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中北部，是河套文化区的核心区域。相较于周边区域早期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特征，陕北地区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方始开启社会复杂化进程。在这段相对较短的演进周期内，陕北地区不仅孕育出以石城聚落为表征的文明现象，更建构起以石峁遗址为核心的区域格局，由此成为解析中国早期国家形成机制及文明演进路径的关键区域。有鉴于此，深入解读陕北地区史前文化格局的动态演变，对于理解河套文化区社会复杂化的形成进程，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叙事都具有重要价值。

中心的边缘：外来文化的拓展地带

陕北地区社会复杂化的发展，是伴随着外来文化的拓展而逐步展开的，在这种单向文化传播的时代背景下，陕北地区始终处于中心区域的边缘地带。

仰韶时代早期，陕北地区的考古工作基本为空白，相关遗存均在调查中发现。从文化面貌看，杯形口尖底瓶、深腹盆、短沿罐、敛口瓮等器形均反映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或东庄类型的特征，应是后者重要的拓展和辐射区。与此同时，后冈一期文化的红顶钵、斜线纹彩陶在本地区也时有发现。外来文化的拓展推动陕北地区进入仰韶时代，也使陕北地区首次呈现多元文化格局。

仰韶时代中期，陕北地区仅开展了零星的调查和试掘工作。从文化面貌看，重唇口尖底瓶、曲腹盆、曲腹钵、叠唇罐和各类彩陶因素开始成为陕北地区的主流，应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向北扩散和影响的结果。前期出现的太行山东部“势力”基本退出陕北舞台，整个区域的文化面貌趋于一致。庙底沟类型在陕北地区的强势发展，与中原地区的文化态势基本类似。

仰韶时代晚期，陕北地区的考古材料逐渐增多。伴随庙底沟类型在中原地区的“瓦解”，陕北地区再度成为外来文化的拓展和交融地带。南部地区继续与汾渭平原保持密切的联系，喇叭口尖底瓶、鼓腹罐、深腹罐和深腹盆等器物均反映出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类型或西王村类型的特征，但是缺乏后者典型的釜灶、宽沿盆、鸡冠鋬耳等，本文赞同仰韶文化五庄果墚类型的命名。北部地区虽然发现了喇叭口尖底瓶，但是小口双耳壶和丰富的彩陶因素，却反映出内蒙古中南部海生不浪文化的强烈辐射。仰韶时代早、中期普遍流行的“大房子”在本阶段并未发现，房址均沿地势成排分布，相邻房址普遍成组聚集。房址面积普遍小型化，房址种类相对多样化，并且新出现了适合梁峁地带的窑洞式建筑，为生存空间的大范围拓展提供了条件，陕北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的发展逐渐露出了萌芽。

边缘的中心：本土势力的全面崛起

伴随周边区域早期文明逐渐衰落，陕北地区的本土文化开始强势崛起，从中心区域的边缘地带逐渐发展为边缘地带的中心区域，陕北地区也迎来了史前文化发展的高峰。

龙山时代早期，陕北地区的考古材料相对丰富。与周边区域“龙山化”的文化态势一样，陕北地区的文化面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南部地区继续受汾渭平原的强烈影响，其中晚段遗存中的盆形斝、灶、单把罐、单把杯、双鋬深腹罐、石厨刀等器形均与陶寺早期遗存非常相似，应是后者影响和冲击的结果。延安芦山峁遗址是南部地区的典型聚落，核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梁峁顶部修建有大型夯土台基，梁峁坡地营建有窑洞式普通居址，建筑形制的差异性和聚落空间的层次性，凸显了聚落内部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大营盘梁上营建有中轴线对称式四合院建筑群，倒塌堆积中发现大量陶瓦，夯土中发现部分“藏玉”现象。小营盘梁上营建有大型院落式建筑基址，后侧发现有数座同时期墓葬，可能与宗庙建筑和贵族墓地存在关系。芦山峁遗址中规划有序的高等级院落布局、宏大的夯土台基工程和超大面积的聚落体量，以及精美玉礼器和特殊的陶瓦，共同构成该遗址作为区域核心聚落的标志性要素。

