窟前建筑是云冈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5、6窟前目前还保存着清初建造的四层木构楼阁，令人印象深刻。从《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等文献记载看，辽金时期也有大规模的窟前建筑。根据新中国成立前日本人的小规模发掘，在辽金地层下还有包含北魏建筑构件的地层，暗示存在更早的北魏时期的窟前建筑。但由于发掘面积比较小，且报告介绍较为简单，大部分窟前建筑的规模、结构并不清楚，甚至有学者对是否存在北魏时期的窟前建筑一直将信将疑。

清代以前的窟前建筑地上部分都已经不存在了，探索早期窟前建筑的规模、结构、年代、演变等问题，很早就有学者寄希望于窟前地下遗址的科学发掘。1992年、1993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组成云冈联合考古队，连续两年对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这次发掘荣获“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3年12月，由云冈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大同市博物馆联合编著的四卷本《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终于出版了。《报告》前两册为文字介绍，后两册是彩色图版。除了发表1992年、1993年发掘资料外，还收录了其后的一些补充发掘材料和1987年龙王庙沟遗址发掘资料。新中国成立前日本人的发掘资料、20世纪70年代发掘情况，《报告》也将其作为附录收入。总之，历年来窟前遗址发掘资料基本都网罗在了《报告》中。此外，附录中还收有一些对出土遗存的科学分析报告，包括出土瓷器、动物骨骼、彩绘颜料、铁器等，丰富了对窟前遗址的认识。

因为对窟前遗址资料期待已久，所以在《报告》刚出版以后，我就拿来做了仔细研读， 获得了极大的收获。我认为这部报告是云冈石窟研究的又一里程碑之作，具有很多优点，下面谈谈一些粗略感受。

体例完备发表全面

《报告》按照窟前建筑的分组来发表资料，如将14～20窟窟前建筑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以单个窟或者昙曜五窟发表资料，这是符合建筑实际的。每部分又分遗址概况、地层堆积、各时期文化遗存和小结。可能因为前面的章节是由不同的人写的，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和前面重复，《报告》没有在最后设置总的结语，我认为这种体例也是可以接受的。

全面翔实地公布发掘材料，是考古工作中最基本的要求，但并不是所有报告都能做到。实事求是地说，云冈石窟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是北魏时期，其次是唐代到辽金，明清时期则不太受重视。但《报告》一视同仁，将相关遗迹、遗物进行了全面发表，特别是明清时期的遗存。对于报告整理者而言，未必没有个人的研究偏好，但考古报告的编写通常只有一次机会，所以整理者应该尽量减少个人主观喜好的影响，有义务将材料全面公布。《报告》做到了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

层位梳理较为清楚

遗址发掘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按层位发掘并收集遗物，把遗存的层位关系梳理清楚，才能为学界提供可靠的研究材料。

层位的梳理，主要应在现场发掘过程中做好，但后期室内整理中多少会有一些调整。《报告》对发掘原始记录层位进行过修正（只要对比一下发表过简报的第3窟及龙王庙沟地层剖面图就能看出来）。《报告》对层位梳理、编号是较为清楚的。层位编号采用数字和字母结合的方式，一个大阶段使用一个数字，如①、②、③，大阶段下的不同小层位再用A、B、C区分，较为方便。这里当然掺杂了整理者的个人观点，但即便有人不同意报告对层位年代的判断，也不影响资料的科学性。

因为有可靠的层位关系，还能纠正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日本学者对1938年、1940年发掘的北魏、辽金瓦当做了编年，有一类出土于9、10窟前的莲花纹瓦当（《云冈石窟·遗物篇》图9之128～130），被定为云冈2期。实际上，根据1992年、1993年的发掘，这类瓦当也见于第3窟、11～13-4窟金代窟前建筑的倒塌堆积中，并非北魏时期。

提供大量新知新识

报告体量巨大，内涵丰富，提供了大量新材料及新认识。这里略举一例。在报告出版之前，我已经知道20窟前出土了西立佛残块，但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就是初凿的立佛残块。《报告》对这些残块进行了拼对复原，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其特征。立佛是由多层多列石块拼成的，每层石块高度基本一致，而且每块顶面凿有1~3个卯口，石头的岩性也和原西立佛所在不同，说明这些石雕是原立佛相应部位的替代物。可见我原来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在明白这点之后，就会意识到，这种修补方式是较为合理的。

