追迹三代》为代表的“学案”体等等。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插图本）》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将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在中国大陆的考古活动系统梳理，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优秀”结项的成果。十余年后再版，加入了作者购买的83幅珍贵图像及档案材料，还原了史语所考古活动的丰富细节。

考古工作包含多个工种，除研究者外，绘图、摄影、拓片等工作也是重要辅助，近些年来正逐渐被社会关注，例如2024年5月成都市青羊区专门举办了“历史的笔触——卢引科文物考古绘图成果展”，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首席绘图师卢引科先生的大量精美线图展出。山西也曾经举办过“妙手天成——李夏廷考古绘图展、梁子明考古摄影展”等。但是将文物之外的图片大量运用在考古研究中，以往主要见于一些科普类著作或是专门的展览图录之类，与学术研究尤其是考古学史相结合还不多见，因此本书大量图片的使用在考古学史的研究中是一种突出的创新方式。

考古学传入中国之时，相机的运用已经相对成熟，因此在中国考古学史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经典照片。例如李济先生在殷墟发掘时头戴礼帽、包裹严实、手拿陶片的侧视镜头。又比如曾侯乙墓发掘过程中，墓坑内尚有积水，考古工作者涉水对编钟进行测量绘图。这些照片直观表达了考古工作的严谨、细致与不易。

在数码相机、智能手机、无人机大量运用的今天，摄影在考古工作中已经便捷许多，但这会不会导致将来我们回溯过往时，同质化越来越突出，让人印象深刻的经典照片越来越稀有？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总之，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考古学史叙事而言，照片的加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公共考古的创新手段。苏秉琦先生早在1950年发表的《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文中就提出，“考古学是人民的学问，讲好考古学家的故事，让考古学活起来”。将照片与考古学史结合无疑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在内容方面，作者坦言，自己的研究重点已经不在考古学史领域，但从引用文献来看，还是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这对学术更新无疑有一定裨益。但也存在一些不准确之处，例如书中认为吴金鼎开创西南考古，具体来说应该是开创了史语所的西南考古工作。如果单论西南考古，吴是1938年底在大理一带调查，实际发掘工作已经到1939年。在此之前葛维汉1934年3月在广汉的发掘已经采用田野考古的操作方法，并且采用多学科的方式对出土陶片、玉器等进行科技分析。1938年暑假，已经在四川大学任教有一段时间的冯汉骥先生在川西地区开展调查，期间在汶川县雁门乡清理石棺墓一座，尽管资料直至1951年才发表，但从对后续学术研究的影响力来看，冯汉骥先生在1944年的《说文月刊》上发表《禹生石纽辨》，开启了石棺葬的研究，可能更胜一筹。

对于史语所在西南地区的活动，作者认为活动时间较长，获取的材料也不少，但成果不多，与史语所对中原地区的工作以及殷墟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有关。实际上李济先生曾经对西南考古有过战略谋划，而后来随着时局变化，前期累积的资料整理任务过重，无力深入新的研究领域，加之在西南的时间极为短暂。即便如此，据笔者所知，史语所仍有多位学者触及过西南考古材料的研究。

彭山发掘是史语所在四川的重要田野考古活动，虽然报告晚至1991年才出版，但在发掘期间及结束后不久也有不少成果，吴金鼎曾经在1943年的《图书季刊》上发表《彭山考古之重要发见》一文，指出彭山发掘有四项重要成绩：“崖洞葬制之考订”“汉代村落遗址之寻获”“花砖墓之发掘”“奇异夯土墓制之发见”，从今天的视角回溯，无疑已经关注到墓地与聚落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1946年曾昭燏写就《从彭山陶俑中所见的汉代服饰》一文，根据彭山崖墓所出陶俑研究汉代服饰，将无文字记载的陶俑形象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这一研究理路是利用无文字记载的图像（人物）与文献史料相合证，进行“图史互证”，属于美术考古的基本思路。此外，主要参加者高去寻也在1941年的《古今论衡》和1946年的《国学季刊》上发表了《崖墓中所见汉代的一种巫术》以及《汉崖墓题识“内”字之一解》等文章，考证秘戏浮雕以及陶然士当年发现的崖墓铭文等。

另外《附论一·史语所早期考古人才队伍的构成及其命运》认为，第一代与第二代考古学家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管理上实行家长制，业务上实行学徒制。实际上史语所虽然主要业务是田野发掘及资料整理研究，但也进行过正规的考古教育，甚至招收过研究生，尽管规模极为有限，却也在民国时期考古教育中留有一笔。1932年第一次招生石璋如、刘耀（尹达）即在考古组，一些学生虽未在考古组，但从其后续的学术生涯来看，应该也受到了考古学的重要影响。例如方国瑜在语言组，但在1938年底进入云南通志馆工作后，参与了《新纂云南通志》的纂修及审定，“金石”是他负责的重要内容，其后续的学术论著中也大量涉及文物考古资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史语所培养的成果。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插图本）》

作者：陈洪波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