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和龙大洞遗址

发掘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大学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徐廷

吉林和龙大洞遗址是近年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首先，该遗址丰富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为我国首次发现，填补了区域空白，完善了东北亚黑曜岩文化链，为研究东北亚旧石器时代人群在资源认知、开发能力、贸易交流网络及迁徙互动方面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证材料。 其次，大洞遗址形成了长白山地区高分辨率的旧石器晚期文化谱系，展示了国内罕见的短时段内包含多期遗存且分辨率极高且清晰的地层序列，为探讨该区域晚更新世人类活动提供了精准的年代学框架。此外，遗址出土了典型的石叶—细石叶技术组合，揭示了此类技术的渊源、传播路径及其雕刻器式剥片技法的创新，深化了学界对细石器技术体系演化过程的认识。

更为特殊的是，大洞遗址保留了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旧石器晚期蜗居式建筑遗址，年代早于小南山、四台与鸽子山遗址，且具有类似西伯利亚和东欧平原旧石器晚期建筑遗存的特征，为进一步研究东北亚乃至更大范围内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建筑与居住形态提供了重要依据。局部磨制石器、石容器及石雕塑等新文化元素的出现，为探讨工具技术演变、人类认知发展及艺术起源提供了关键实证，在理解旧—新石器过渡时期文化演进方面意义重大。该遗址所处地理位置敏感，位于末次冰期气候的剧烈变化地带，对于解析东北亚早期现代人群在重大环境转型中的迁徙扩散及生态适应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

发掘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党郁

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红山文化积石冢是内蒙古自治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建筑遗存，呈现出“南圆北方、坛冢合一”的独特形制，兼具墓葬与祭祀双重功能。通过科学细致地发掘，不仅揭露出完整的地面建筑遗存，还发现冢墙墙体每层台阶上都摆放有筒形器，首次明确了扁钵式筒形器摆放于内圈冢界墙的排列规律。坛冢建筑内外分布的不同形制级别的墓葬、祭祀坑与燎祭坑等一批丰富的红山文化遗存为了解红山文化晚期此类建筑遗存的营建过程、丧葬习俗、埋葬制度及祭祀行为与过程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墓葬内及墓上垫土、冢墙内出土玉器的差异，展现了红山文化晚期玉礼祭祀行为的成熟。此次发掘一次性出土数百件玉石器及钻芯、玉料、玉器残件等器物，不仅丰富了红山文化的玉器种类组合，也为深入研究玉器的加工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玉冠饰的发现再次见证了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的上层交流。一系列重要发现为探索早期中国的形成机制奠定了重要文化基石。

山西沁水八里坪遗址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晋城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山东大学

项目负责人：赵辉

八里坪遗址面积不小于100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晋东南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史前遗址，遗址上揭露的庙二晚期聚落是整个区域的中心。

八里坪遗址在庙二晚期（距今4300年）规划了内外三重环壕，外环壕内残存面积46万平方米，是发现和确认的规模较大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环壕聚落。近两年揭露的位于中壕沟内的大型建筑基址（FJ2），保存相对较好，发现属于建筑基址的石构排水渠、磉墩等遗迹。基址南部同时期的活动面和废弃堆积中出土了玉环、白陶鬶足、陶瓦等高等级遗物，这些发现印证了中壕沟及内壕沟内围合的区域是整个聚落的核心区。

庙二晚期出土的牛骨（6个样品），经线粒体DNA检测分析，结果确定均为黄牛，这是国内较早的大量饲养黄牛的直接证据。庙二晚期流行的有领环文化传统、圜底瓮棺等与族群认同有密切联系的器物，与人骨同位素研究结果相互印证，为解释大量出现周边区域文化因素的原因和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八里坪遗址西距陶寺、周家庄均为90公里，南距二里头110公里，控扼晋西南临汾盆地与晋东南上党盆地的交通要道。诸多重要发现实证了八里坪遗址是东方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后岗二期文化与晋西南陶寺文化互动交流的枢纽。

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吕凯

琅琊台遗址是近年来山东秦汉考古最具突破性的发现，发掘成果不仅验证了历史文献记载，更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社会意义。

琅琊台秦代大型国家工程，是秦帝国在东方海疆的重要国家标志。山顶高台建筑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为研究秦汉时期高等级建筑的形制结构和营造工艺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发现的砖瓦窑是目前山东唯一时代明确的秦代遗存，展现了中央集权下资源调配与标准化生产制度，出土建筑类遗物具有重要的年代学意义。遗址内战国建筑群的发现，揭示了秦始皇在齐国“八神主”祭祀地营造帝国象征性建筑、吸收整合齐地传统信仰、将东方文化基因纳入大一统意识形态体系的深层文化策略。

