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材料为诸多学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关键证据，新出作册奂诸器铭文即是如此。作册奂诸器一共五件，它们于2021年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M1902当中，其铭文为：“大保墉燕，诞飨燕侯宫。大保赐作册奂贝，用作父辛宝尊彝。囗。”铭文最后一字不识，可能是族徽之类的标识。作册奂诸器铭文涉及周初燕国分封一事，“琉璃河遗址的发现证实了‘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的历史记载。”燕国分封是周初政治实践中的重要事件，20世纪以来，学界对此事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今由作册奂诸器铭文可以对这些分歧作一评判。

作册奂诸器铭文记载了周武王时期太保墉燕并在燕侯宫举行飨礼一事，太保即为召公奭。召公奭在周初文献中亦被称为太保，然而学界对召公在何时担任太保一职存在争议。《尚书》书序记载：“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旅獒》篇在《洪范》后《金縢》前，则其时间当在武王灭商后至去世之前，因而，召公在武王时期已为太保。清代学者提出了质疑，阎若璩认为：“序《书》者远出删《书》者之后，故流传说颇讹，见《召诰》有‘太保’字，及《顾命》《康王之诰》皆然，遂以太保为召公之官，曰‘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不知武王时召公尚未也。”（《尚书古文疏证》卷四）王鸣盛补充说：“《燕召公世家》：成王时，召公为三公，则知武王时未为太保矣。《史记》《周书》并称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言太保自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为太保始。”（《尚书后案》卷三十）阎、王二氏的证据并不充分，《燕召公世家》记载：“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这是在强调召公以三公身份管理陕以西的政务，并不能证明召公在此时才为太保。综观《史记》记载，成王即位后并无任命召公为太保一事，因而，召公为太保不是自成王开始的，而是自武王时期开始的，程元敏认为：“成王年十三而父崩，则召公武王无恙时已为太保。”（《尚书学史》）作册奂诸器铭文证实了这一点，亦加深了我们对《尚书》及书序的认识。

作册奂诸器铭文中的太保为召公奭，太保墉燕并在燕侯宫举行飨礼一事发生在武王时期。铭文中的墉字字形在甲骨文中常见，如“甲申卜，我墉于西，多以人。”（《库》1507）学者根据《说文解字》记载释此字为墉，“墉，城垣也。”（《说文解字》）卜辞“我墉于西”是贞问我是否要在西面修筑城墙。太保墉燕讲的是召公在燕地修筑城墙，这是燕国都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臣豈鼎铭文记载：“召公建匽（燕），休于小臣豈贝五朋，用作宝尊彝。”（《集成》2556）修筑城墙与宫室是召公建燕的核心所在。学者释铭文中的<D:FounderPhotoMakezgwwbARTICLE202508236B造字.jpg>字为宛，细观字形，宝盖头下面左边是一簋形，右边是一个人形双手持簋，它应是飨字异体，可以读为飨。“诞飨燕侯宫”是说召公修筑城墙后在燕侯宫举行飨礼，说明此时燕侯宫已经建成，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方面信息：第一，燕国都城是先建宫室最后才修筑城墙，这符合先秦都城修筑的一般规律。《诗经·大雅·绵》篇记载了公亶父带领周人迁到周原后筑城的情景，“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周人在周原首先修建完成的是室家和宗庙，最后是“乃立皋门”“乃立应门”“乃立冢土”，“王之郭门曰皋门”（《毛诗正义》），因而，“乃立皋门”指的是城郭和城门的修建，这与作册奂诸器记载的燕国都城的修建次序一致，可见周人制度对燕国的影响。第二，召公在燕侯宫举行飨礼，这说明召公是燕侯宫的主人，可以证明召公是燕国始封之君，是第一代燕侯，这一发现对于解决20世纪以来的学术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20世纪上半叶著名史家王国维认为：“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逮武庚之乱，始以兵力平定东方，克商践奄，灭国五十。乃建康叔于卫、伯禽于鲁、太公望于齐、召公之子于燕。”（《殷周制度论》）这一看法产生了较大影响，现在看来该观点失之偏颇。王先生认为武王灭商后未能抚有东土，这是他的推测，并无文献依据。春秋时期周大夫詹桓伯在讲述周王朝疆域时说道：“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詹桓伯所言当属可信。灭商后周人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对全国的控制并开始了国家治理，何尊铭文亦证明了这一看法。周成王在讲述武王事迹时说道：“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集成》6014）这里的“中国”是以洛邑为中心的广义的中原一带，是商王朝的核心区域，生活着诸多的商遗民，“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史记·周本纪》）这些“名民”为周人所新征服，是周人治理的重要对象，武王要以洛邑为中心来治理广大的商遗民，此即“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史记》记载武王“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无论武王时期洛邑是否已经建成，但“自之乂民”的措施已经实施，这既包括“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又包括“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燕国的分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史记·燕召公室家》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太保召公就封燕国后先修筑宫室，再修建城墙，由此奠定了周人在燕国统治的根基，作册奂诸器铭文补充了传世文献缺失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重新审视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克器铭文。克罍铭文记载：“王曰：‘大保，唯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匽（燕）……’克宅匽，入土眔厥司。用作宝尊彝。”（《铭图》13831）克器铭文涉及燕国史事，发表后引起了学界较大的关注，王世民认为：“二器铭文所记必为燕国初封之事，年代当属成王初期。那末，‘克’只能是文献失载的第一代燕侯，就封于燕的召公之子。”（《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铭铜器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0期）这种看法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从铭文内容看确实是成王令克侯于燕，但是能否得出克是第一代燕侯的结论呢，我们认为是不能的。根据西周册命金文辞例，受命之人即为王所呼唤之人，康王时期大盂鼎铭文记载：“唯九月，王在宗周，令盂。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在武王嗣文作邦……’”（《集成》2837）周康王册命之人为他所呼唤的盂。依照此例，克罍铭文中周成王册命之人为太保，册命原因是太保“享于乃辟”即太保召公在文武时期立下的功劳，册命之事为“令克侯于燕”，这说明克的受封乃是由于太保的缘故，克是继承了太保之前的受封而为燕侯，因而，第一代燕侯只能是太保召公，克是第二代燕侯。东汉学者郑玄认为：“召公封燕，死谥曰康公，元子世之。”（《毛诗正义·周南召南谱》）父子相继为世，“元子世之”意味着元子继召公为燕侯，这说明召公是第一代燕侯。南朝学者裴骃却认为：“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史记索隐》）裴骃以为召公不就封而以元子就封，这为当今部分学者所认可，然而这一看法并无文献依据，是不能成立的。作册奂诸器铭文证实了郑玄的观点而否定了裴骃的观点，这对于廓清燕国分封一事有着重要意义。

周武王分封召公于燕是周初重要的政治事件，这促进了周人制度、文化在燕国的传播，促进了燕地发展，为华夏共同体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召公是燕国始封之君，是第一代燕侯，这由作册奂诸器铭文得到了证实。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