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翟少冬即将出版关于磨制石器考古研究的大作，她希望我写一篇序。

这让我觉得高兴，又有些为难。这个题目一定是不错的，不过因为以往本人对专业下力有限，并没有进行过专门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疏于了解，担心胜任不了这个担子。当然最终还是勉为其难尝试着写写，希望能起个导读的作用。

一面读着翟少冬的稿本，一面想起我与石器研究的渊源。想来我对石器的关注与研究，因为主攻新石器考古，在工作中曾经是有过涉猎的，对于石器标本也有过一些接触，偶尔还显出很深厚的兴趣。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以为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是生产工具，曾经注意到石器资料的收集，写出了关于磨制双肩石器的研究论文发表。在整理西藏曲贡遗址发掘报告的过程中，观察过大量磨制与打制石器，第一次接触到不少半打半磨的标本。后来又在四川广元中子铺发现细石器作坊遗址，接着以北方细石器为题进行大范围调查，发现了阿拉善苏呼图制作场，对于其中的细石器反复观察，获得了一些真切感受。正是在整理细石器发掘和调查报告中，同翟少冬副研究员有了协作的机会，请她帮助鉴定石器原料，也就有了进一步了解她研究成果的机会。

其实我和翟少冬认识是近20年前的事了，2006年她还在山西博物院工作，为筹备一个考古新发现展览，向我咨询有关喇家遗址考古的一些问题，但当时是通过电话联系，只闻其声，未见其人。2011年，翟少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工作后，我们就成了同事，见到了她本人，因为科研处的诸多事情，交流也多了起来。2023年因为撰写我在内蒙古苏呼图采集到的细石器报告，请她鉴定石料，我对她的研究了解得更多了一些。知道她从陶寺遗址附近的大崮堆山石器制造场遗址开始研究石器，这些年来断断续续一直从事磨制石器的研究，从大崮堆山到陶寺再到华北地区，研究范围和视野逐渐扩大，这本书就是她这段时间以来的主要研究成果。

我们知道柴尔德用“新石器革命”来形容新石器时代的开始，“革命”一词给人的感觉是一场突变，仿佛一觉醒来突然就是新石器时代了。但其实新石器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磨制石器、陶器、定居和农业这几个新石器时代的要素并不是同一时间出现，也并不是一出现就成为主流的。中国农业的形成是几千年植物栽培的结果，并最终在仰韶文化时期形成南稻北粟为主的农业生计模式，代替了之前的采集狩猎生计模式。同时，人们的居住模式也逐渐由游动变为在一个地点定居下来，在固定地点待的时间越来越久，为居住建造的各种生活生产设施也越来越多，居住模式逐渐复杂化，游动的居住模式逐渐被农业村落代替，这一过程与农业的出现和发展过程基本一致。磨制石器作为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它的出现和取代打制石器的过程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翟少冬将华北地区分为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至燕山南麓地区、南部华北平原地区、东部海岱丘陵山区和西部太行山以西的晋陕高原四个片区，分别梳理了这四个片区磨制石器取代打制石器的漫长过程。翟少冬认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局部磨制的石器在华北地区零星出现，新石器时代中期磨制石器的数量和器形逐渐增多，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大部分地区磨制石器取代打制石器成为主流生产工具。但四个片区的发展并不同步，相较而言，华北平原腹心地区发展最快，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磁山、裴李岗、沙窝李、莪沟北岗、长葛石固、贾湖等遗址中磨制石器的数量就已经和打制石器相当，在贾湖晚期时磨制石器的数量甚至超过打制石器。而周围地区包括和北部地区相邻的易县北福地遗址仍以打制石器为主，这些地区石磨盘和石磨棒的数量都较多。但石磨盘和石磨棒的磨光属于使用磨光，不在因制作磨光定义的磨制石器的范畴内。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除了西部地区个别器形如盘状器、刮割器等打制石器数量较多外，其他基本为磨制石器，但华北北部地区这一时期打制石器的数量仍然较多，较南的镇江营遗址直到后冈二期时磨制石器的数量才超过打制石器，但打制石器仍有一定数量。各地区磨制石器取代打制石器的过程，与各自农业成为主要生计模式的过程及定居模式的复杂化过程相一致，反映了磨制石器的出现和发展与农业和定居的紧密联系。