考古成果串联起秦皇汉武东巡、国家工程营建、海疆地区治理、海洋战略实施等多重历史图景，充分体现了秦汉帝国在政治、文化和技术层面的整合能力，将推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及海洋文明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同时助力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和传承。考古发现反映了秦汉时期中央政权对东部沿海的控制策略，揭示了统一封建王朝边疆治理与海洋经略的早期实践，实证了多元文化融合、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

河北临漳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何利群

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的考古勘探与发掘，确认了宫城内的第一圈宫墙和内部的宫院格局，发现了一批规模宏伟的宫室建筑，出土了大量高级别的建筑材料和宫廷用具，为探讨东魏北齐邺城的建筑格局、宫城范围及建造技术和工艺提供了重要资料。

1.宫城形制与布局的新突破。2015年以来，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的勘探与发掘确认了宫城内部的第一圈宫城墙，推定第一圈宫城墙外还存在更大范围的宫城区。同时明晰了宫城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和宫城内的宫院格局，极大推进了对宫城区建筑格局的认识。

2.中轴对称与帝后寝宫的探索。发掘的206号与209号大殿是宫城轴线上规模最大的殿堂式建筑之一，建筑组群体现出强烈的规划设计理念，是东魏北齐邺城严格遵循“中轴对称”原则建设的重要实证，也为探索北齐帝后寝宫及日朝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3.宫城西门的重要发现与收获。2023年至2024年发掘的宫城西门明确了前朝与后寝的界线，推定是东魏北齐宫城西侧正门“千秋门”遗址，对深入了解邺城宫城布局、宫禁制度和城门形制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4.豪奢华丽的建筑装饰。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的发掘出土了大量高级别的建筑材料和宫廷用具。各类石质建筑构件、陶瓷器及金属制品与文献记载中北齐豪奢华丽的风格契合，丰富了对北朝建筑及工艺技术的传统认知，为研究北朝晚期的建筑等级与规制、器物分期与年代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景龙门遗址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王三营

景龙门为北宋东京内城北门之一。景龙门遗址的发现，是北宋东京城继州桥遗址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成果。其核心价值在于，为北宋东京城的复原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坐标点。

1.首次明确北宋东京内城北墙的走向。此前，学界针对皇城及内城的边界与布局，北宋东京内城与唐汴州城、金南京皇城、明周王府之间的沿革关系，始终存在诸多争议。而景龙门地处北宋晚期内城北墙与皇城东边界的交汇之处，其确切位置的判定，基本化解了上述学术纷争，同时为探寻艮岳、延福宫、上清宝箓宫等重要城市节点提供了关键线索。

2.首次发现唐汴州城北墙遗迹。尤为难得的是，在景龙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首次发现了唐汴州城北墙。北宋东京内城沿用了唐汴州城墙，而金南京皇城北墙、明周王府北萧墙与之并不重合，这一发现让开封城市的变迁脉络更加清晰。

3.景龙门是北宋晚期的地标性建筑。相关文献明确记载，景龙门由《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主持重修，这是考古发现中首个与《营造法式》直接关联的古代建筑实例。此外，北宋晚期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地都与景龙门相关，这在两宋时期的文献、诗词中均有体现。就此而言，景龙门可谓是北宋晚期东京城中的地标性建筑。

重庆合川钓鱼城加担土遗址

发掘单位：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胡立敏

钓鱼城遗址清理揭露的宋代城门数量丰富、特征典型，较为全面地代表了环城、内城和一字城的城门，形制相异、多种多样，同时又富有变化、演进有序，为钓鱼城宋代城门的选址分布、结构功能、分期演变及山城城防体系等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依据。

钓鱼城宋代城门在目前国内属于较为罕见的考古发现，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宋元时期城门的资料，弥补了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相关类型遗存的空白，是中国古代排叉柱式城门向拱券式城门演变的重要实物例证，对中国古代城市、古建筑以及古代军事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二十余年的考古工作，钓鱼城南宋山城城防体系格局逐渐清晰和明确，是一处规模极为庞大、结构异常复杂、多次增修扩大、保存情况较好的综合性防御工程。钓鱼城对宋、元（蒙）双方以及整个欧亚大陆的战争与时局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军事城址的杰出代表和典型案例，其防御智慧是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相关考古发现为宋元战争史、古代军事史及古代科技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黑龙江阿城金上京遗址

