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早期青铜铸造业在二里头文化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为殷墟青铜器走向高峰奠定了基础。青铜大方鼎是早商青铜铸造业的代表作，它们以形体硕大、深斗形腹、腹部偏上装饰横带状兽面纹、底边与两侧边环以U形乳钉纹带、柱形蹄足等为特征。1974年以来，在郑州的张寨南街、向阳食品厂、南顺城街三处窖藏陆续出土了8件大方鼎。形制非凡的大方鼎是商王室活动的见证，成为郑州商都地位的标识。在山西平陆坡底村前庄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也各出土过1件大方鼎。这些发现为考察以往出现的大方鼎提供了依据。
在郑州方鼎发现之前，人们不能辨识早商方鼎，事实上，类似的方鼎在北宋《博古图录》中已经著录过。该书载有两件方鼎：“前一器，高二尺二寸，耳高五寸八分、阔六寸，深一尺二寸六分；口径长一尺七寸、阔一尺二寸，容一石九斗一升，重八十六斤七两。四足，无铭。后一器，高二尺一寸六分，耳高六寸一分，阔七寸，深一尺一寸七分，口径长一尺六寸三分、阔一尺三寸六分，容一石七斗，重一百斤。四足，无铭。右二器，方之诸鼎，特为高大。所同者，周以乳形，纯缘之下环以饕餮。所不同者，前一器乃夔足，而眉作蛇虺蟠屈之状。后一器足亦作夔形，而鼻稜四翼屹起，然款足与体俱彻，恐致水火之齐，欲其易熟尔。但形制质朴，为众鼎之雄，实可宝于后世者。”
同时代的黄伯思《东观馀论》也记录了“周方鼎”：“今此二器，制度与诸方鼎同，盖周器也，故目以‘周方鼎’。其大也几可以函牺牛之全体，其文镂也淳美而不太华，其中也略无款刻……此鼎腹之四周皆饰以乳，其数比他器为多，盖示推己以致养之义……此鼎形特大而乳极多……鼎之四足皆衔以羊体……鼎之唇缘，其文镂也，合则为饕餮，以著贪暴之戒……至于足之中空上彻于底而无碍，则以澂肉洎之滓浊，兼取其易饪耳……”
黄氏曾参与考订北宋内府所藏书画法帖、金石古器等，他的不少意见被采入《博古》书中。《东观馀论》是由其子辑成的，书中记录的两件方鼎的信息与《博古》一致。
《博古》收录的铜器，至靖康之变，大部分被金人掳携北上，“然其十之一二，尚见于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其书云“周乳纹鼎二。二器形模制作皆无少异，通体不加雕镂，惟饰以乳而已。”张书不摹器形、款识，只是考释铭文。透过张抡的记载，仍可以推定，他所评述的对象正是《博古》方鼎。此后，两鼎便罕见于记载。
《博古》两鼎形制都是长方形器口，外折平沿，两侧圆拱形竖耳，耳外壁作凹槽状（槽内有两至三道凸棱）。腹部呈上宽下窄的长方斗形，口沿下饰一周横带兽面纹，腹部两侧边及底边饰以U形乳钉纹带。上粗下细的蹄足，上端装饰兽面，下部饰数道凸弦纹，蹄足内部中空，直接连通器腹内底（“款足与体俱彻”“足之中空上彻于底”）。这些特征均见于郑州等地出土的大方鼎。
我们按照宋代度量衡的量值，把两件方鼎的尺度折算成今值，与考古出土的方鼎尺寸、重量进行比较（表1，表中省略了年代明显偏早的南顺城街H1上：3、4、2鼎）。
相形之下，《博古》两鼎体量接近，高度尺寸不及出土诸鼎（不排除有换算标准、铜器或有泥心等原因导致的误差），若单论重量却可以排在已发现的早商方鼎前列，说明两鼎的器壁要更厚一些。器壁增厚是早商方鼎向殷墟大方鼎发展的趋势。
《博古》方鼎与郑州等地的方鼎相比，有不尽相同的地方。如兽面的鼻梁较郑州方鼎为宽且凸起（“鼻稜四翼屹起”），蹄足有勾戟扉棱，也不见于郑州、平陆的方鼎。
两件方鼎之间也有细节差异。方鼎一腹部正中是细阳线兽面纹，因采用双钩描绘，可知其线条较粗，鼎腹左右两侧及口沿下四隅仅装饰凸起的圆目，以回纹为底纹，蹄形足，下端有两道弦纹，足根饰以浮雕羊首兽面。方鼎二腹部正中、腹侧是宽线兽面纹，无底纹，蹄形足，下端有四道弦纹，足根饰以C形角兽面。这些特征帮助我们推断《博古》方鼎的序列位置。
《博古》等书将方鼎视为周器是不足凭信的。这类大方鼎属于杨宝成等先生论述中的Aa型大方鼎（《考古》1991年6期），它出现于二里岗期，流行于殷墟期。
该型大方鼎的演变趋势是：最初为上粗下细、内部中空的柱足，足下端鼓凸如兽蹄，写实性较强，足上饰以横带状兽面纹，下端有几道凸起的弦纹，其例以郑州方鼎为早。后续的方鼎变得器壁厚重，鼎足是粗壮的柱足，上下粗细较为均一，蹄足意味消退，足根装饰浮雕兽面，兽面中间有宽厚的扉棱。西北岗王陵HPK1004兕鼎及鹿鼎、㚸（司母）戊鼎、小屯M5：789及809㚸辛鼎皆属此类。时代再晚一些，此类方鼎变得小巧庄重，进入小方鼎的序列，足部呈上下粗细均一的细高柱足，这种小方鼎流行于殷墟后期和西周早期。
