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巴地地处川东、渝东、鄂西交界的山地河谷地带,地形破碎、水系密布、资源多元且生态脆弱,特殊的自然禀赋孕育了区别于中原、蜀地的特色生业体系。依托罗家坝、城坝等核心遗址的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同位素检测及盐业考古成果,可将巴地古代生业演变划分为史前渔猎采集主导、先秦农牧渔盐多元共生、秦汉农耕主导定型三个核心阶段。巴地先民数千年的生计迭代,并非对自然的无序改造,而是适应山地河谷生态的主动调适,形成了因地制宜、取之有度、多元制衡的传统生态智慧。
巴地地理范围及基本情况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巴”之地名与族群源流,巴人早期繁衍于川东平行岭谷、三峡及鄂西北山区,支系众多。周代姬姓巴国极盛时期疆域“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巴族群长期聚居、巴国势力辐射的核心区域涵盖川东嘉陵江、渠江流域及渝东、鄂西三峡片区,是兼具自然地理统一性与文化整体性的巴文化核心区。
古代巴地以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为山体骨架,依托长江、清江、嘉陵江水系形成独特的山地河谷生态单元。相较于成都平原集约化农耕文明,巴地山高谷深、耕地零散、气候湿润,难以开展规模化连片农耕,依托丰富的山林、水系、盐矿资源,形成了山水复合型生业体系。近年来,川东北、三峡库区系统性考古发掘成果,为还原巴地古生业形态、挖掘传统生态智慧提供了坚实实证。
巴地古代生业结构的阶段性演变
史前时期:渔猎采集主导的原生生业模式
新石器时代巴地生业以渔猎采集为核心,农业仅为补充,先民完全依托自然原生资源生存,人地关系处于原始平衡状态。
距今5300年至4500年的罗家坝遗址是川东北核心史前遗存,其四期考古发掘的新石器地层出土大量细石器、打制石器,是渔猎经济常态化的直接佐证。遗址浮选结果显示,虽检出稻、粟、黍等农作物遗存,但总量稀少,证明该区域虽出现旱稻混作萌芽,但农业始终居于次要地位,无法替代渔猎采集的核心作用。
渝东区域遗址进一步完善了史前生业图景。距今7600年至6200年的丰都玉溪遗址浮选未发现农作物种子,动物遗存以野生动物、鱼类骨骼为主,仅狗、猪为家养动物,且家养动物占比偏低,印证早期巴地无规模化农业,渔业、狩猎为核心生计。巫山大水田遗址检出黍、粟炭化种子,包含未成熟遗存,证实峡江地区大溪文化时期已出现本土旱作种植,但规模有限。忠县中坝遗址同位素检测显示,先民以C4类粟黍作物为主要食物来源,C3类水稻占比极低,且鱼类遗存数量远超哺乳动物,进一步佐证渔猎主导、旱作补充的生业格局。
整体来看,巴地史前生产力水平较低,农耕工具稀缺、农作物占比极小,先民依托山林开展狩猎采集、依托水系开展渔业捕捞,规避了过度开垦带来的生态破坏,形成了稳定的原生生业模式。
先秦时期:农牧渔盐多元共生的成熟生业体系
夏商至战国时期,随着人口增长、生产力提升与巴国政权建立,巴地突破单一原生生计局限,形成渔猎、旱作农业、盐业手工业、畜牧商贸多元共生的复合型生业体系,也是巴地最具地域特色的生计形态。
农业发展呈现鲜明的山地适配特征。罗家坝遗址东周至汉代植物考古数据证实,此阶段区域以粟作旱耕为核心,黍、小麦次之,稻作与豆类占比偏低,无大规模水田耕作遗迹,延续了山地旱作传统。先民采用畲田轮作、休耕养地模式,开垦山间零星坡地,适配山地土壤贫瘠、耕地破碎的生态短板,有效规避水土流失风险。同时,罗家坝、李家坝遗址出土大量猪、牛、羊骨骼,证明家畜饲养业趋于成熟,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补充。
盐业手工业是先秦巴地的经济支柱,也是区域生业体系的核心特色。川东北达州区域分布多处商周盐业遗址,万源井溪坝、大竹盐井沟、开江盐井沟等遗址,出土尖底杯、船形杯等专用制盐器具,印证巴人已掌握人工凿井、取卤煮盐技术。罗家坝遗址出土的各类制盐器具,佐证渠江流域盐业生产常态化、规模化。忠县中坝遗址的淋灰法制盐技术,利用山林废弃植被灰烬提纯卤水,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生产的盐产品覆盖巴地全域并外销长江流域,形成成熟的盐业经济体系。
