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著名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的新著《纠缠：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考古学》（第二版）（以下简称《纠缠》）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吸收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新物质主义与本体论转向的思潮，从理论内涵、方法与案例实践的层面系统论述了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纠缠理论（entanglement theory），反映了当代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趋势。
何为纠缠理论 在《纠缠》一书的第一章，霍德对纠缠理论的三种含义变化进行论述。在2012年的第一版《纠缠》中，霍德将纠缠定义为人对物的依赖、物与物间的相互依赖、物对人的依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的总和。在之后的研究中，霍德发现，很少有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不涉及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涉及物的情况。因此，霍德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中将纠缠重新定义为，由积极的依赖关系与消极的依附关系组成的辩证与双重约束关系，即人依赖的物反过来也依赖人并束缚人的自由活动。如人与驯化的动植物相互依赖，但人对驯化动植物的照管将人束缚在土地上。霍德在2018年出版的著作中，详细论述了该定义中的双重约束性，并用纠缠理论解释宏观的社会演化，揭示了人类社会演化的一般方向性，即人在利用物解决各种事情时产生的纠缠让人不断陷入自身活动的意外后果，同物的纠缠关系不断加深，而这种一般方向性在不同的社会中有具体的物质表现。
在《纠缠》一书的第二至第七章，霍德以上述定义为基础，在对以往有关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论述了人与物的四类依赖关系。这些理论包括现象学、物质性、认知考古与物质参与理论、操作链、行为链、物质文化生命史、行为考古以及人类行为生态学等。同时，该书增加了新章节，从不平等、权力和情感纽带三个方面论述了人与人之间的纠缠关系，并同本书第七章一起，构成了人与物之间的抽象纠缠。霍德指出，由于被统治阶层受到人与物之间的纠缠及统治阶层的双重约束，手里的资源配置不足以让其摆脱不平等和贫困。此外，人与人之间还会在生与死、爱与恨、对祖先的崇拜以及在不同感官、不同领域营造相同意义与情感层面产生联系。霍德在《纠缠》一书第七章中论述了土耳其恰塔霍裕克（Çatalhöyük）遗址割人头与兽头的现象所反映出的物的功能性、不同领域的抽象观念，以及具身实践三者具有的观念一致性：在恰塔霍裕克，将祖先的头骨留给后人保存具有构建历史记忆、维护社会延续性的作用；在近东，割头的现象历史悠久，并可能同某种神话相联系；割头作为一种观念，广泛存在于室内装饰、壁画、雕塑、陶器等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多个领域；割人头和兽头，以及在给头骨、房屋墙壁与地面抹泥的这几个场景具有身体感知上的一致性，使人们在经历一个场景时会想起其他场景，让头骨和抹泥这两件事物在社会中能够传递神圣性。霍德虽然承认了既往的理论思想的重要贡献，但也指出其所研究的人与物的关系是不全面的。对此霍德在《纠缠》一书的第六章中，从物的物理过程与时间性角度对纠缠关系进行论述，认为纠缠在日常时间中将物质、观念和社会联系在一起，并借用了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指出了人与物之间的相互羁绊与束缚是纠缠理论同其他理论相比的重要区别，认为这种羁绊关系对事情的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霍德看来，以上有关纠缠的两种定义将人与物看作是有形的、稳定的不同实体，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界定人与物的边界，人和物都包含了各种物质、能量与信息流，而且人的身体、心智、人格等也延伸到了物质世界。对此，霍德受到过程哲学与各种新物质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对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聚合体理论（Assemblage Theory）、本体论转向以及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等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在《纠缠》一书的第十章详述了纠缠的第三种定义，将其看作是各种物质、能量、信息、欲望等事物由过去流向未来的、具有矛盾性质与混杂状态的流动与生成过程，而事物正是在这种流动的混杂状态下生成的。该定义让纠缠理论实现了“由物到流”的转变，从本体论角度指出构成世间存有的是物质、能量、信息、欲望的流动、过程和力场，而过去、现在、未来，以及时间与空间都处在不断变化、运动和生成的过程之中。霍德将纠缠理论的关注点转移到事物的流动与生成过程的做法，表明霍德试图将纠缠理论纳入当下流行的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过程考古之中。对此，第二版《纠缠》一书的英文名增加了A New Archaeology字样。但这并不是说纠缠理论退回了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而是在说明纠缠理论同当下世界考古学发展的新趋势一致。