顺便提到，殷墟四期有一类成对的小方鼎，其例有：国家博物馆藏小子父己方鼎和圣路易艺术博物馆藏小子作父己方鼎；安阳小屯工作站院内82M1：44庚獿父丁方鼎（1件）；安阳刘家庄北M1046：16、17方鼎；安阳郭家庄1987M1：19、20方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分别所藏冉癸方鼎等。以往或有学者把最后一例的年代归属于中商，乍看之下，这种方鼎的乳钉纹、带状兽面纹或细阳线云纹、连珠纹酷似早商风格，唯其器体矮小厚重，实心柱足细长，与早商方鼎不同。我们认为，殷墟四期的小方鼎属于“复古”作品，前举例第一、第二小方鼎，就是以早商的方鼎为蓝本的。
郑州三处铜器窖藏的埋藏时间是二里岗上层二期，但8件青铜方鼎铸造的年代有相对的早晚，学者对它们进行了分组：最早的一组包括南顺城街H1上：2、3、4三件，形制纹饰素朴原始；稍后一组包括向阳食品厂H1：2、8两件及南顺城街H1上：1鼎；最晚一组包括张寨南街杜岭1号、2号鼎。
如果按照四足的装饰进行区分，郑州商城的8件方鼎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正、倒三角形几何纹，包括前述第一组的3件鼎；第二种是柱足上半部光素，有向阳H1：2；第三种是柱足中段饰横带状细阳线鱼尾形兽面，包括向阳H1：8和杜岭的两件；第四种是C形角兽面，自足根开始施陈至柱足下部，包括南顺城街H1上：1。
《博古》方鼎二的足根装饰C形角兽面纹，与郑州较晚的南顺城街H1上：1鼎足兽面一致。其他足根为C形角兽面纹的例子，见于平陆前庄大圆鼎，济南大辛庄M139：1大圆鼎，喀左小波汰沟兽面纹大圆鼎，连云港大村大圆鼎等。后3例鼎足的兽面是扉棱状鼻梁、浮雕C形角形状，已接近殷墟一期的小屯M5：808亚弜鼎鼎足。
方鼎一的足根兽面纹，《东观馀论》形容为“四足皆衔以羊体”，从摹绘的图像来看，是浮雕形羊角兽面。《博古》描摹纹饰精细，这种羊角兽面在考古中的确切实例，是新干大洋洲XDM：8方鼎鼎足。若把方鼎一腹部正中的双勾兽面填实，再与新干方鼎的兽面比较，二者的相似性就更明显了。
《博古》两鼎足部均带有扉棱，这一特征尚未出现在郑州、平陆方鼎上。时代接近的足部有扉棱的鼎，除了前举小波汰、大辛庄、大村等例之外，还有安阳三家庄窖藏G1：7圆鼎。其他时代接近带有扉棱的铜器，可举郑州人民公园圆尊、灵宝东桥圆尊，北京平谷刘家河羊首罍，藁城台西采集C：4鼎，陕西礼泉朱马嘴鼎、甗等为例。
大洋洲墓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半数以上的青铜礼器带有勾戟扉棱。这批铜器的年代主体属于中商时期，也就是介于二里岗上层和殷墟一期晚段之间。孙华指出，新干虎耳大方鼎正介于向阳H1方鼎和殷墟㚸辛鼎之间。
在目前的研究中，以上列举的比较材料是二里岗上层二期至殷墟一期的典型例子，这一区间相当于邹衡先生商文化分期的早商第Ⅵ、Ⅶ、Ⅷ组，在一些学者那里是以“中商”概念出现的。因此，《博古》两件方鼎的序列位置是较为清楚的——它接续郑州最晚的方鼎，是二里岗上层二期与殷墟一期之间的铜器。
两件方鼎都是早商之末的作品，它们是否为同一时地出土？二者的制造背景是怎样的？
方鼎一的浮雕羊首、带有勾戟扉棱的柱足，与大洋洲方鼎极其近似，可能与后者存在联系，或受到大洋洲所属吴城文化的影响。方鼎二的诸多特征已见于郑州最晚的方鼎南顺城街H1上：1，只是较后者多出足根的扉棱，器足是中商流行的C形角兽面纹。这说明方鼎二处在郑州与殷墟之间的传统序列中，其制造者当与郑州商城或安阳殷都存在联系。
早商大方鼎的出土地点已如前述。殷墟大方鼎出自商王、王后之墓：西北岗HPK1004出土兕鼎、鹿鼎纹饰与铭文呼应，是商王田猎活动之后“铭功旌纪”的记事作品，堪与同类兽骨记事刻辞合观；㚸戊鼎、㚸辛鼎分别是祭祀武丁配偶妇妌、妇好之器。大洋洲铜器的主人属于吴城文化的最高统治者。
郑州三处窖藏皆位于商城内城墙之外的岗阜上，出于有目的的瘗埋。窖藏的原因，或认为属于王室内部动乱导致的埋藏，或认为属于祭祀仪式的遗物，后一说所举“祭祀瘗埋”的依据较为可信，只是对祭祀对象仍有不同看法。出土1件大方鼎和2件大圆鼎的前庄遗址，位于石膏河汇入黄河处，崖岸脚下濒临黄河，同期临近地点有东夏冯商城、垣曲商城两个区域中心，前庄铜器可能属于商代贵族祭祀山川活动的窖藏。
总之，《博古》大方鼎当是出自两处早商末（或“中商”）等级很高的遗址。将来如能发现有关两鼎出土地点的史料，对于考古工作是有启示的。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