此外,巴地青铜文明在战国早中期达到鼎盛,罗家坝东周墓地出土大量巴式青铜兵器、生活器具,印证手工业技术成熟。此阶段渔猎、采集并未消亡,与农业、盐业、商贸形成互补共生格局,实现了人工生产与自然索取的生态平衡。
秦汉时期:农耕主导、工商辅助的生业定型格局
秦汉大一统政权经略巴蜀,中原移民带来铁犁牛耕等先进生产技术,推动巴地生业结构彻底转型,形成农耕为主、手工业与商贸为辅的稳定格局,渔猎采集退居副业地位。
冶铁技术的普及是农耕转型的主要推动力。秦灭巴蜀后,设铁官管控冶铁产业,东汉宕渠县设置川东唯一铁官,管控嘉陵江流域铁器生产。罗家坝遗址出土多类汉代铁器,涵盖农具、兵器、日用器具,技术体系多元,反映区域技术交流频繁。渠县城坝遗址发现大规模汉代冶铁作坊,证实东汉巴地已掌握成熟块炼铁技术。铁制农具的普及,推动农业向精耕细作转型。
农耕生产形成立体分层格局。汉代巴地作物组合更加多元,粟、黍仍为山地核心作物,小麦、水稻、豆类占比显著提升。河谷平坝区域规模化水田遗迹证实稻作农业成熟,最终形成“高山粟黍、平坝水稻”的分层农耕模式。同时,家畜饲养规模化发展,猪、牛、羊成为主要家养畜禽,改变了史前、先秦渔猎为主导的生计结构。
特色工商产业持续兴盛。秦汉延续巴地盐业优势,在朐忍、临江、巫县等地设置盐官,管控井盐生产,中坝遗址、白兔井等遗存见证盐业千年连续生产史,达州宕渠区域成为重要盐品集散中心。此外,巴地丹砂产业鼎盛,成为秦汉巴地特色产业。《华阳国志》记载的堕休粉、桑蚕、漆茶等物产,也印证了手工业、多元商贸的繁荣。
秦汉时期巴地生业完成了从“依附自然”到“适配改造自然”的转型,在融入中原农耕体系的同时,保留山地特色业态,构建起稳定、可持续的区域生业格局。
巴地古代生业结构蕴含的传统生态智慧
一是因地制宜、立体分层的生态适配智慧。巴地先民依据山地、坡地、河谷、水域的生态差异,构建差异化、分层化的资源利用模式。主动放弃陡坡开垦,保留山林生态原貌;在山间缓台发展粟黍旱作,适配贫瘠山地土壤;依托江河水域发展渔猎、制盐产业;在河谷平坝集约化发展稻作农耕。摒弃中原平原单一农耕模式,精准匹配区域立体地貌特征,实现各类生态空间的高效、合理利用。
二是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可持续利用智慧。各遗址跨时代遗存显示,巴地野生动植物物种结构稳定,无过度捕捞、狩猎导致的物种衰退痕迹,体现了适度利用的生存准则。山地畲田轮作、休耕养地模式,有效缓解山地水土流失、土壤贫瘠问题。中坝遗址淋灰法制盐等传统工艺,依托可再生山林资源,实现生产资源循环利用,保障了区域生态数千年稳定向好。
三是多元共生、风险对冲的生态平衡智慧。针对山地气候复杂、灾害频发、生态脆弱的短板,巴地先民始终构建多元共生的生业体系。渔猎、采集、农耕、盐业、商贸互为补充,既提升了族群生存韧性,又避免单一产业过度消耗某一类生态资源,实现生计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双向稳定。
传统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巴地古代生业调适智慧是西南山地人地共生的文明结晶,对当代川渝鄂山地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巴地先民的生业迭代,本质是人与自然持续适配、协同共生的过程,孕育了因地制宜、适度开发、多元制衡的传统生态智慧,对当今新发展理念下,推动农林、文旅、矿产资源适度开发、循环利用,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共生具有启示意义。古代巴地先民的生态理念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但其中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取之有度的思想内核,对当代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作者单位:山东省滕州市博物馆 本文为达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巴文化研究专项“巴地古代生业结构演变与生态调适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DZ26BWH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