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史材料是中华文化和文明重要证明，中国美术史的主要研究主体——文物，多次被列入一级学科历史学和交叉学科门类下，成为其二级学科，文史哲学者大量介入美术文物、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后，考古学者也介入到文物研究中，部分研究开始和美术史研究交叉。他们壮大了美术史的研究队伍，使得中国美术史学不仅成为国内显学，更是国际性显学，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中国美术史学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学科源流与当代挑战

中国现代学科体系承袭自西方分科传统，美术史作为独立学科亦属西学东渐产物。然而中华文明自古强调整体性认知，各知识领域始终保持着“和而不同”的共生关系。这种文化特质决定了中国美术史研究必须突破单向度的学科壁垒，在跨学科对话中重构方法论体系。

当前美术史研究面临双重境遇：一方面，随着文物到文化遗产的理念演进，研究边界持续拓展；另一方面，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等人文学科深度介入，形成“以图证史”“以图证文”的交叉研究热潮。这种学科交融既带来研究队伍的壮大，也使美术史面临被稀释为“材料供应商”的风险。如何在保持学科主体性的前提下实现知识生产的创新，成为当代学人的核心命题。

以传世书画为代表的美术史研究的范式突破

传世书画，作为中华艺术瑰宝的核心载体，其研究在当代中国美术史学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一个显著的范式转变体现在书法艺术地位的提升——它不再被视为绘画的附庸，而是与之并驾齐驱，甚至在某些研究维度上更具独特性。这一转变深刻反映了书法作为中华文明最具特色、历史积淀最为深厚的文化形态之一所蕴含的强大生命力，也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文化自主性的美术史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

以晋唐卷轴画为代表的研究领域已取得丰硕成果，彰显了传统艺术研究的深厚根基。回溯历史脉络，文人画兴起之前，绘画创作的主力多为宫廷画家，作品承载着显著的“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自文人画勃兴并风靡千载，中国绘画的创作主体与审美意趣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形成了宫廷画家、文人画家、职业画工（工匠）三者并存、相互影响又各具特色的创作格局。这一格局的演变本身，就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文化思潮与艺术趣味互动关系的绝佳窗口。

尽管传世书画研究意义重大，但该领域涉及的诸多问题（如早期卷轴鉴定、流派谱系梳理、特定风格解读）往往因其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而被视为“冷门绝学”。突破这些研究瓶颈，迫切需要引入并深化跨学科整合的方法论。

多学科图像学的深度应用：超越单纯的形式风格分析，结合历史语境、社会功能、文化象征进行图像解读。例如，分析宫廷绘画的构图与符号，需洞察其背后的政治隐喻与礼仪规范；解读文人画中的山水意象，则需理解其蕴含的哲学观念与隐逸情怀。

古代汉语与文献学的基石作用：书画作品上的题跋、款识、印章、著录文字是核心一手史料。精准释读这些文字（尤其是篆书、草书等古体或特殊书体），结合历代画论、笔记、文集等文献进行互证，是考证作品真伪、作者归属、创作背景、流传经历乃至理解画中题诗意境的关键。

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视野融合：将书画作品置于具体的历史时段与社会结构中考量。探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赞助人群体（皇室、贵族、文官集团、商贾、寺院）的趣味如何影响艺术风格；分析艺术市场、收藏风尚的变迁；考察书画在特定社会关系网络（如文人雅集、官场应酬）中的功能与意义。

这种多学科融汇的研究范式，其价值不仅在于解决书画史内部的具体学术问题，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为理解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通过解析一件件传世书画，我们能触摸到宫廷与民间、文人与工匠、中原正统与地域特色、儒家教化与道家超逸、汉字书写与视觉图像之间复杂而精妙的互动与融合。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于不同的载体（卷、轴、册、扇）上，由不同的创作主体，共同塑造出的既丰富多彩又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中华艺术精神与视觉表达体系。因此，深化传世书画研究，正是立足于本土文化核心，运用综合方法探寻中华文明独特艺术基因与演进脉络的重要实践。

多学科整合的方法论建构

美术史研究的突围路径在于建立“以我为主”的跨学科范式：

本体论维度。美术学以美术史为龙头，积累深厚。美术史研究有近百年的历史，形成了美术史学独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美术史学有自己的学科特点，以美术史学科为中心，运用多学科知识，用整体的眼光来研究美术史，因为美术史研究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即本学科独特的文物鉴定和美术史风格研究。没有美术史研究，不仅美术史诸多材料不能判定真伪，美术史学的自身诸多基本规律无法探讨，以美术史学为材料的历史文化和文明研究也会因为材料真伪问题出现使用错误的状况。

认识论创新。书画史特别是绘画史研究较为成熟，形成了多种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体现了运用多学科整体研究的思路。美术与宗教和历史及其他与之关联学科的整体研究是美术史研究的一个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多学科整体研究更加贴近历史真实。例如如果仅对道释艺术进行研究，可能不能理解唐以降的宗教史和道释艺术发展并不同步。

价值论重构。就美术史学自身发展规律而言，美术史学的发展和历史发展有不同步的地方，这就需要对美术材料进行专门研究，以期找到美术史的发展规律。唐以后的宗教（佛教）美术发展史和宗教史（佛教史）的发展并不同步。唐代以降的宗教从以义理思辨为主变成了以仪轨法会忏法为主。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研究者认为这是佛教衰落的典型表现，佛教至此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大大减弱，对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增强。但宗教史的这种状况并没有影响宗教美术史的发展，相反，由于法会的盛行，唐代之后的宗教美术史大放异彩，《宣和画谱》甚至把道释画从人物画中分离出来。在以经忏法会为主的宋元明清时期，水陆法会发展最为壮大，对其他的宗教法会和忏法有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明清宗教艺术开始走向衰落，不是宗教艺术发展问题，乃艺术质量在下降。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