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夏天，我穿着母亲缝制的粗布衣服，只身来到北京西北郊的燕园。我从小爱好文学，喜欢读鲁迅、郭沫若、茅盾的书。所以报考北京大学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系，梦想将来当一名作家。然而事与愿违，中文系没有录取，我却因为历史成绩突出而进入历史系。

北京大学历史系包括中国史、世界史、考古三个专业，第一年不分专业，所有学生在一起上基础课。随着第一学年的结束，面临选择专业时，我犯了难。恰在此时，教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吕遵谔老师前来动员。他对大家说，学历史就要搞考古，考古多好呀，游山玩水。吕老师的一句“游山玩水”颇具吸引力，于是我选择了考古专业。当时我不会想到，考古将成为我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这年暑假，我回到老家——河南郑州荥阳东赵村，在村南的土坎上捡了几块陶片，还写了一篇小文，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田野考古调查。

在北大上学的五年，是我学习、生活的重要时期。1958年，国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此，北大考古系提出，要过一个“共产主义的暑假”，1956级、1957级两个考古班的学生住在周口店，参加考古发掘。

当时刚上完吕遵谔老师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课，同学们热情高涨，我打心眼里赞成，毕竟这是入学以来的第一次考古发掘，而且是去闻名世界的周口店遗址，在这里曾经挖出猿人头盖骨，将直立人的历史向前推了几十万年。意气风发的我们提出口号：“大干一个月，挖出猿人头，向国庆献礼。”我们全班同学坐在大卡车上，一路欢声笑语来到周口店，住在龙骨山上。

那里地层极为牢固，学生们干劲十足。尽管没有挖出猿人头，我们也收获颇丰，挖出了不少动物化石和石器，排成一列，老师们便现场开始教学，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

考古实习期间，有很多名人来到我们工地，比如郭沫若、裴文中、贾兰坡，都是我们崇敬的大学者。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来看望我们，向我们问好。郭老幽默地说：“你看你们多幸福啊，工具一扒拉就能扒拉出一块骨头！”他鼓励我们把考古当成终生的事业，最后我们全班同学与郭沫若院长合影留念。

贾兰坡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主任，他来指导我们发掘，令我们喜出望外，因为贾先生是仅次于裴文中的考古学家，而裴文中是1929年最早在周口店遗址发现猿人头盖骨的。更令人惊喜的是，贾兰坡的夫人亲自给我们做饭，有同学打趣：“这饭太值钱了，有考古的味道，咱们太幸福了！”

那年暑假天气很热，虽然每天都是汗流浃背，但是大家有说有笑，过得很开心。到了晚上，或者遇到下雨天，老师会给学生们上课，学习与旧石器考古有关的知识。一个月的暑假过去了，我们虽然没有挖出猿人头，但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训练，对考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一，在贾兰坡先生和吕遵谔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发掘出一批动物化石，如剑齿象、鬣狗、肿骨鹿等。

第二是基本学会了使用手铲、毛刷，特别是学会用钢钻打洞。我们买来钢砧和铁锤，铁锤的木柄很软，抡起来晃晃悠悠的，起初抡几次都打不到钢砧上，后来一锤一个准。

第三是成立了科研小组。我们去访问当年发掘周口店的老工人，让他们回忆当年的发掘情况以及裴文中发现猿人头盖骨的过程。我们虚心访谈，认真记录，整理成资料，同时编写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小史》。对于考古，虽然我们还不是很懂，但至少不像以前那样觉得非常神秘了。

当时山下驻有解放军，我们参加了军训，练习出操、走正步，只是没让我们练习打枪，有点遗憾。发掘间隙，我们跟部队举行了篮球比赛。整个实习生活是非常愉快的。自那时起，我就像是揭开了考古那神秘面纱的一角，得以一睹真容、初窥门径了。

（本文摘自2025年7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我们为何要考古：李伯谦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