发掘单位：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 哈尔滨市阿城区文物所

项目负责人：赵永军

金上京遗址地处我国东北腹地，是我国古代兼具渔猎文明和农耕文明特征的一处重要的大遗址。金上京城的规划理念，承上启下，对于后世的元明清诸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上京遗址的考古工作和综合研究，对于探索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2024年度发掘的皇城第五宫殿址是金上京皇城中部核心区内首座经系统发掘的大型宫殿建筑址，是皇城中部最后一进院落的主体建筑，整体居于中轴线偏东。出土大量被烧焦的构件，推测该建筑毁于火烧。初步复原表明，这是一座位于皇城中路核心区的大型楼阁式建筑，具有多层高台基、用材等第高、重檐屋顶、满覆琉璃瓦等诸多高等级宫殿建筑的形制特征。其室内外方砖铺地、柱网结构、屋面色彩的设计营造严整有序，层次分明，彰显了金代皇家建筑设计的高超水平。主殿用减柱造，营造出大跨度的室内空间，反映了宋金时期楼阁建造技术的成熟与发展，体现了金代高等级皇家建筑独具特色的规划手法与营建次第，为考察金代皇家建筑形制特征、建筑技术发展，探讨皇家建筑见证的女真民族汉化进程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资料。

通过多年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基本搞清了金上京的整体格局，极大地推进了对金上京城市考古的进展。本年度全面揭露的金上京皇城第五宫殿址，结构完整，建筑规模宏大，等级较高，是辽金都城考古的重要收获，所获资料对了解金代建筑技术、金代建筑布局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全面深化认识金上京皇城布局与沿革增添了重要的考古学材料。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发掘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复旦大学

项目负责人：朱存世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深藏贺兰山东麓深谷腹地，占地4万平方米，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1年至2024年进行了系统发掘，发掘面积2400平方米，取得了系列突破性的发现和成果。

1.西夏精细白瓷窑址的新发现，填补学术空白。窑址出土“官”字款匣钵、产品胎釉特征与西夏陵出土精细白瓷完全一致，确证为皇室御用窑场。该窑始烧于西夏立国初期，延续至政权灭亡前夕，完整记录了党项游牧文明向农业—手工业复合型文明的转型。

2.制瓷工艺的三大革新，是陶瓷考古的重大发现。三大工艺革新：“胎土+脉石英”二元配方，技术较元代景德镇早两世纪；规模化釉封匣钵口技术在浙江以外首现完整地工艺链；发现我国最早、最完整的瓷窑炉栅遗迹，将北方成熟用煤烧瓷的时代前推至北宋中晚期。

3.古代罕见的瓷业闭环生产系统，是北方陶瓷考古重要的新资料。窑址半径0.3公里内密集分布瓷土、石英、煤矿等资源，构成古代罕见的闭环生产系统；采用“半展示回填”技术，开创考古与环境保护协同新模式。作坊区完整保留制瓷全流程空间，特别是石英煅烧窑与晾晒烘烤场的发现，填补了制瓷预处理环节的考古空白。瓷器产品所反映的南北技术交融，是宋夏时期“茶马互市”背景下人员往来、文化互鉴的微观写照。

该窑址的考古成果，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与“包容性”等特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物证。

江西景德镇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

发掘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故宫博物院 北京大学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李兆云 翁彦俊 丁雨 王睿 许超 孟原召 徐海峰 王光尧

2024年景德镇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考古发掘以开创性视野取得突破性进展。该项目立足大课题意识，运用产业链考古方法论，对景德镇瓷业发展展开系统性研究，不仅重构了景德镇千年瓷业文明的发展谱系，更开创了手工业考古研究的新范式，为前工业时代城市文明研究提供了样本。

在学术研究领域，本次考古实现了三重突破性认知：其一，御窑厂遗址揭露的围墙基址、龙缸窑炉、排水系统等关键性遗迹，完整勾勒出明清官窑的发展轨迹；其二，落马桥与观音阁遗址实证了民窑产业的技术发展模式和“因瓷成镇”的发展轨迹；其三，结合原料和燃料产区、道路交通网络的考古发现，首次系统构建起“原料—生产—运输”的立体化产业链空间布局。

方法论创新是本项目的突出亮点。此次考古工程开创了多机构协作、全产业链研究的新范式，其成果远超传统陶瓷考古范畴。以御窑、民窑核心区为基点，向瓷土矿山、松柴林场、水陆运输等产业链节点延伸，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考古研究网络；运用聚落考古和城市考古理念，通过作坊区、居住区、商贸区遗存的关联性研究，首次揭示出明清时期手工业城市的空间组织与社会结构变迁。这种将物质遗存与产业生态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使景德镇作为全球首个手工业复合型城市的独特价值得到实证性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