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有唐代银瓶罐及相关炼丹器具，具有值得关注的医药内涵。本文从蒸馏器具的功用指向、医疗实践及传统医药文化等方向探论，延伸古代蒸馏工艺与传统医药发展的关联，并揭示其医药内涵和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影响。

银制蒸馏器的医药功用

该窖藏出土的两款银罐，应与唐代炼丹活动密切相关，是炼丹专用蒸馏器具，以其中的银制石榴罐为代表。银石榴罐共4个，形制基本相同，小口，平底，均有盖，器体厚重。罐口插有用以封口的塞柱，使其内盛物无论是液体还是粉末都不易泄流散发。罐底残留有加热痕迹。该器具与南宋时的《金华冲碧丹经秘旨》中石榴罐升炼器的示意图相似。技法上，石榴罐升炼器实质上与未济炉功用相同。即该罐的制法是一种向下蒸馏法。此外，同窖藏中发现有仰莲瓣座银罐，底部有孔，孔径与银石榴瓶瓶口相近，且有一周黄色的残存物，可能和《铅汞甲庚至宝集成》所记录丹合子功用相似。文献述将丹合子及水罐放置于匮中，四周被火包围，合子中的丹砂低温加热后生成水银，经丹合底部石砖的孔滴入下部的水罐中，被水冷却后成为液态水银。由此推测仰莲瓣座银罐或为炼丹反应器，与银石榴罐同属丹药加工器具。

两件银质器具造型精巧，纹样精致。结合窖藏同出药物遗存分析，其与唐代统治者迷信道教的服饵仙术，大力支持道士们炼丹活动的历史背景可谓契合，或证明道教外丹术在唐代得到空前的发展，服食外丹成为皇廷贵族盛行之风。葛洪《抱朴子内篇》指出，服食金丹是成仙的最主要途径，认为以行气、断谷、服食草木药物的一般方法修仙，效果只是获得长寿而已，而炼制金丹才是成仙的正途，所谓“小丹之下者，犹自远胜草木之上者也”。这种执着，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国古代成熟的蒸馏制取工艺。从此可以看出道家的炼丹术应是推动了中国古代蒸馏技术的发展。同时，对比唐代医药文献可知，该时期丹药不再单一作为修仙之物，其已具有成熟的医疗功用。如唐代医家孙思邈著《太清丹经要诀》部分丹方有配伍草本药物，《备急千金要方》载有一种内服治疗疫病的“太一神精丹”。蒸馏器具已成为药物认知范式跃迁的物质载体，具有炼丹史与医学史的宝贵意义。以往关于中国古代蒸馏器具的研究多集中于蒸馏制酒的研究方向，而考古实物提醒我们，其医药功能指向的探论不应被忽视。

蒸馏制取丹药背后的医疗实践

观何家村出土的蒸馏器具材质，应属于上层权贵享有，体现当时对修仙长生的重视，也侧面反映出外丹养生的医疗实践。《道藏》第19册记载：“水银煞金银铜锡毒，化还复为丹，久服神仙不死。”白银性本有毒，不能直接服食，但作为炼丹器具与朱砂、水银药物相互作用，药石则可沾染上银之气，化解毒性，从而达到阴阳和合之道。同时，医药著作中注明服食丹药的禁忌，从而保持效果，维护机体平衡。此与炼丹蒸馏器的水银（汞）伏制法相呼应。作为丹方的原料，水银需经草木金石药伏制“去毒”后方可入药。“伏制”法即可以通过增加植物药来克制金石药的火热毒性，也可以通过燃烧或与地相接等方法减去火性。说明经实践，该时期对丹药毒性的认识相较成熟，懂得通过医药手段化解金石丹药的毒副作用。

炼丹蒸馏器具是古代药学从经验走向实验的关键物质中介。它能深层推动药性认知从整体医药向活性成分的范式转移，并折射出技术实践与自然哲学思想的深刻互构。汉代虽存在蒸馏提取技术，但医疗指向不明。如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制蒸馏器，印证汉代对蒸馏、冷凝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和积累，并形成一定的蒸馏技术，但缺乏医药实践。且这种工艺技术主供于上层社会，一般世人无法接触，未得到普及延续。何家村窖藏的唐代银石榴蒸馏器及相关炼丹器具，则呈现出明确的医疗实践，是反映“升炼”思想的技术具现。透过出土器具，可知这种炼丹的蒸馏过程应是呼应了传统医学“升清降浊”与道家炼丹术“升华提纯”的哲学理念，可被视为模拟自然精粹生成的人工“升炼”。炼丹蒸馏器的出土，更加印证蒸馏制取过程“仿云雨之升降”，合传统医学“阴阳应象大论”养生哲理，是道医同途思想的最好佐证。

蒸馏炼丹的医药学文化张力

通过何家村窖藏出土银石榴罐等炼丹器具实物，可窥见这种蒸馏工艺所释放的重要医药文化价值。炼丹术从产生便与医药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晋书》言靳邵：“不知何许人，性明敏，有才术。本草、经方，诵览通究，裁方治疗，意出众表。创制五石散方，晋朝士大夫无不服饵，皆获异效。”《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齐王侍医遂病，自炼五石服之”。对比文献，可知金石用于治病疗疾也当在其用于“金丹”炼制之前，且炉火烧炼的方式似乎并非外丹家所独创，应有对中医药学的借鉴学习。中医药背景下，丹药的医药属性逐渐突显。蒸馏器具承载着人们修仙长生的梦，又反映了药物提纯意识的发展。银石榴罐炼丹器具承载的，已经不是单一上层社会对于修仙长生的执念，更有社会对传统医药养生的探索。传统医药发展下，医家对矿物药毒性的认识不断更新，对丹药文化的把握也趋于理性。

同时，传统炼丹术西传，促成了海外炼金术的发展及蒸馏提香思想的传播。如李约瑟相关著作中提及，中国的炼丹术在唐代对外交流中传入阿拉伯，经阿拉伯传向西欧，并催生出阿拉伯蒸馏提香工艺。唐代舶来香药的社会应用和需求正向递增，使得阿拉伯蔷薇露及蒸馏提香技术传入唐域。外来商人将蒸馏花草制取的香露售卖至唐，受到唐人喜爱，推动了该时期香药文化的新发展。蔡涤《铁围山丛谈》也言蔷薇水“实用白金为甑，采蔷薇花蒸气成水，则屡采屡蒸，积而为香，此所以不败。但异域蔷薇花气，馨烈非常，故大食国蔷薇水虽贮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说明这种特殊香品及附带的蒸馏提香意识已被初步引入。这种蒸馏技术获得新关注，虽然传播初期未能将这种提取工艺广泛延续发展，但人们对香药的喜爱，使得这种意识逐步存蓄，最终在明代西方药露的传播影响下，该“露剂”剂型彻底纳入本土医药体系。

中外文化交流下，古代蒸馏工艺辗转更新。从金丹到药露，其医药属性业已凸显。出土蒸馏器具与文献相互验证，明确传统医药文化对道家炼丹术的容纳之力与消化之功。同时，蒸馏炼丹器一方面承载着人们的神圣信仰，另一方面又是早期药物制备的实用工具，这种虚幻又实用的矛盾统一体，在不同文化交互下又迸发出新的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