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饰作为陶器的组成部分，既有装饰作用，又有文化内涵，是一类人群或一个族群在陶器制作上除陶器形态之外，有别于其他社群的表达方式之一，通俗来讲纹饰也是一种直观符号。就中国而言，陶器起源于农业发轫的新石器时代，不仅是史前先民重要的生活器具，也是用于祭祀、丧葬、仪式等场合的宗教礼器，前者着重实用价值，后者强调精神价值。随着我国史前社会的不断变革，陶器伴随早期文明从起源、形成到发展整个过程，已经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因此，持续破译中华文明密码离不开陶器这把关键钥匙，纹饰研究作为其中一环，自然也就不能避而不谈。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不断推进，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率先迈入古国时代，孕育出中国最早的文明形态，与此同时“红山文化与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综合研究”作为子课题，为“中华文明探源”“考古中国”等重大课题提供坚实的研究成果。在此背景下，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迎来了挑战。我们要如何为“中华文明探源”“考古中国”做出更多的辽西贡献？陶器纹饰也许是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研究中新的切入点。
追溯我国最早有针对性的陶器纹饰研究，应是从严文明与杨建芳二人在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仰韶文化遗存分期问题上产生的学术分歧开始的。1959年，《三里桥和庙底沟》发掘报告正式出版，“庙底沟类型”正式命名，但报告仅将该遗址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加以区别，两种考古学文化内的分期工作并没有仔细梳理。杨建芳从彩陶纹饰出发，划分出“西阴村类型”和“三里桥类型”。1965年，严文明在《考古学报》发表《论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分期》一文，指出杨建芳在分析过程中忽略了地层关系、彩陶纹饰结构以及类型命名、划分等诸多问题。于是，他从问题提出、分期依据、单位分类入手，摸索纹饰与器物变化的演进规律，进而把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存分成两期，纠正了杨建芳的“庙底沟仰韶文化两型说”，从而向学界展示了彩陶纹饰研究的经典范例，开创了陶器纹饰类型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20世纪80年代末，《仰韶文化研究》一书出版，其中收录了《论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分期》这篇重要文章，同时也能看到严文明不断地对纹饰研究法进行完善，该书增订本中《半坡类型彩陶的分析》《甘肃彩陶源流考》就极具代表性（以下简称《半文》和《甘文》）。《半文》是在阐明陶器纹饰研究法要遵循一定原则的观点，除统计一个遗址陶器纹饰种类、数量外，还应对每一类纹饰进行元素、母题、构图分析，这种方法适合于纹饰较为丰富，但器型相对变化速率低的文化遗存。另外，他十分强调地层关系和类型学关系是纹饰演变规律的重要基础，而且要极其注意装饰在陶器每个部分的纹饰，既有内部的序列关系，也有外部的互动关系，即纹饰的谱系源流。《甘文》则是将纹饰谱系源流思想继续发展，通过对比半坡期、庙底沟期、马家窑期、半山期、马厂期和齐家期彩陶纹的形态样貌，完整叙述了甘肃地区彩陶从起源到流变的演进格局，并以此上升到探讨各期彩陶文化的族属问题。
围绕严文明有关陶器纹饰研究法，学界也得到了响应。李水城在1988年出版和2022年再版的《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中，以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西北地区半山—马厂文化彩陶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实际案例，从陶器形态和花纹装饰两个层面进行了系统的类型学研究。探讨了陶器与花纹的演化速率及时空关系，认为彩陶产生于黄土地带并与旱地农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彩陶花纹的演变具有共时与多元的规律性特征。不仅如此，书中还分析了不同器形花纹组合、相同器型不同装饰位置（颈部、腹部、内部）花纹的“来龙去脉”，这正是对严文明陶器纹饰谱系思想的充分实践。
21世纪以来，陶器纹饰涉及面更广。如李新伟、朱君孝等人对中原地区史前陶器和陶纹制作工艺演变与社会复杂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王仁湘以庙底沟彩陶文化研究为侧重点，从考古学、艺术史、文化史和历史学层面阐释其纹饰分类体系；李文杰对古代制陶工艺及陶纹装饰技法进行整合研究，堪称陶器考古领域的集大成之作；赵辉对新时代如何进行陶器纹饰研究给予了回答。近年来，秦小丽、张萌在陶器理论研究方面卓有成效；韩建业比对黄河流域和西亚史前几何纹彩陶，提出纹饰与聚落形态之间的联系引人思考，他还借助彩陶及陶纹传播路线，还原出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景，将视野扩展到亚欧大陆甚至整个世界。可以说，陶器纹饰研究正朝着多角度、高层次的方向发展。
