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遗址保护规划是大遗址保护管理的核心依据与关键环节，具有多重核心价值。作为保障工具，它守护大遗址本体安全，为保护管理组织“未来发展提供指导性框架”，并统筹区域发展；作为公共政策，它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对大遗址保护及区域发展进行统筹部署，是大遗址保护与区域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作为法定规划，它是我国法定规划编制体系的重要部分，以法规属性为核心，基于大遗址物质属性进行规制，同时因保护对象的系统性、环境的多变性及利益的多元性，兼具发展规划和建设规划部分属性，能全面应对保护中的复杂需求。
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规划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的局限，未能构建起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导致保护工作多依赖经验，难以实现科学驱动。在此背景下，西北大学刘卫红所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大遗址保护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立足中国大遗址保护现实困境，结合文化遗产事业时代需求及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建构的迫切需要，致力于构建大遗址保护规划理论方法体系，对推动大遗址保护、构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及助力文化强国建设颇具意义。
该书从多学科融合视角，系统探索大遗址保护规划的理论、方法和实施机制，内容涵盖概念及使命任务、理论基础、资源调查和基础评估、保护战略和保护区划、展示利用规划、人地关系调控规划、保障体系规划、实施管理等。其时代价值与特色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时代语境下的学术使命：
从保护实践到理论建构的必然
大遗址作为中华文明的“时空坐标”，其保护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连。21世纪初“大遗址保护行动计划”推动了百余处大遗址的保护，但也暴露了规划理论匮乏的问题。当时保护实践多依赖经验，缺乏系统理论支撑，引发保护区划模糊、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正如书中指出，早期规划存在“专家特色鲜明但科学性不足”的困境，构建本土化理论体系迫在眉睫。
2025年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大遗址保护规划和用地保障的通知》，将理论需求推向新高度。该政策首次明确大遗址保护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机制，提出“分类编制规划”“统筹文物保护和农业农村发展”等要求，既为实践提供政策框架，也为理论研究提出“多规融合”“人地协调”等新命题。在此背景下，《大遗址保护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以问题为导向，构建起理论、方法、实践三位一体的研究框架，其学术使命直指破解大遗址保护的“实践困境”与填补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理论空白”两大核心。
内容架构的逻辑张力：
多学科融合的系统性探索
该书以“大遗址系统”为研究对象，将规划理论解构为基础层、专题层、实施层三级体系，其逻辑脉络呈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与学科交叉特征。
基础理论的跨学科整合构成了体系的根基。作者从考古学、地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汲取养分，用考古学原理阐释遗址本体保护技术逻辑，以系统论构建“本体、环境、人地关系”的复合保护对象，借人地关系论指导聚落调控与土地利用规划。这种整合突破传统单一技术视角，如第二章提出“大遗址保护规划兼具资源配置与空间治理双重属性”，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区域发展宏观视野。
专题方法的实践导向体现为评估、战略、区划、展示的闭环设计。书中以秦雍城遗址为贯穿案例，第三章通过“价值评价体系构建”与“环境评估模型”结合，将抽象的遗产价值转化为可操作的保护目标；第五章对“展示线路设计”与“旅游环境容量控制”的探讨，则直接回应了当前大遗址活化利用中的游客管理难题。这种“理论模型+案例验证”的写法，使复杂的规划技术具备了实践指导性。
实施机制的动态调适彰显了体系的现实关怀。作者察觉到规划实施中的“静态固化”弊端，在第七章构建了审批、监测、修编的动态管理机制，并特别强调“当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变化时，规划需作出回应”。这一观点与2025年通知中“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定期体检评估”的要求形成理论呼应，凸显了研究的前瞻性。
学术创新与思想深度：
突破与局限并存的理论探索
该书的突破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建构。作者摒弃对西方保护理论的简单移植，结合中国大遗址规模大、价值高、人地关系复杂的特点，提出“战略性控制发展规划”的定位，相较国际上以单体遗址为核心的保护理念，更契合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需求。其二，技术方法的集成创新。书中首创的“5个层面6个要点15个专题”内容框架体系，将保护区划、展示规划等人地关系调控要素纳入统一体系，例如第六章“人口与聚落调控”与“经济发展引导”的联动设计，打破了传统规划重保护轻发展的局限。其三，学科交叉的范式突破。通过考古学实证、经济学分析、规划学技术的融合，该书初步构建了大遗址保护的跨学科方法论，如第四章运用空间分析技术划定保护区划，为规划提供了科学量化工具。
然而，研究仍存在宏观层面的局限。一是实践案例的系统性不足。全书虽以秦雍城遗址为例，但缺乏对不同类型大遗址的对比研究，难以全面覆盖复杂的保护场景。二是跨学科融合的深度有待拓展。在涉及土地政策、社区参与等议题时，对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理论吸收仍显薄弱，如第八章对“保护补偿机制”的探讨，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法律政策框架。这些不足本质上反映了大遗址保护规划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阶段性特征，随着研究深入和学科成熟有望解决。
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连接政策实践与学科建设的桥梁
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下，该书的价值凸显在三重维度。对规划实践，其指导价值直接体现在对政策的回应能力。2025年通知要求“推进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全覆盖”“做好文物保护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书中“保护区划与空间管制”“人地关系调控”等章节，为落实“文物古迹用地分类”“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等政策提供了技术路径。例如第五章提出的“展示规划主题诠释方法”，可直接应用于通知中“文物保护利用”“打造文物保护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和美乡村’典范”的实践需求。对保护管理，其理论贡献在于重构了大遗址保护的逻辑链条。传统保护常陷入“就文物谈保护”的误区，而该书通过价值评估、战略规划、实施监测的闭环设计，将保护目标与区域发展、民生改善有机结合。如第六章提出的“基础设施规划应兼顾文物安全与居民需求”，为解决大遗址保护中的民生矛盾提供了理论支撑。对学科建设，其推动作用表现为初步构建了大遗址保护规划的知识体系。该书首次系统梳理了规划的理论基础、技术方法与实施机制，填补了国内该领域专著的空白，为高校和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核心教材。
总之，大遗址保护既是技术命题，更是社会命题。《大遗址保护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回应了时代需求，其价值不仅在于构建了一套理论方法体系，更在于揭示了一个核心逻辑，大遗址保护规划的本质，是在历史遗产与现实发展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点。在政策推动大遗址保护规划与国土空间、农业农村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该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它既是对过去二十年保护实践的理论总结，更是“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贯彻落实，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建构迈出了重要一步。
（作者单位：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
《大遗址保护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
作者：刘卫红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