北部地区虽然受到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影响，但是饰横篮纹的“乳凸”状尖底瓶、斝、直壁缸、折腹盆等器形已经与前者明显不同，本文赞同阿善文化的命名。同时，来自欧亚大陆腹地的牛、羊等食草家畜也传入本地区，生业结构的重大变革为区域社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北部地区在本阶段新出现了大量石城聚落，石城均选址于三面临沟的陡峭地带，城垣因地走势，防御性色彩浓厚。墙体多为堑山而建，部分墙体下挖夯土基槽，墙体内侧加筑夯土墙，墙体外侧建有壕沟或护坡夯土墙，部分城门处还建有原始的内、外“瓮城”结构。聚落内部功能区划清晰，整体呈现出以台地高等级建筑为核心，坡地普通居址为拱卫的聚落布局新模式。部分石城聚落甚至以内、外城相隔，突出了聚落空间的等级性，为迈向礼制化的石城营建奠定了基础。

龙山时代晚期，陕北地区的考古材料非常丰富。在斝或釜灶的启发下，陕北地区率先完成了内部整合，普遍流行以双鋬鬲、单把鬲、甗、斝、盉和三足瓮等为代表的稳定器物组合，并强势冲击和影响了晋中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河套地区也首次实现了区域内部的文化整合，形成了以石峁文化为核心的聚合格局。

在文化互动层面，石峁社会突破了传统单向文化传播的被动局面，构建起多向度的文明交流网络。其文化构成既包含对陶寺、齐家等周边文化因素的选择性吸收，更展现出跨地域的文化互动能力：联璜璧、牙璧、龙山式玉琮等显示出与海岱地区的交流，玉鹰笄、玉虎头等折射出与后石家河文化的联系，铜齿环、铜刀、货贝等揭示出与北亚和中亚之间的联系。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石峁文化也将典型文化因素传播到了晋南、关中、太行山东麓和燕山地区，掀起了一场自北向南冲击的“文化运动”，扭转了以往外来文化对陕北和河套地区单向影响的局面，首次成为了跨区域和跨文化圈的强势者。

伴随石峁文化的强势发展，陕北、河套地区也逐步完成了从聚落间到区域间的层级整合，不同区域普遍产生了三级聚落结构，陕北地区甚至诞生了四级聚落结构，从而迈向了社会复杂化发展的最高峰。普通聚落依靠自然冲沟或人工围沟形成边界，中、大型聚落普遍流行单重或双重城垣结构，石峁遗址则以“皇城台”为核心形成三重城垣形态，制度化和等级化的聚落营建制式，已经具备了政权、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多层次功能。城垣结构中的瓮城、壕沟、马面和墩台等设施均开创了后世城址建造的先河，其背后透露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力量。聚落内部层级分化清晰，中型以上聚落普遍延续了以台地高等级建筑为核心，坡地普通居址为拱卫的聚落分化模式，覆瓦式、连间式和夯土式等高等级建筑均成为贵族群体彰显身份的有效方式。墓葬间层级分化明确，薄葬现象虽然是陕北、河套地区墓葬制度的重要特征，但是殉人、殉牲和葬具等因素成为贵族群体构建身份的显著方式。卜骨、祭坛、石雕、口簧、藏于玉墙和人头祭奠等祭祀性遗存普遍发现，政治结构与祭祀体系相呼应，整个区域形成了以石峁遗址为核心的政教合一的权力组织结构，展现出早期国家都邑的力量。

总而言之，陕北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的发展，不是孤立发展的结果，而是与周边文化密切互动的产物。在这段迈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陕北地区史前文化格局，大体经历了从中心的边缘到边缘的中心的演变过程。仰韶时代早期至晚期，陕北地区始终处于外来文化的拓展地带，社会复杂化程度相对有限。龙山时代早、晚期，陕北地区的本土势力开始全面崛起，并且逐步完成了区域内部的文化和层级整合，建立起属于陕北地区的政治表达方式和礼制传统，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因，最终不断融入以中原为核心的夏商周文明体系之中。陕北地区史前文化格局的演变轨迹，深刻揭示了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边缘”与“中心”的动态转换关系，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提供了关键性注脚。

［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创新平台专项（2025PTWY20）、榆林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2023GK9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榆林学院法学与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