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张骞凿通西域之后，丝绸之路便逐步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而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无疑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文明交汇的重要枢纽。也正因如此，敦煌便理所当然成为“文明荟萃之地”的代名词。随着科学的考古学在中国各地陆续开展，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不仅巩固了敦煌的历史地位，也越发凸显出了丝绸之路的真实性和重要性。更让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敦煌”和越来越早的“丝路”正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逐步呈现。位于新疆哈密的天山北路墓地，恰是完美诠释敦煌以西也有“敦煌”、丝路之前已有“丝路”的典型。

天山北路墓地位于新疆哈密，早年也称林雅墓地或雅林办墓地。1988年至1997年经过多次田野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706座。部分材料一经披露，便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观点颇多。多数学者认为天山北路墓地可归属或命名一支考古学文化，但观点各不相同：或认为天山北路墓地与五堡、焉不拉克墓地性质相同，属于焉不拉克文化（常喜恩等，1989）；或认为天山北路墓地是“天山北路文化”的代表性遗存，且“天山北路文化”是以四坝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因素和以切尔木切克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因素交融的结果（林梅村，2002；郭物，2012）；或认为“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包括哈密盆地和巴里坤草原两大分布区域和相应的地方类型，前者以天山北路墓地为代表，后者以南湾墓地和兰州湾子墓地为代表（韩建业，2007）；或认为“天山北路文化”的代表性遗存主要为天山北路墓地，而南湾墓地代表的南湾类型与其并非同一考古学文化（邵会秋，2007）。还有学者推测，不排除天山北路文化就是西城驿文化和四坝文化在新疆哈密地区的变体或后裔，甚至可能是这两支考古学文化的地方类型（任瑞波，2016）。当然，也有学者没有轻易将此类遗存归入某种文化，只是称其为“墓地”或“遗存”，认为其包含多种文化传统（水涛，1993；李水城，2009）。总而言之，对于以天山北路墓地文化性质为代表的很多关键学术问题，虽然发表了多种不同意见，但由于当时公布的材料有限，长期以来都无法展开深入讨论，因此，学界对这批材料的完整公布翘首以待。

2024年12月，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单位编著的《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版。发掘报告对该墓地的出土材料和采集品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介绍，首次为学界揭开了天山北路墓地的神秘面纱，多种墓葬形制和各类随葬陶器、铜器、骨器等遗物一览无余。扎实的基础研究和大量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学界准确、深入认识天山北路墓地奠定了坚实基础。毫无疑问，随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的出版，困扰学界已久的诸多疑惑如陶器面貌、铜器种类、墓葬形制和绝对年代等已豁然开朗，但又有一些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至少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如何理解天山北路墓地的“过渡期”。

发掘报告公布了41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墓地的整体年代基本清晰——距今4000年至3000年。这就意味着，天山北路墓地的形成经历了约1000年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丰富的叠压打破关系也足以说明，不同于目前新疆已发现的任何一处史前墓地，天山北路墓地的形成过程极为复杂。早年，关于墓地的分期是以发掘者提出的“四期八段说”为代表（吕恩国等，2001），但受限于文章篇幅，只有分期结论，没有分期过程。而《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则基于典型陶器的类型学研究和明确的叠压打破关系提出了新的“四期说”，论证过程严谨，分期结论清晰，较发掘者早年提出的分期方案更为深入，也有明显的区别。例如，虽然同为“四期说”，但发掘报告各期之间还有不少墓葬属于“过渡期”，特别是第二期和第三期的“过渡期”墓葬数量多达56座，加上两个“过渡期”，发掘报告提出的分期方案实为“六期”。因此，如何看待和理解所谓的“过渡期”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也同时暗示我们，天山北路墓地的分期方案还可以进一步优化或调整。