本书的另一个精彩之处是对陶寺、二里头、殷墟三个华北地区早期城市化进程中关键遗址石器生产变迁的论述。对陶寺遗址的石器生产着墨较多，这与翟少冬本人整理了大崮堆山石器制造场的资料以及主持了陶寺遗址石制品的调查和试掘工作有关，另外陶寺遗址本身也出土很多石器和可供讨论石器生产的石器加工的副产品，作为陶寺石料来源地的大崮堆山也出土大量石器加工过程中的石制品，因此对陶寺遗址的石器生产讨论较多也就可以理解了。

陶寺的石器生产是作者博士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作者运用考古发掘、聚落考古、实验、岩石薄片分析等方法对陶寺的石器进行了特征、技术、原料、生产组织、生产规模和流通方式的讨论，为了搞清楚角岩/变质砂岩形成的地质条件，更是联合中国地质大学的白志达教授对大崮堆山进行了地质调查，并且分析了大崮堆山石料和陶寺出土石制品的岩石化学和地球化学成分，从地质成因上分析了陶寺石制品的原料和大崮堆山角岩/变质砂岩石料的关系，可以说是讨论一个遗址石器生产的典范研究了。陶寺遗址距离石料来源地近，石器生产规模大、产量高，生产地点从陶寺早期到晚期不断增多，社会精英阶层在中期加强了对石器生产的控制，陶寺生产的石器可能不仅供自己使用，而且输出到其他遗址。相较而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石器生产副产品的数量不多，与铜器、绿松石生产的围垣作坊以及骨器生产地点相比，石器生产地点的线索很少，反而附近的嵩山北麓地区出现许多专门生产石器的功能性遗址。它们可能向二里头遗址输送石器。殷墟遗址除发现一批尚未开刃的石镰外，未发现石器生产的副产品，在殷墟遗址已经发现的四组工业区内也未发现石器生产的场所，不能不说石器生产在殷墟应该很不受重视。当然，作者这里说的石器生产是指日常生产使用的石质工具的生产，不包括一些精美的石质装饰品和礼仪用品的生产。二里头和殷墟发现的石器生产线索和副产品较少可能与发掘者没有给予石器生产足够的重视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可能遗址中石器生产活动确实不多，因为如果他们的石器生产像陶寺一样多的话，二里头六十多年和殷墟近百年的发掘不可能没有发现。因此，作者对陶寺、二里头和殷墟城市化程度逐渐加深过程中都邑内日用石器生产逐渐减少的论断应当是可信的。这一研究从石器生产的角度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手工业生产逐渐权贵化的趋势。

另外，翟少冬对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区别的论述也颇为新颖。对于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的区别，之前大多关注在技术上，认为这是磨制和打制的区别。作者除了技术外还关注到石料，认为打制石器的石料多为石英岩、硅质岩、脉石英、玛瑙、碧玉岩等硬度较高、脆性较大的岩石，磨制石器的石料选择则更为多样，大多为遗址附近可以获得的岩石，硬度较打制石器的石料低，便于磨制，上面所说的较多用于打制石器的石料较少用于磨制石器。此部分虽然着墨不多，但言之有理，视角独特，加深了我们对于二者区别的认识，也对磨制石器的发展从石料上给予了解释。

本书的部分内容和观点之前虽然已经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但本次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又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完善了之前的论证，并且更加系统化。本书也是作者第一次系统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详细阐述磨制石器从出现到取代打制石器，以及从在城市中大规模生产到被城市精英阶层逐渐抛弃的石器生产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兴衰关系，为磨制石器生产和社会复杂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值得有兴趣的研究者细细阅读。

石器尤其是磨制石器的研究，在新石器考古领域应当作为一个中心课题，不过参与研究的力量还是显得有些欠缺，已经发表的成果也很有限。现在有了翟少冬的研究成果问世，更显出其重要，可以作为引领相关研究的一座里程碑。翟少冬为追求科学求真，经常投身田野一线，与发掘者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全身心投入工作，成果扎实可靠。翟少冬的研究是认真且细致的，我从她鉴定内蒙古石制品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这种精神。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相信会得到研究者的认可，更相信会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

《从刀铲到珠玉：华北地区的磨制石器生产与社会复杂化进程》

作者：翟少冬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