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中，陈列着一份1921年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一则消息《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公开宣告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存在，向人们表明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北京大学师生公开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蔡元培将“思想自由”的基因注入办刊实践，这份日刊不仅是中国最早的大学日报，也成为李大钊阐释“庶民胜利”的讲坛、青年学子辩论“主义与问题”的阵地，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系列珍贵史料。
中国最早的大学日报《北京大学日刊》
《北京大学日刊》是中国最早的大学日报，1917年11月16日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主持创刊。由于北京大学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北京大学早期唯一的官方新闻出版物，其历史价值不仅体现在记录北大校务动态，更因其深度参与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变革与社会思潮演进，成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重要文献载体。
初创时期的《北京大学日刊》以校务信息公开为核心，采用8开2版形式，设置命令、法规、校长布告等行政类栏目。随着蔡元培教育改革的推进，为适应思想启蒙需求，刊物逐步突破行政通告框架：版面由2版扩展至6版（含2版附张），增设“学术研究”“讲演录”等学术专栏，开辟“学生通告”等学生专属版面，并在附张中大量刊载新思想传播与进步社团活动的文章。这种兼具行政属性与思想深度的办刊实践，既推动了北大学术民主化进程，也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理论交锋空间，成为观察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与社会思潮演进的重要窗口。
《北京大学日刊》持续发行近15年（1917-1932），共出版2885期，始终保持高效出版——除寒暑假调整为周更及法定休刊日外，基本实现日更不辍。
《北京大学日刊》在风云激荡中创立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针对建校二十年来“自规程而外，别无何等印刷品，流布人间”的状况，决定积极推动校报的出版。11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应运而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首份大学日报。其创办既植根于特殊历史语境，又得益于多重现实条件。
从宏观背景看，该刊诞生于民族危亡与思想启蒙交织的变革年代。彼时中国新闻界各类报刊开展时政批判与社会观察为大学校报的创办提供了行业参照。就校内环境而言，北大“思想自由”的学术生态与蔡元培组建的精英编辑团队形成合力——文科教授、校长室秘书徐宝璜担任《北京大学日刊》主任，陈独秀、沈尹默、胡适、孙国璋担任编辑，团队成员皆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学者。
《北京大学日刊》早期传播的民主进步思想
《北京大学日刊》从创办起就致力于传播有关民主进步思想内容。1918年11月27日，第260号中刊载了蔡元培在11月15日纪念一战中协约国胜利的演说会上的《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和《劳工神圣》两篇演说词。前者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总结出光明终将战胜黑暗；消灭阴谋派发展正义派；消灭武断主义发展平民主义；消灭黑暗的种族偏见发展大同主义等几点意义。两周后，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刊发，标志着《北京大学日刊》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转折。
《北京大学日刊》传播的红色思想火种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1920年12月在李大钊的指导帮助下成立的，是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在这里，北大师生搜集编译各种马克思学说的图书资料，组织讨论会和专题研究，主办讲演会、纪念会等。12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通告》，实现从秘密结社到公开活动的转变。依托《北京大学日刊》平台，研究会编译的23种十月革命研究著作得以公示，李大钊主讲的“唯物史观”课程信息定期发布，形成了从理论译介到教学传播的完整链条。
这种媒介与思想的互动催生了显著实践成果：到1923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发展到250人左右，很多会员后来都成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的中坚力量。这种转化并非偶然，《北京大学日刊》持续刊发的《共产党宣言》节译、国际共运动态及劳工问题研究，为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武装。其独特的“校媒-社团-课程”三维传播模式，使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方案，推动马克思主义从书斋走向革命实践。
《北京大学日刊》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中的历史坐标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坐标系中，《北京大学日刊》构建了特殊的知识传播网络：向上衔接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遗产，向下开启马克思主义系统传播的新阶段；对内塑造北大学术共同体，对外辐射形成全国性思想网络。这种承启作用在1920年代尤为显著——当“民主”“科学”口号遭遇现实困境时，《北京大学日刊》持续的理论供给为进步青年提供了更具实践性的思想武器，助推北大从新文化中心转型为北方共产主义运动策源地。其办刊历程深刻证明，理论传播的深度决定思想变革的力度，这正是《北京大学日刊》留给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