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传统建筑营造
——营造尺与占筮尺的共同影响

来源:中国文物报
作者:张昱涵 周学鹰

中国南方传统建筑尺寸,并非只由一种尺制所决定。通常,工匠们同时采用两类尺:其一是用于实际测量的营造尺;其二是用以判断吉凶的占筮尺。首先,用营造尺完成测量、放样和构件加工;其次,以占筮尺检验并微调部位尺寸,使建筑构件在满足结构、使用需求的同时也符合传统的择吉观念;最后,再以综合权衡后的尺度,作为加工建筑构件采用的数值,最终建造房屋。因此,两种用尺角色不同,却共同影响着建筑的最终尺寸。这种技术用尺与文化用尺并用的现象,在南方传统建筑中尤为明显。当前,已有研究往往对营造尺与占筮尺分别考察,较少将两者一起讨论。实际上,在我国南方,营造尺与占筮尺分别承担着建造度量与择吉的功能。

度量工具:营造尺确定尺寸

营造尺是用于建筑营造的基准尺长,即一尺的绝对长度,不仅是实物概念,更是决定建筑各部位实际尺寸的数值概念;作为度量工具,它是建筑营造的基础,决定建筑的整体尺寸。其主要用于建筑测量、放样及构件加工等技术层面,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应用。

一般按照使用对象及范围,营造尺分为官尺与乡尺。官尺是经历代政府正式颁发与施行的官方尺长,为历代的法定尺。乡尺则是民间某一地域范围或者人群内通行的标准尺;南宋以后,在一定的地域长期存在并一直延续至今。有研究者把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共同或接近的基准长度与历史属性的乡尺集群称为“尺系”;与北方多用官尺不同,南方地区营造尺流派较多,形成了较复杂的地方尺系。政权分立、信息传达不便、行业流派传承等因素,使乡尺具有滞后性与多样性。南方地区的营造尺通常即乡尺。

营造尺的使用常采用“整数制”与“对分制”的原则。即以整尺、整寸为基本单位,即使非整数,也会采用“四分之一寸”“二分之一寸”“四分之三寸”等刻度,以满足建筑营造的精度要求。如此,既保证施工的便利性,也体现了建筑营造中对尺度的灵活把握。

择吉工具:占筮尺推定择吉

占筮尺用以判断建筑尺寸(规模)的吉凶。古人认为建筑尺寸与居住者的福祸、财运、官运、子嗣等密切相关,在尺上写着有关吉凶的文字,故又被称为吉凶尺、风水尺。占筮尺主要流行于具有择吉传统的南方地区,用于建筑局部尺寸的吉凶判断,以满足传统营造观念中的择吉需求,蕴含着通行民间的传统文化观念。

工匠用营造尺确定建筑大体尺寸后,再用占筮尺选择与调整面阔、进深、举折、门窗、家具等详细尺寸。常见的占筮尺包括压白尺、门光尺、玄女尺、丁兰尺等,其中压白尺与门光尺的使用较广。

压白尺亦称飞白尺、紫白尺、木工尺、曲尺等,在营造建筑、制作器物时用来度量与掐定屋宇、庭院、门户尺寸的吉凶,在江南与东南沿海地区尤为常见,至今仍见于广东、福建、江浙等地区。其常为木工所用的L形尺(曲尺)形式,一般短边刻度为十寸,每寸又分为十分(图1)。压白尺与官尺通常按照一比一换算,使用较方便。

压白尺有“九进制”和“十进制”两种,以十进制较常见。其吉凶划分与洛书九宫、天文九星等有密切联系,尺面上可见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十白(图2)。择吉时,量尺从一白开始。三白,即“一白”“六白”“八白”为大吉;以“六白”最吉,“一白”次之,“八白”再次之;“九紫”为小吉。清代在此基础上,增加一小吉“四绿”。明清以降,压白尺的使用原则愈加复杂,并与八卦纳甲及房屋坐向等堪舆理论结合。各个地区还存在不同方法,包括压字法、留吉法、压倍法与联白法等,具有地域性与多样性。

门光尺又称八字尺、门公尺、鲁班真尺、鲁班尺,有的文献与民间匠师把曲尺与木工尺称为鲁班尺。门光尺用以量度选定门、窗、床、器物尺寸,主要用于建筑小木作层面。该尺分为八等分,依次标有“财、病、离、义、官、劫、害、吉”八字(图3)。其中“财”“义”“官”“吉”为吉字,“病”“劫”“害”等为凶字。不同建筑类型对吉字选择有所区别,如压“义”字用于祠宇、衙署;压“官”字用于衙署或寺庙;传统民居中最常用的是“吉”字等,目的都在于趋吉避凶。

由于匠师传承之间有差异,使用原则并非固定格式,故工匠的流派不同用尺的起点也不一样。如《鲁班营造正式》与《鲁班经》的吉门尺寸是从“财”字量起的,而《工程做法则例》则是从“吉”字量起,尺上的八字吉凶对称排列,即两端的两寸与中间的两寸为吉。所以,无论从“财”字或“吉”字起量,吉门恒为吉,凶门恒为凶。工匠将建筑尺寸换算至门光尺以对应刻度,判断尺寸是否符合择吉要求,并据此进行适当调整。