充分吸收前人成果

从报告中能看出，整理者对云冈石窟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最近几年的相关研究了然于胸，对新的成果也能及时吸收，如彭明浩对横梁槽的研究，宋瑞对扩展面的研究。还吸收了李含笑对辽代篦纹陶器的研究，因此不仅辨识出了云冈的辽代篦纹陶器，对相关地层的年代判断也更为准确。

报告的出版距发掘有30年时间，虽不免有迟到之憾，但也因时间充足而广泛吸收各类研究成果，研究结论才能较为可靠。我想，如果十年或者二十年前报告就出版的话，结论很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完善。

结论审慎平实可靠

因为有了上述几个基础，才能有较为可靠的研究结论。比如对窟前建筑的年代判断，我认为大部分都无懈可击。相信读者在阅读报告的时候，会和我有一样的体会。

是否存在北魏时期的窟前建筑，是云冈石窟研究中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日本人早年对昙曜五窟前遗址的发掘，已经观察到探沟最下面有一层所谓“黑土层”，只包含有北魏瓦片和木炭屑，因此他们认为窟前有北魏时期的建筑，很早就毁于火灾。但由于发掘面积较小，且资料发表较为简略，不少学者对此心存疑虑。彭明浩看到过1992年、1993年发掘内部资料，在此基础上，结合崖面上北魏千佛避让与梁孔有直接关系的横梁槽的情况，有力地证明了北魏窟檐建筑的存在。《报告》首次揭露了昙曜五窟崖面大梁孔和地面柱穴的对应关系，而地面柱穴被北魏倒塌堆积所叠压，从层位上再次无可辩驳地证明北魏时期确实已经有了窟前建筑。

勇于修正早年观点

最突出的是龙王庙沟部分。龙王庙沟西侧窟前遗址发掘于1987年，简报最初发表于《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限于当时的认识，发掘者认为出土物均为辽代，从而将龙王庙沟建筑及其使用时代定为辽代。

《报告》虽然沿袭了简报的一些认识，但又指出出土遗物中有金代风格的器物，因此认为“窟前建筑及其使用时代上限为辽代……可能一直到金代还在使用”。虽然没有指明哪些是金代遗物，但结论基本是可靠的。

遗址中存在大量金代遗物是不争的事实，出土瓷器中，定窑轮菊纹盏、印花碗、莲瓣碗，耀州窑碗，均是典型的金代器物，所以这座窟前建筑群肯定在金代使用过。至于其上限是否能早到辽代，我认为并没有太充足的证据。仅有1987DYLT171③：21是较为明确的辽代晚期浑源窑产品，将建筑上限定为辽末是可以接受的，但主要使用时间和废弃时间，应该是在金代。

存在问题瑕不掩瑜

当然，任何报告都会存在一些问题，《报告》也不例外。一是对明、清遗存区分不足，多笼统称之明清时期。张焯先生在序中也指出对辽金出土器物年代分辨上不够准确。二是部分器物断代存在问题。主要是将明清地层里的一些瓷器误定为辽金时期。三是部分瓷器产地判断有误。报告后面附有部分出土瓷器的检测报告，对定窑、耀州窑瓷器的判断是准确的。但被定为北京龙泉务窑产品的一些白瓷，实际上有些是明确的浑源窑产品，有些主要见于雁北地区，应是当地所产，和龙泉务窑没有关系。错误的原因大概是数据库里没有雁北窑场的东西。虽然存在以上这些问题，但对窟前建筑年代这样的大问题没有什么影响，瑕不掩瑜。

营造学社的梁思成等人1933年调查了云冈石窟，在《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中，他们已经指出北魏、辽金时期窟前建筑的存在，但又认为“论到石窟寺附属殿宇部分，我们得先承认，无论今日的石窟寺木构部分所给与我们的印象为若何；其布置及结构的规模为若何，欲因此而推断千四百余年前初建时的规制，及历后逐渐增辟建造的程序，是个不可能的事。”他们只能根据文献中的少量记载和实物做一些推测，并将研究的希望寄托于新兴的考古发掘。

读了《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我们可以自信地告慰前辈学者，经过科学的发掘与整理，已经变“不可能”为可能了。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编著：云冈研究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大同市博物馆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