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东汉后的成熟瓷器，原始瓷通常被认为是夏商至西汉时期烧制的较为原始的瓷制品，具有使用瓷石或瓷土制胎，表面施人工釉，经约1200摄氏度高温烧制，吸水率低等特征。作为一种稀少而珍贵的器物，在商周时期的北方地区原始瓷的社会价值仅次于青铜器，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也是所有者身份与等级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多年来齐文化相关考古发现不断，但迄今仅在临淄河崖头西周墓发现两件原始瓷豆，受限于早年发掘条件与资料刊布不足，学界关注度相对有限。下文将根据临淄河崖头西周墓出土原始瓷的状况，结合西周社会背景，从而探讨该墓出土两件原始瓷豆的年代、源流以及社会意义。

出土状况

河崖头西周墓位于临淄区齐都镇河崖头村，即临淄齐故城大城东北角。1989年当地文物部门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M102为一南北向的竖穴土坑墓。墓内随葬品均位于墓北部的二层台上，出土有原始瓷豆2件。该墓地是齐国仅有的一处同时出土青铜器和原始瓷的墓地，结合其位置，应为齐国迁都临淄之初的贵族墓地。

墓中编号为M102:0075的原始瓷豆，浅盘，直口内敛，尖唇，盘外沿有两周凹弦纹，腹壁微鼓，圜底内凹，底接喇叭状圈足。灰白胎，胎质坚硬，器身施青釉，仅圈足下半部无釉。手制轮修，口部及腹外壁有刮抹痕迹。通高8.5、盘口径17、圈足高3、足径9厘米（图一）；编号M102:0076的原始瓷豆，浅盘，直口内敛，尖唇，斜折沿，盘外沿有两周不规则凹弦纹，沿下加饰三组等距离分布的长方形纽突状盲鼻，每组两个，矮折肩，浅腹斜收，圜底内凹，喇叭形圈足。周身施青釉，施釉较薄，胎骨较细坚硬，呈灰白色，出土时盘内有红色朱砂痕迹。器高8.7、盘口径18.3、圈足高3.5、足径9.5厘米（图二）。这两件原始瓷豆与青铜器均出土墓主头北部的二层台上，应该为墓主生前所珍视之物，亦是墓主贵族身份的象征。

对河崖头原始瓷的考古学研究

原始瓷与西周诸侯国 根据目前西周时期原始瓷的出土状况和已有研究，原始瓷器的出土地与西周封国的贵族墓密切相关。比如在西安—洛阳所在的西周王畿区之外出土原始瓷和青铜器的贵族墓有：东部方向的浚县辛村的卫国贵族墓地，济阳刘台子的逄国贵族墓地，临淄河崖头M102为齐国贵族墓，滕州前掌大遗址所发掘的墓地至西周时期可能为薛国贵族，鹿邑太清宫墓长子口墓可能为长国国君墓；东北方向的邢台葛家庄为邢国贵族墓地，房山琉璃河遗址及墓葬为燕国都城及贵族墓；北部晋南地区，翼城大河口的霸国贵族墓地，天马曲村的晋国晋侯墓地，绛县横水的倗国贵族墓地；西北方向的彭阳姚河塬遗址及墓葬可能为获国都城及贵族墓，灵台白草坡可能为潶国或奚国贵族墓地；西南方向的宝鸡纸坊头一号墓和茹家庄一号墓可能为鱼国贵族墓。南方还有平顶山应国墓地、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等。其他非西周王畿区之外出土原始瓷的贵族墓很多虽然族属尚未分辨，但应多为诸侯国贵族墓。总之，在西周时期原始瓷可能同青铜器一样作为赏赐品，成为周王朝笼络控制诸侯国的政治工具。原始瓷也因为其稀有性和政治属性，被西周贵族所珍视，多与青铜器随葬，甚至姚河塬贵族还将一件原始瓷豆分为数个残片，分葬于不同贵族墓中，从而彰显身份地位。临淄齐故城东北部的河崖头墓所出原始瓷可能为齐国贵族迁都临淄营建大城之后来自周王室的赏赐之物。