技术与文化用尺并行

数值上,营造尺与占筮尺之间存在固定的换算关系。压白尺的尺长一般就是营造尺的尺长。营造尺与门光尺的关系较特殊,《鲁班营造正式》与《鲁班经》载:“鲁班尺乃有曲尺一尺四寸四分;其尺间有八寸,一寸准曲尺一寸八分。”工匠使用占筮尺验证建筑尺寸吉凶时,必须将营造尺寸换算成对应的占筮尺寸,再判断是否合吉。

相对固定的换算关系,使两重尺制能够有效衔接。工匠先以营造尺确定合适的数值,以满足建筑环境、结构、人体工学等基础要求;再将该数值换算成对应的占筮尺,检验其所落字格;如有必要,便在不影响基本功能的范围内增减尺寸。这里的“微调”并不意味着随意改变建筑尺寸,而是以营造尺确定的基本数值为边界,在其允许范围内适当进行调整。

据此,在实际营造中,营造尺属于技术用尺,把握建筑整体及构件的基本尺寸;占筮尺则属于文化用尺,处理择吉需求,满足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需求。先以营造尺确定面阔、进深、柱高、举折等大木作层面的尺寸,再以压白尺核验;门窗等小木作在满足使用条件后,要用门光尺核验。

两类占筮尺的侧重点不同。压白尺主要用于大木作层面尺寸吉凶判断,亦可用于小木作层面的尺寸;门光尺则更集中于门窗、家具等小木作尺寸。我国古代工匠在制作器物门窗定其尺寸吉凶时,以“门光尺”与“营造尺”并用。压白尺与门光尺均为“吉”最好,而当两者结果出现冲突时,压白尺存在一定的退让,以门光尺为准;压白尺为不吉而门光尺合吉亦可,可见其变通性。

例如,木工口诀:“街门二尺八,死活一齐搭”,其中二尺八(28寸)为营造尺寸,八寸合八白,从压白上来看合吉,转换为门光尺(1寸=1.8门光寸),合15.56门光寸,余7.56门光寸,无论从“财”或者“吉”量起均合吉。可见,建筑门窗尺寸除需要符合人体工学,吉凶角度也有一定的讲究,合吉才能正式采用。口诀之所以在行业流传,在于将施工经验与择吉规则压缩成便于记忆和执行的语言。

营造尺与占筮尺具有明确的分工与联系,在建筑营造过程中形成了“营造决定、占筮修正”的使用模式。营造尺决定建筑整体尺度,占筮尺则在此基础上对局部进行适当调整,使建筑兼顾技术上的合理性与文化上的美好寓意,营造尺与占筮尺共同影响建筑最终尺度,体现了技术与文化观念的统一。

双重用尺的应用与价值

当然,对建筑考古学科而言,营造尺是在对建筑遗址复原过程中确定建筑尺度的重要依据;建筑遗址往往只保存台基、柱础等基址信息。

研究者可根据考古遗迹,如柱础间距、开间距离等,反推出可能使用的营造尺长,并与已知所属朝代的尺长进行比对。李思洋在对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复原时,根据南回廊、西回廊、东回廊与1、2号遗址的中线间距的实测数据等,进行营造尺计算,并与既有唐代营造尺比对并计算两者的符合率,最终确定最合适的尺长进行建筑复原等,具有较好的逻辑性、科学性。

目前,此类方法已普遍适用于基于建筑遗址的复原,对现今流传的古代营造尺长或也有一定的验证甚或纠正作用。但是,对于南方传统建筑遗址的建筑考古学复原,不仅需要关注营造尺,还应结合占筮尺进行综合判断与尺寸调整等。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古人文化观念、风水思想与趋吉避凶的心理诉求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以建筑遗址台基、开间实测数据为基础,推算传统营造尺长,在精确度与可靠性等方面虽可能存在某些难以避免的误差,但是针对破坏严重、遗迹信息较少的建筑遗址,应是有较强可行性的研究途径。以此方法得出的营造尺长,反映地域营造传统与技术、区域性尺系分布与演变,甚至可追踪工匠流动、技术传播及区域性建筑文化流变等,为建筑考古学的研究提供新视角。

结语

上文成果提示我们,至少对我国南方地区建筑遗址进行建筑复原时不宜只追求一个整齐的数值,还需要根据当地传统占筮尺进行微调。传统建筑的某些局部尺寸略偏整尺、整寸,可能是工匠在技术条件、使用需求与择吉观念之间做出的选择。建筑尺寸不再是单纯的数字,它一端联系着材料、结构与工艺,另一端连着地域习俗、行业传承与居住者的心理希冀等。

营造尺能够提供度量长度,作为技术依据掌握着建筑尺度大方向,解决建筑如何合理建造的问题;占筮尺能够判断吉凶,根据人们不同文化心理需求对尺度进行微调,回应的则是建筑如何被赋予吉祥寓意的问题。

因此,把营造尺与占筮尺放在同一框架中讨论,能使当今的建筑考古学及传统建筑史学研究等更接近实际建造过程,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建筑尺度形成过程,揭示传统建筑中技术与文化并存的营造特点,对我国建筑考古(史)学实践与理论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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