除了关注动态的纠缠关系外，《纠缠》一书同十年前的第一版相比，在方法与实践方面增加了很多新内容。在第八章与第九章中，霍德论述了考古学家如何应用动植物考古、功能分析、科技分析、行为考古与行为链、网络分析、物质文化生命史研究、高精度测年法、路径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与数学建模等方法，对遗址内部的纠缠关系进行深描，重建人与物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纠缠关系，研究中国与近东地区农业与定居的发生，阐述陶器出现的动因，对不同遗址的人—物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并去解释社会文化变化。由于霍德主张的是类似“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动态时间观，因此霍德并没有像以往考古学界去追溯“起源”问题，而是主张并不存在“起源”的时刻，存在的只是事物持续发生的过程。霍德进而指出，变化与新事物的涌现是在人们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生，是纠缠的复杂性、异质性与矛盾性所引发的后果的这一普遍性过程。
纠缠理论与当代考古学理论的发展 若将《纠缠》同霍德另一本重要著作《阅读过去》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纠缠》一书反映了当下世界考古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在《阅读过去》一书中，霍德系统论述了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提出情境考古学与阐释考古学的理念，主张应用结构主义与社会实践理论，并吸收心态史、新文化史及观念主义、历史哲学等思想，将物质文化看作可以“阅读”的“文本”，对物质文化在古代社会历史背景及当代社会背景中的社会与结构意义进行多元阐释。其中，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habitus）（或习性）理论是后过程考古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考古学家应用该理论研究社会凝聚力的构建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反身研究法，将理论、方法与材料整合在一起进行多元阐释与多重叙事，将考古实践同当代社会问题与知识生产相结合。
从中可以看出，后过程考古学是从主体间性与阐释学的角度，并结合某些普遍的人性观以及物质文化的普遍社会功能等视角，对物质文化的结构与社会意义进行情境化“阅读”。虽然后过程考古学对能动性、社会性、情境性与历史性的强调是对过程考古学的发展，但其本质上将物质材料看作象征符号并过于关注其抽象含义的做法也饱受诟病。学者指出，后过程考古学将现代主义强调人的理性、特殊性与能动性的做法发挥到了极致，而物则一直处在静默的失语状态，是人的意志与话语的产物。当代社会中出现各种复杂的环境与社会问题，让人们意识到在这些问题面前，人的能动性是有限的，起作用的往往是以往被人们赋予各种含义的物。这使得学界开始对物去概念化、去语义化，去恢复物的本来面目并关注不同物间的复杂联系对事物发展的作用。当代考古学理论从关注符号与意义，转变为关注事物间的动态联系。在《纠缠》一书中，有多处涉及了这两种理论取向的差异。霍德在论述抽象的纠缠关系中，明确反对将各种风格实践（如新的音乐形式）与行动方式看作是文化整体或惯习的一部分，而是将其放在复杂且广阔的物质—技术—社会—思想—身体—情感的纠缠关系中进行考量，认为所谓“文化”“风格”“惯习”等抽象事物都是在动态关系中产生的，是身体、情感、感官、话语、物质之间实现和谐与共鸣的产物。霍德不仅强调这些抽象事物所具有的物质基础，而且更多是从之前对物质文化的静态情境构建转向人与物之间的动态物质过程，认为抽象的文化现象与社会变化机制是在具象的物质纠缠中产生的，从而让后过程考古学关注的静态理念之物回归到动态具象之物。
这并不是说当下受新物质主义影响的考古学同后过程考古学完全决裂。正如布鲁斯·特里格（Bruce Trigger）所说，考古学的发展并不存在严格的范式转换，新出现的理论是建立在以往理论的基础上，是对以往理论的扩展。纠缠理论中不乏后过程考古学的元素。如对纠缠关系的构建是建立在行为考古、多学科研究、高精度发掘与反身的方法基础上，而前二者更是过程考古学的遗产。与此同时，纠缠理论所揭示出的当代社会中存在的贫富差距、阶级固化与不平等现象，则继承了后过程考古学对当代社会的现实关怀以及从当下关注的社会问题出发的做法。更重要的是，霍德明确指出了包括纠缠在内的考古学研究所具有的阐释特征，认为考古学家在应用考古证据构建纠缠关系、再现古代社会的世界观时，是建立在对考古证据的功能与作用进行情境化阐释的基础上，如恰塔霍裕克遗址野牛头具有的特殊生命力是考古学家在其出土背景与共存关系的基础上进行阐释的结果。
《纠缠》一书既是霍德本人考古学思想转变的集中体现，也反映了近二十年来当代考古学理论的发展。相信书中所述的纠缠理论因其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与人文、人与物、物质与观念、情境与过程相结合，以及强调自下而上分析考古材料的旧大陆学术传统，会为当下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带来新视角、新方法。
（本文系译者为《纠缠：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考古学》所作译后记，刊发时有删改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纠缠：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考古学》
作者：[英]伊恩·霍德 译者：刘岩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