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博物馆“春风无限潇湘意——湖南唐代文化展”中展出了一件唐代长沙窑窑变釉青瓷筷筒，是近年来清库建档整理出的器物，为早期长沙窑遗址采集品。该器正面呈直筒状，背部为扁平面（用于贴合墙面悬挂），背部顶端原有悬挂钮系，现已残损。器身两侧分别开有三个长条形孔洞，正面一椭圆形孔洞，为筷筒的核心功能设计，既可以用于沥水防潮，又兼具装饰性，体现了长沙窑日用器“实用优先”的理念。该器通体施青釉，釉层较厚，釉面布满细碎开片，底部为平底露胎，胎体厚重，以釉下多彩为核心，施褐绿彩，在高温烧制中自然流淌交融，形成窑变釉效果，出现褐绿红蓝多重色彩，层次丰富，极具美感，体现了长沙窑自然成趣的艺术特色。长沙窑中此类器型目前发现数量极少，在长沙窑众多器型中颇为特别。

长沙窑兴盛于中晚唐，是唐代规模较大的民间窑口之一，以烧造日用陶瓷为主，产品涵盖茶具、酒具、文房用具及其他生活用品。在历次考古发掘中，碗、碟、壶等饮食器具出土数量最为丰富，是长沙窑的核心产品。相比之下，筷筒在窑址中出土数量极为有限，这一“大量碗碟壶、少量筷筒”的出土比例，与后世家家户户都配备筷筒的使用习惯形成了显著差异。

筷筒的历史演变

筷筒，古代亦称箸笼、箸筒，是专用以放置筷子（古称“箸”）的厨房器具，多用陶、瓷、竹、木等材质制成，其使用历史与筷子一样十分久远。从考古发现来看，早在汉代筷筒已作为专门的用具出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和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中，均出土了竹制的箸笼，笼内装有竹箸。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早期的箸笼本为放置匕（勺子）和箸两者的筐笼，至汉代时逐渐演变为专门放置箸的器物。这一演变表明，汉代以后筷子在进食活动中的独立性日益增强，需要专门器具来收纳。

传世文献亦为筷筒的早期形态提供了佐证。汉扬雄《方言》卷五载：“箸筒，陈楚宋魏之间谓之筲，或谓之。”另史游《急就篇》颜师古注云：“箸筒，所以盛箸者也。”三国魏张揖《广雅·释器》曰：“筲，箸筒也。犹刀室谓之削。”将“筲”释为放置筷子的筒器，并以刀鞘作比，说明其时“箸筒”已是约定俗成的器物名称。《说文解字》亦明确记载：“一曰宋、魏谓箸筒为。”可见汉代至魏晋时期，筷筒已有固定称谓。到了明代，筷筒有了新的称谓，叫“桶檧”，朱谋《骈雅·释器》云：“桶檧，箸筒也。”清代称“箸笼”，翟灏《通俗编·器用·箸笼》云“盛札箸笼也”。

荆州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一件竹筷筒，取带两个竹节的天然竹筒制成，通高31.6厘米，直径3.6厘米，在窄条筒壁顶端竹节处各向两侧拐出外伸0.4厘米，以系绳提挂，筒身正背两面各留开口，便于取放筷子，内装竹筷21根，长22.5厘米，直径0.3厘米至0.4厘米。凤凰山167号汉墓遣策简亦载“札箸筲一”，对应出土器物名称为“竹筲筒”，内装漆匕一枚、竹箸21根。这些实物表明，汉代楚地已普遍使用竹制筷筒，且承担了收纳匕箸的双重功能。

从汉代至清代，“箸筒”“筲”“”“桶檧”“箸笼”等称谓在文献中延续不绝，反映出筷筒作为专用器具在中国饮食文化中长期存在且名称相对稳定的历史事实。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长沙窑筷筒，是目前所见少数唐代瓷质筷筒之一。其材质从竹变为瓷，反映了长沙窑将此日常用具纳入日用品生产的尝试，进一步印证了筷筒在长沙窑器物中确有一席之地。

饮食方式的变革与唐代湖南“匕箸并用”的格局

长沙窑碗、碟、壶的大量生产，说明这些是餐桌上的必需品，而筷筒数量稀少，则提示其社会需求有限。究其原因，与唐代的饮食方式有关。

中国古代饮食方式经历了从分食制、会食制到合食制的漫长演变。所谓分食制，即一人一案、分而食之的就餐方式。众人席地而坐，面前各摆一张低矮的小食案，案上放着各自的食具和食物。这一方式至少可上溯到史前时代，经历了不少于三千年的发展，其形成与严格的礼乐制度密切相关。

西晋灭亡后，北方游牧民族陆续进入中原，传统的跪坐姿势受到垂足坐姿的冲击，坐姿的改变直接推动了家具的革新，低矮的食案不再适应新的生活方式，高桌大椅应运而生。受家具变革的影响，隋唐时期，传统分食制逐渐松动，人们开始围坐在高桌大椅上进行会食，而筷子在这一变革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不过，唐代的“会食”与宋代以后的“合食”仍有区别，其典型特征是“同桌不同器”，人们虽围坐一桌，但食物仍一人一份，尚未出现众人共食一盘菜的局面，这实质上是一种“有会食气氛的分食制”，是分食制向真正合食制过渡的中间形态。至迟在唐代中晚期，会食制已经相当普遍。这也意味着，在唐代筷子还不是餐桌上的“主角”。

《礼记·曲礼上》记载：“羹之有菜者用，其无菜者不用。”（即筷子）。唐代诗人薛令之在《自悼诗》中写道：“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可知在唐代，人们用匕匙吃饭，用筷子夹菜，餐桌之上“匕箸并用”，二者各有分工，各司其职。甘肃敦煌473窟唐代《宴饮图》壁画，描绘了九人围坐长桌会食的场景，壁画人物面前均摆放着勺与筷两套进食器具，清晰地呈现了唐代会食制的仪式性特征。由此可见，在古代筷子的核心功能是夹取“羹中菜”，是助食工具。

唐代湖南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商贸区域，在饮食文化中扮演了特殊角色。随着大量北方移民进入湖南，以面食制作为特征的北方饮食习惯逐渐向南方传播，筷子因面条、饺子等粉食的普及而被越来越多地采用。但湖南地区作为南方稻作农业区，米饭仍是主食，因此“匕箸并用”的格局在此表现得尤为典型。

长沙赤峰山2号唐墓出土有铜筷，同时随葬有铜勺一个；长沙赤岗冲二号唐墓也出土了铜箸，这反映出筷子在唐代湖南地区有所传播和普及，但普及程度仍有局限。在“匕箸并用”的饮食方式中，筷子尚未成为主要进食工具，筷筒的社会需求也相对受到制约。长沙窑遗址中筷筒出土的数量，也印证了这一历史阶段的饮食方式。

结语

“匕箸并用”的格局在中国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至宋代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宋代以后，随着饮食结构的变迁和烹饪方式的不断精细化，筷子逐渐取代勺子成为主要的进食工具，勺子则逐渐变成专门舀取汤羹的器具。长沙窑出土的筷筒，既是这一进程的物质载体，也因其数量稀少的出土状况，揭示了这一进程在唐代湖南地区的不均衡性。

从汉代竹筲筒到唐代瓷筷筒，筷筒的材质虽发生了变化，但其功能一直在延续。长沙窑这件看似不起眼的青瓷筷筒，却见证了一段饮食文明的变迁，用勺子吃饭、筷子夹菜、围坐会食，这些组成了唐代湖南人餐桌上的“烟火气”。

（作者单位：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 湖南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