年代推断 发掘简报根据河崖头西周墓出土青铜器推测该墓的年代为西周中期，但未对出土原始瓷进行类型学分析。下文将结合全国其他地区西周时期出土的同类器对河崖头原始瓷豆进行分析。在山东地区目前所发现西周原始瓷中，仅前掌大墓地M13:15、BM3:43原始瓷豆与河崖头村M102:0076相似。如果扩展到整个西周文化区，与其相似的还有房山琉璃河M52:5、M52:44，绛县横水墓地M3250:31，洛阳庞家沟，随州叶家山M65:160和M126:6，翼城大河口墓地M1:65，以及福建建瓯黄窠山遗址，福州市荆溪芝山遗址和武夷山竹林坑窑址等（图三）。此类豆不仅保留了商周时期原始瓷豆的基本特征，且普遍采用浅盘设计，盘沿有两周或数周弦纹，沿外饰有二至三组长方形纽突。而与河崖头M102:0075原始瓷豆形制相近者，在山东地区仅见于前掌大BM3:4，除口沿外饰三个纽突外整体形制基本一致。放眼整个北方西周文化则有数件原始瓷豆与之相似，如山西北赵晋侯墓M113:100、陕西张家坡M304:13、岐山贺家村M6:5、绛县横水墓地M3250:46等（图四）。根据年代判断，其中，山东滕州前掌大BM3和M13年代都应为西周早期；房山琉璃河M52属西周早期；绛县横水墓地M3250年代为西周早期晚段或早中期之际；随州叶家山M65的年代应为西周早期康昭之际，M126年代约为西周早期康王后期；翼城大河口M1年代确定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的康王晚期到昭王时期。因此，可以推断河崖头墓出土的两件原始瓷的年代总体处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

源流推断 西周时期北方地区原始瓷出土较少，且多出现在重要遗址和贵族墓中，东南浙闽赣地区自夏时期开始便开始烧造原始瓷，至商晚期无论江西的吴城遗址还是浙江的东苕溪原始瓷窑址群均达到了较大规模生产和较高的专业化水平。目前学界多倾向认为西周时期北方地区的原始瓷来自南方地区。黎海超通过全面对比西周南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后认为“北方地区的原始瓷主要来源于江南地区的钱塘江流域，也有零星源于浙东、闽北地区，长江中游的鲁台山、叶家山所见原始瓷则可能直接源于西周王朝的分配”。同时黎海超还认为“北方大部分的原始瓷可能在江南地区批量定制，定制中心则在钱塘江流域”。夏福德在对西周早中期南北方出土原始瓷系统的类型学分析后，勾勒出东、中、西三条不同的路线，其中山东地区的原始瓷应该来自中原地区周王朝的分配。

根据河崖头遗址出土的这两件原始瓷豆器形特征和地理位置，其大概率应该是来自周王朝的赏赐。如果追根溯源，这两件豆与福建建瓯黄窠山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所以其源头可能在闽北地区。鉴于此类浅盘原始瓷豆主要流行于西周早期偏晚至中期阶段，同时结合出土地分布区域观察可知，此类豆的流通大概率是沿用夏福德所提出的西周早中期的西路路线，即闽北至赣东北经随枣走廊至关中地区，之后由周王朝以赏赐或其他形式分配到北方地区其他诸侯国，其中位于随枣走廊的曾国可能在这条路线的流通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曾国的叶家山墓地出土此类豆相对较多。文献和金文均记载，西周早期周王朝十分重视对南土的经略，在汉水以东的随枣走廊一带分封了曾国、鄂国等诸侯国，一方面可以抵御淮夷的侵扰，另一方面也可以控制和保障“金道锡行”的畅通。正是由于周王朝对随枣走廊的控制并将势力发展至江汉平原，从而有条件保证来自闽北地区的原始瓷流通到北方地区。

余论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王朝对诸侯国以及东南地区资源掌控力减弱。西周时期由原始瓷产地所在的东南地区，江淮地区诸侯国，周王畿和北方地区诸侯国所构建起来的生产—进贡—再分配的原始瓷流通体系也随之崩溃。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较西周时期明显减少，同时期的齐国也未发现原始瓷。然而，北方地区对瓷器的追求及尝试制造瓷器的努力并未因此而停止。近些年随着临淄一些战国墓发掘出战国中晚期的低温铅釉陶，以及郎剑锋、赵益超、赵国靖、张吉等学者对该类器物的研究，提出低温铅釉陶“战国起源说”。由此推测，即至战国中晚期，可能齐国某位陶工因为某种条件接触到了南方产的原始瓷，产生了仿制原始瓷的想法，但由于窑炉技术和瓷石、瓷土等资源的缺乏，所以便基于当地烧造灰陶的技术并借鉴铅钡釉陶、铅钡釉砂等生产技术，从而发明了低温铅釉陶。这也是战国时期北方地区对瓷器烧造的突破性尝试。

（作者单位：临淄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