然而，回顾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纹饰研究，我们要承认同其他地区相比还有不小差距。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纹饰在出土数量与种类上是成一定规模的，优势十分明显，但少有学者进行较为系统的类型学分析，有关时空关系、谱系源流以及产生原因等问题尚未得到回答。偶见一些讨论，研究方法存有缺陷，结论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归根结底，差距的实质是在研究层次和方法上发力不足。
辽西地区则是东北考古的“先行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考古基础材料率先在这里得到积累，无数学者致力于此，在史前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谱系格局、互动关系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有效实践了苏秉琦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可以说开展陶器纹饰研究“沃土丰厚”。然而，时代主题在变化，考古工作的任务与目的也在发生改变，陶器纹饰应在系统的分期、谱系研究基础上，继续提高研究层次，即进入到全面历史复原。
首先，要考察陶器纹饰的环境因素问题，复原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经过陶器纹饰分期、谱系基础研究，我们能得到一种纹饰或几种纹饰组合的变化脉络，同样我们也能捕捉到它们演变的转折点。抓住转折点之后，分析环境改变在纹饰产生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比如，赵宝沟文化早期阶段中的几何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兴隆洼文化晚期就已经大量使用。在几何纹逐渐替代“之”字纹成为主流的过渡时期，是否如以往想象的那样，燕山南部自然环境开始恶化，部分人群迁徙至燕山北部，与兴隆洼文化晚期社会在资源索取、利用结构、生产生活等方面存在相似环境背景，最终导致了人地关系同化结果出现，所以出现了两种纹饰系统并存的现象发生。其次，要弄清陶器纹饰与聚落变迁的关系，复原人与人的社会史。将各遗存陶器纹饰与聚落考古成果相结合，落脚点要放在性别职业、血缘组织、社会等级等问题上。就单个聚落内部结构而言，重点考察纹饰生产者的性别，生产方式是业余化还是专业化，如从兴隆洼文化聚落到赵宝沟文化聚落，纹饰风格陡然发生转变，是否意味着纹饰制作者从女性过渡到男性，居址和手工化作坊所出的纹饰在变化速率和产量规模方面也要作出定性、定量判断；就聚落和聚落之间来说，也应考虑所出纹饰分布情况，不同规模的居址或墓葬，或中心聚落与次中心聚落，纹饰及纹饰组合选取倾向势必有所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很有可能源于血缘组织的构成；聚落形态的历史演变代表社会等级复杂化，从纹饰元素、母题和布局强调秩序感、层次感发展角度出发，分析其演化规律同聚落营建等级理念发展的配合程度。最后，还要提炼陶器纹饰折射的精神内涵，复原人与超现实世界的思想史。从目前出土的纹饰来看，可能与宗教信仰相关的有两类：一类是灵物图案，如查海遗址和南台地遗址的蛙纹、赵宝沟遗址的鹿首纹、小山遗址的猪首鸟首鹿首纹、大南沟墓地的鸮纹等，具有图腾崇拜或信仰标识的作用；另一类是天文图案，八角星纹、老鹞窝梁墓地的四向卷云纹、那斯台遗址的“3”形纹等，体现着远古先民朴素的宇宙观。
实现研究层次的提高，根本还在于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严文明、李水城采用的纹饰结构法和谱系分析法是可取的，它们的优势在于适合纹饰复杂程度远远大于器型复杂程度的地区。这种方法对陶器纹饰进行元素、母题、构图的有效拆解、梳理是有道理的，甚至抓住每种纹饰的施纹位置都是必要的。因为这样从纵向上廓清了从早到晚的演化序列，横向上又能够看到与何种文化类型、文化因素产生的联系，交织起来就能获得不同阶段陶器纹饰风格的演进脉络，相应的制作偏好、生活习惯、社会风气的发展趋势也显而易见。
一项合格的科学研究最终要体现出价值所在，成体系的陶器纹饰研究正在填补辽西地区新石器考古史上的空白。纹饰也是较为“敏感”的门类，在一定时间、空间内，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创造，它们发生了变化，意味着制造它们的时间或空间以及那些作用于它们的相关因素也发生了变化，综合它们之间的关联，有助于我们在“解释”陶器纹饰过程中，强化对技术史、环境史、社会史的认识。同样，今天它的现实价值依然没有中断，既是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具象符号，又是西辽河流域文明区别于其他地区文明的鲜明标志，也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符号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浪潮复杂交织的国际大背景下，构建一个具有“世界可见性”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已成为主流，作为这个体系的一分子，辽西地区也有能力证明自身特色的文化符号和呈现方式。本地起源的“之”字纹、几何纹，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彩陶纹、附加堆纹，代表宗教信仰的动物纹和“八角星”纹，叙述着辽西地区人群、生业、文化以及社会的变迁故事，串联着辽河文明的源远流长，伴随平底筒形罐、龙形堆石、玉雕、“坛、庙、冢”“红山女神像”等等共藏共出，这些是黄河流域文明、长江流域文明乃至更远的岭南地区都不具备的文化符号体系，理应被看作以新符号母本重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标识的辽西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