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石，是指因受高温加热导致烧蚀、变色或裂解的石块，在考古遗址中通常与火塘、灰坑、灶坑等遗迹相伴出现。作为史前先民热处理技术的考古物证，被广泛用于探讨食物加工、热能利用、技术演变和生业情况等领域。

对火烧石的研究主要通过三类途径展开：考古遗址出土的直接证据、民族志资料的间接佐证以及实验考古的模拟分析。本文试图回顾和梳理中国火烧石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展望未来研究的潜力与方向。

考古出土直接证据支持

鉴于田野考古出土的强力证据有限，学者们只能通过文献上的零星记载和部分民族学材料对火烧石进行研究。随着近年来田野考古的发展，学界内对烧石和“石煮法”的认知进一步深化，从客观存在和主观认知两个层面上给予证明。

黄河流域的初步识别 1963年山西朔县峙峪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烧石、烧骨多块。1965年河南许昌灵井石器时代遗址中有烧骨、烧石以及炭块出土。1980年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底砾层中发现动物化石、烧骨和灰烬。

2009年至2010年，在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中发现的石块堆积区，其中夹杂大量烧石碎块，学者判断此遗迹具有烧火功能。同时期的其他简报或报告，如北京市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中发现的烧石，也多是一句带过而未见系统描述。

长江流域的考古材料 长江流域的三峡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存在丰富的人类用火遗迹，其中包括井水湾旧石器时代遗址、重庆市巫山县玉米洞旧石器时代遗址等，均有烧石、灰烬出土。武仙竹根据对“石烹法”的研究，对比和分析三峡井水湾遗址出土的“烧石”，推测其同样也是人类“石烹法”的遗迹。

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片夹杂炭屑以及稻壳，有学者推测其与早期稻作农业人群的炊事或热石烹饪有关，可能代表“石煮法”的早期实践。郑云飞等在研究上山文化遗址陶片时发现陶片中夹杂稻壳，而刘莉则指出上山遗址陶器器表不见烟怠痕，可能涉及热石烹饪的行为。

青藏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系统记录 在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火烧石的表现尤为突出，反映出该区域可能长期存在烧石烹饪的传统。

青海省黑马河1号遗址出土发现有火烧痕迹的花岗岩砾石、闪长岩砾石、炭屑以及灰烬；青海省共和县沟后水库附近的001地点，发现的小型灰堆，灰堆中的砾石零散分布，多有火烧痕迹，其中有两枚因受热开裂，推测为加热食物用的烧石。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的发掘揭露出多个古人类居住活动面，石制品及人工搬运砾石数量众多、分布密集。一些活动面上发现的石制品表面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学者推测这可能与频繁用火行为有关。

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共出土1000多枚烧石，在火塘填土中，含有大量烧石和烧骨，并伴有厚约5厘米的纯炭屑层。

这些发现为研究烧石的区域分布和区域差异提供了宝贵实证。

进入21世纪，火烧石作为考古专题首次获得系统性关注。2006年至2007年，刘莉、高星等学者将“烧石—石煮法”作为研究主题，标志着该领域的转折。

刘莉的研究将植物质陶器与“石煮法”结合，构建起一套与“定居农业—陶器起源”传统论点不同的解释系统。她强调陶器诞生之初并非源于农业生产需要，而是为满足狩猎采集社会中对食物、营养加工及移动便利性的需求。其研究集成实验考古、民族志研究、考古现场数据等多种方法论，展示陶器研究中“功能—技术—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理解技术演变提供更动态、更复杂的视角。

而水洞沟12地点的研究，是首次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系统确认“烧石”作为间接用火工具的存在。高星等人对遗址出土的13000余块破裂石块进行了形态学、尺寸分布、岩性成分等系统分析，指出其非自然风化、非炉灶圈石，而是经过人工选择、高温烧烤与入水骤冷后的产物。进一步的模拟实验则基于石英砂岩和白云岩等与遗址相同石材，设计不同火温与冷却方式，复现了“加热—入水—破裂”的过程，证实这些石块被用于加热液体。实验明确指出石灰岩等材料因爆裂或污染水质而被排除使用，反映出古人类对石材特性的经验性选择。

文献与民族学材料

我国学界对于火烧石的讨论和研究，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民族志材料提供的间接证据，将少数民族使用石头烹饪食物与史前先民的“石煮法”紧密联系。我国多个少数民族聚集区至今仍保有“石煮饭”“热石汤”等传统炊食方式。

中国古代文献中对以石煮食亦有片段记述。如《礼记·礼运》中记载“燔黍捭豚”，郑玄注释称：“释米捭肉，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耳”，意指在尚无釜甑前，先民便已将浸泡后的谷物或肉类置于热石上烹饪。这种直接在石头上烙炕成熟的方法，是我国古老的“石上燔谷”法。

根据民族学材料，“石煮法”作为一种古老的烹饪方式，其发展的延续性是传承至今的，而其地域性则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南、东北、华南等各个地区。

清代方式济《龙沙纪略》中曾记述：“熟物刳木贮水，灼小石淬水中数十次，瀹而食之。”其意为东北少数民族在缺乏陶器的情况下使用火烧石加热木制容器煮食的场景，这显然是一种成熟的“石煮法”形式，为考古学中火烧石的功能解释提供了佐证。

实验分析途径

由于火烧石通常非人为有意制作，传统石器分析的方法难以适用。近年来有学者尝试运用以下技术手段：构建模拟实验，复现史前社会石料热处理的完整流程；辨别外部特征和显微观察，包括油脂状光泽、石料破裂、颜色变化等现象；石料力学性能分析，发现经过热处理的石料内部出现了局部化的损伤破坏，呈现多次开裂现象。同时在实验中，辅以XRD/XRF、热磁性等分析技术，丰富实验结果。但目前这些方法在国内仅见于个别研究项目和材料分析实验中。

全球视角下的烧石研究

在欧美地区，关于烧石的研究已有较为系统的进展。爱尔兰著名的烧石坑遗址（Fulachta Fiadh），其结构通常由一个水槽与外侧火塘及石堆组成，通过向水槽内周期性投入加热的石块，以实现间接加热的目的。学者如Alan Hawkes认为，烧石可能不仅用于烹饪，也可能涉及纺织、皮革处理等多种社会性活动。

此外，瑞典、瑞士也有类似的遗址（burnt mounds），这些遗址的年代多集中于青铜时代，但相关的热处理技术可能更早便已出现，且存在于更广泛的区域。

在北美，早期烧石的记录主要聚焦于平原与西北海岸的原住民。Alston V. Thoms等通过归纳民族志与考古资料，指出生活于北美大平原的印第安人（Plains Indians）广泛使用烧石进行植物、肉类与水的加热处理，同时形成大量的烧石堆积。James M. Skibo等则关注烧石与陶器技术的起源关联，指出“石煮法”可能与陶制容器热稳定性能提升有关。

实验考古也是国外学界分析烧石功能的重要手段之一。Laura Short等通过便携式拉曼光谱分析烧石的表面残留物，鉴定出多种植物性成分。Andy Langley等的最新研究则从材料选择的角度切入，发现如石灰岩等石材在高温处理后会显著改变水的pH值，进而影响食物的味道与营养吸收。

火烧石作为人类控制火、使用火的重要物质证据，是研究史前热处理技术、食物加工方式的关键线索。在国内，火烧石的出土频率和文化分布表明其在史前社会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功能与意义。虽然当前的研究尚不系统，但已具备良好的考古基础与民族学材料补充。可以肯定未来通过更系统的考古识别、跨学科方法与实验模拟等途径，火烧石研究有望在揭示古代生活方式、技术演进与环境适应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