第二，如何看待“天山北路文化”。

天山北路墓地发掘以后，有学者提出“（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的命名（林梅村，2002；韩建业，2007），学界多有沿用。而此次发掘报告在相关研究部分，似乎既没有明确支持这一观点——未见专门对天山北路文化的内涵和面貌进行总结、提炼和深化，也没有明确反对“天山北路文化”这一提法，相反提出了“焉不拉克文化天山北路类型”的认识，与最初发掘者的观点接近。因此，疑问自然产生，到底有没有独立的“天山北路文化”，如果有，按学界熟知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哪些典型的陶器、固定的陶器组合、独特的丧葬形制是该文化所特有的，能够代表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此外，除天山北路墓地外，哈密及周邻地区是否还有同类遗址或墓地能够共同支撑起天山北路文化。如果没有，那么天山北路墓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墓葬材料究竟分属哪些已知或未知的考古学文化或其地方变体。其实，即便没有所谓的“天山北路文化”，在距今3500～3000年，哈密与周邻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已经相当复杂，至少包括了焉不拉克文化、苏贝希文化、四坝文化和南湾四种类型，而且这些文化在时间延续和空间分布上都多有重合。关键问题在于，在天山北路墓地中，那些与上述四种文化典型陶器既不完全相同，但又“似曾相识”的陶器，究竟应该如何判定其文化归属。其实，不管哪一种结论最终成立，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遗物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特殊性都无法否认，东西史前文化的交汇、游牧与农业人群的交融，都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一角度来看，将天山北路墓地称为新疆东部史前文化的“聚宝盆”可谓名副其实。

第三，如何认识甘青和新疆两地之间的史前文化交流。

不论是发掘者还是发掘报告，都指出天山北路墓地材料反映出新疆哈密地区与甘青地区多支考古学文化有明确的交流与互动，且认为在墓地偏早阶段，属于西城驿文化与四坝文化的文化因素就已出现。这些认识现在看来基本没有问题。而墓地偏晚阶段的情况则略显复杂。例如报告指出，甘青地区的卡约文化、寺洼文化也与天山北路墓地有直接联系。但从现有的材料看，前两支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青海东部和甘肃中东部，而在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很少见到这两支文化的身影。因此，隔河西走廊而望的新疆东部和甘青地区两地共见的陶器，究竟反映的是跨区域的文化交流，还是不同区域能够独立孕育出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特征。如果是前者，说明这可能是一种新的文化交流模式，当然也不排除两地文化传播的中间环节尚未发现的可能。如果是后者，则必须要思考，在自然地理条件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因何能有相似或相同的文化表现，对于这种文化现象应如何理解。从目前已有的各类线索来看，前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因为距今4000~3300年的西城驿文化和四坝文化，分布区域已经遍及新疆哈密、河西走廊和甘青东部，这一区域早已连成一个文化整体。所以，至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阶段，两地存在文化交流也就不足为奇。此外，在较天山北路墓地更西的洋海墓地，曾经发现过一件典型的卡约文化马鞍口陶器，研究者对此有过专门论述（李水城，2009）。同样，在以洋海墓地为代表的苏贝希文化，盛行一种典型的彩陶纹样——旋涡纹，而这种彩陶纹样也是甘青地区“唐汪类型”的指征性陶器，虽然关于二者孰早孰晚学界尚有争议（韩建业，2007；邵会秋，2012；任瑞波，2018），但两地陶器面貌的共性有目共睹。种种迹象表明，至迟在距今4000年左右，史前“丝绸之路”雏形已初步形成，哈密地区至整个河西走廊乃至青海东部都可纳入其中，远距离的人群流动和跨区域的文化交流早已有迹可循。

上述三个问题，涉及墓地分期、文化性质判定和文化交流融合，虽说都属于天山北路墓地考古学基础研究的范畴，但它们直接关系着学界能否准确并深入认识距今4000～3000年哈密及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格局、演进态势以及史前丝绸之路的发展演变。

总之，《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的出版在解决了一系列困扰学术界已久问题的同时，也促使读者产生一些新思考，而这些思考有助于推动学界更加清晰地认识欧亚草原文明、绿洲文明和黄土高原农业文明的接触互动与深度交融。作为距今4000～3000年前中国西北地区大范围文化交汇与碰撞的典范，天山北路墓地无疑是研究中国史前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切片，而新疆哈密也是堪称“西域敦煌”的历史富矿。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边疆考古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项目编号2022JZDZ024）和“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项目编号2024-26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

编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哈密市博物馆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