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考古遗存在全国范围内呈现爆发式增长，覆盖区域遍及中国各地，尤其是在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区涌现的新发现有力推动了相关的研究和讨论。在此背景下，有关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考古研究在多个领域全面开花，引发各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拟以华南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考古新发现——中山遗址为例，从动物考古角度探讨古人类开发和利用动物资源的行为及策略，归纳适用于该时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方法。

中山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县布兵村，是华南布兵盆地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活动遗址。相关单位于2007年、2014年、2019年三度联合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地层堆积包含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共2个时期的文化层。在堆积区中发现动物骨骼1万余件以及少量人类牙齿化石和千余件石制品。经测定年代在14523~8327cal.BP之间。这是布兵盆地唯一同时保存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动物遗存和人工制品的遗址。

构建遗址的年代框架

精确年代序列的缺乏一直是制约华南地区古人类遗址研究的瓶颈。目前，运用AMS14C、光释光、铀系三种测年方法对前期发掘过程中已采集的炭屑、土样和动物牙齿等测年样品进行年代测试。结果显示，第3层（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在14523~14115和11407~11193cal.BP之间，第2层（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年代在10447~10256和8590~8427cal.BP之间，以此建立起中山遗址精确的年代框架。中山遗址的年代跨越末次盛冰期、博令-阿勒罗德（B/A）暖期、新仙女木和82千年等古气候事件和发展阶段，频繁的气候波动会对古人类的生存带来影响。

采集动物遗存详细信息

此前布兵盆地的动物遗存研究仅关注哺乳动物，且多停留在对牙齿的鉴定上。中山遗址中，鉴定出土动物遗存共6纲11目28科39个属种，包括腹足纲、辐鳍鱼纲、甲壳纲、爬行纲、鸟纲、哺乳动物纲。同时建立标本数据库进行数量统计、尺寸测量、牙齿磨耗和性别观察，确定各动物种属的可鉴定标本数（NISP）和最小个体数（MNI）。各种动物中，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量最多，其中以野猪、梅花鹿、麂、麝、猕猴、中华竹鼠为主要动物。软体动物数量居次，鸟类数量最少。根据动物群归纳不同动物的生境特征，进行动物群生态多样性评估，可知中山遗址所在地应属于亚热带生态系统，且周围存在大面积水体，生态环境较为优越，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提供必要的动植物资源。

提取碎骨埋藏学信息

骨骼表面痕迹是重建遗址埋藏过程和人类利用动物行为的重要信息来源。利用低倍和高倍相结合的微痕分析方法提取骨骼表面痕迹信息，确认人类是将动物骨骼带入遗址的最原始动因。中山遗址中，动物骨骼表面出现切割、砍砸、打击、烧烤等多种人工痕迹，说明古人类对猎物存在屠宰、肢解和剔肉等肉食消费行为。在多件鹿类掌/跖骨上发现整齐的打击痕迹，方向基本一致，可以确定古人类打击的目的是分解和截取骨料。同时，风化作用、啮齿类、食肉类动物啃咬亦对遗址内动物骨骼存在一定的影响。风化作用的分析结果表明，多数骨骼遗弃后被迅速掩埋，仅小部分骨骼暴露在地表一段时间后才被埋藏起来。

骨骼单元分布是研究遗址埋藏环境、动物骨骼组合成因以及人类处理猎物策略的重要方法。对中山遗址骨骼单元出现频率进行量化统计，结果表明埋藏作用对骨骼单元影响有限，碎骨的出现以及骨骼单元的保存情况受其他作用影响较小，主要是由古人类行为造成的。碎骨中长骨破碎率极高，形态多为两端关节骨骺处或中段骨干碎片，且断口呈螺旋状，偶见砍砸痕迹，应与古人类敲骨吸髓行为有关。结合出土的大量石制品，中山遗址古人类利用工具对猎物开展了较为完整的资源开发策略，包括屠宰、肢解、剔肉和骨髓提取等，表明古人类在此地生活过一段时间。遗址内并未发现陶制品，它与骨脂深度开发联系密切，故尚无证据证实古人类对骨骼油脂存在炼取行为。

复原中山遗址古人类生存策略

中山遗址古人类的主要肉食资源来自大中型偶蹄目动物，如野猪、水鹿、梅花鹿、牛。这类动物在各层位分布较均匀，说明古人类的狩猎对象随着时间推移并未发生明显改变。结合骨骼单元分布的研究结果，偶蹄动物的骨骼单元缺失度不高，说明古人类会在遗址中对动物进行整体消费。 一部分偶蹄动物肢梢骨具有较高破碎度，骨骺未愈合，表明遗址内包含一部分未成年动物个体，古人类会将幼年个体作为猎杀对象。次要肉食资源来自麂、猕猴、鼠、软体动物、环颈雉、龟鳖、鱼等中小型动物，它们体型较小，出肉量不高，可作为补充肉食消费对象。可见中山遗址古人类能够通过狩猎及渔猎行为获取足够的肉食资源，对附近的野生动物进行广泛猎杀并肢解食用，食物结构复杂。

在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狩猎采集者的生存方式可能因气候波动或人口增长而发生重要变化，向广谱化或资源强化方向发展。中国北方地区的遗址清晰记录了这一转变，如于家沟遗址古人采取了动物资源强化利用策略，水洞沟第12地点古人对动物资源进行了广谱性开发利用，东胡林和柿子滩遗址也都发现了疑似动物资源强化利用的证据。而在中国南方，因为动物资源和植被资源丰富，其生存策略呈现明显的本地化特征。中山遗址中，古人类对小型动物和水生动物进行广泛开发和利用，能够捕获较难捕捉的麝、猴和雉，说明古人类已经掌握一定的狩猎工具和技术。幼年偶蹄动物的出现为肉食资源增加了新的对象。磨制石器和石片工具与小型动物捕猎、食物来源改变也有明显联系。一系列证据说明该地生存方式已经呈现一定的广谱化，并具备渔猎特色。

利用旧石器时代动物考古学研究方法结合传统动物考古分析，可以深入探究动物骨骼埋藏过程、人类消费猎物方式、动物资源深度开发等问题，阐释古人类的技术行为、生存方式和开发资源的能力。在中山遗址的这次系统尝试对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遗址研究提供了参考，对探讨华南地区史前生态环境演变与人类生存行为适应过程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旧新石器过渡时期广西中山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24XKG001）相关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