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博物院的馆藏珍品中，有一件出土于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的西周玉鹿，它以独特的魅力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63号墓为晋穆侯次夫人墓，随葬品多达4280余件，其中玉器800多件，仅玉戈就有12件，其陪葬品数量不仅超过了晋穆侯的正夫人，甚至超过了晋穆侯本人。其中闻名遐迩的晋侯夫人组玉佩，既彰显了次夫人娘家的雄厚实力，也体现出晋穆侯对她的深厚宠爱。时值七夕将至，让我们透过这件玉鹿，探寻其中蕴含的岁时风华。

晋侯墓地中的特殊存在

晋侯墓地犹如一部埋藏地下的史书，北赵村的这片土地下，整齐排列着晋国历代诸侯及夫人的墓葬。这片墓地的发掘改写了晋国早期历史研究的格局，通过对墓葬序列的梳理，不仅厘清了从晋武侯到晋文侯的世系传承，更揭示了西周时期诸侯国的礼制规范。63号墓在这片墓地中显得格外特殊，其墓葬规模虽符合夫人级别，但随葬品数量不仅超越了晋穆侯的正夫人，甚至超过了晋穆侯本人的墓葬，这种现象在等级森严的西周社会堪称罕见。

西周时期的玉器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晋侯墓地出土的玉器群显示，当时晋国的治玉水平已达到极高水准，而63号墓的玉器无论是种类还是工艺，都代表了西周晚期的巅峰成就。在这个背景下审视玉鹿的出土，它已不仅是一件装饰器物，更是墓主人社会地位与情感生活的物质载体。

西周治玉的巅峰之作

当我们近距离观察这件玉鹿，会为西周工匠的精湛技艺所折服。它采用典型的“片雕”工艺，以黄褐色和田玉为原料，经切割、打磨、雕刻等多道工序制成。玉鹿的头部呈前倾姿态，吻部前突，双目采用西周玉器典型的“臣字眼”，这种由外眼角上翘的弧线与瞳孔构成的眼部形态，赋予了动物形玉器独特的神韵。两只大耳向两侧舒展，与粗壮的鹿角形成巧妙的平衡。

鹿角的设计堪称艺术与工艺的完美结合，主枝向左右平展后分为两杈，前杈卷曲成两个镂空圆孔，后杈则向后勾曲，既保留了鹿科动物的特征，又融入了艺术化的夸张处理。这种造型在晋侯墓地出土的其他鹿形玉器中独树一帜，与上海博物馆藏的西周玉鹿相比，其鹿角的镂空技法更为复杂。苏荣誉在《周代玉器工艺研究》中指出，这种圆孔的制作需要先用金属工具钻孔，再以线具切割打磨，仅这道工序就需要极高的技巧。

玉鹿的躯体雕刻暗藏玄机。两道圆弧线勾勒出饱满的胸肌与臀部，既准确表现了鹿的肌肉结构，又形成了富有韵律的视觉效果。后肢前曲的姿态打破了对称构图的呆板，使静态的玉器产生了动态的张力。这种以简驭繁的表现手法，摒弃了冗杂纹饰的堆砌，仅以寥寥数笔精准勾勒的线条，便将器物承载的文化内涵尽数传递。借助显微技术观察可见，玉鹿通体经过反复研磨抛光，表层形成了如凝脂般温润的包浆，即便是转角接缝处，也处理得圆润光滑，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工匠对工艺的执着追求。与商代玉鹿相比，这件作品展现出明显的时代进步。殷墟出土的商代玉鹿多为平板状，姿态较单一，而西周玉鹿在造型上更注重动态捕捉。杨伯达在《中国玉器通史》中指出，西周玉鹿的“臣字眼”较商代更为柔和，躯体线条也从僵直变为流畅，这种变化与西周时期“敬天保民”的思想转变相呼应，体现了人文精神的觉醒。

鹿形玉器的多重意蕴

在西周的文化语境中，鹿并非普通的动物符号，而是承载着多重象征意义的文化载体。《山海经·南山经》记载“杻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将鹿形生物视为祥瑞。这种观念在玉器制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晋侯墓地出土的鹿形玉器，数量远超其他动物造型，显示出鹿在当时信仰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鹿与“禄”的谐音关联，在西周时期已初现端倪。《说文解字》释“禄”为“福也”，而鹿作为祥瑞的象征，逐渐成为福禄观念的物质载体。63号墓中随葬的12件玉戈，与玉鹿形成“文武相济”的组合。戈象征权力，鹿象征福禄，共同构成了对墓主人身份的完整诠释。

在婚俗礼节中，鹿的象征意义更为直接。《仪礼·士昏礼》记载，古代婚礼“纳征”时，得送黑色和浅红色的丝织品，再配上成对的鹿皮。可见鹿皮在婚礼中的重要性。晋穆侯给次夫人如此精致的玉鹿，可能是把用鹿皮的婚俗升级了，用玉器代替实用的鹿皮，既保留了原来的好兆头，又能显出贵族身份。

鹿在七夕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在《焦氏易林》中记载“鹿得美草，鸣呼其友”，将鹿鸣视为爱情的隐喻。从西周玉鹿到七夕意象，这种文化符号的传承并非偶然，它体现了古人对美好情感的持久追求。

从西周玉鹿到七夕传统

七夕节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诗经·小雅·大东》记载“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说明当时已有对织女星的观测。而将牛郎织女传说与七夕节结合，则始于汉代，但其中蕴含的爱情观却与西周时期一脉相承。

玉鹿所蕴含的爱情象征意义，在后世的七夕习俗中得到了延续。唐代诗人林杰在《乞巧》中写下“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的诗句，生动描绘出七夕节时女子向织女祈求巧手的场景。而这件西周玉鹿简洁的线条，恰似织女手中的丝线，以最为凝练的方式编织出动人的情感。

一件玉鹿的历史分量

当我们将这件玉鹿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会发现它的价值远不止于工艺精湛。在考古学研究中，该玉鹿可作为西周晚期玉器制作工艺的典型标本，为相关断代研究提供关键参照。其鹿角的镂空技法与躯体线条的处理特征，清晰展现了这一时期玉器加工的工艺范式，为同期玉器的年代判定与工艺溯源提供了重要标尺。

从出土遗存来看，山西地区所见西周玉鹿数量不足10件，但均属同期玉器中的精品。2022年，由著名考古学家、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主持策划的“郁郁乎文哉”特展，集中呈现了西周晋国玉器的代表性遗存，其中山西博物院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4件西周玉鹿的南下展出，为学界与公众提供了系统观察此类器物的契机。2024年深圳南山博物馆“有美玉于斯——山西周代出土玉器展”中，5件山西西周玉鹿的集中亮相，更成为该类遗存迄今最完整的一次学术展示，进一步凸显了其在西周玉器研究中的典型性。

从物质文化交流视角分析，该玉鹿及同类器物的玉料来源具有重要学术启示。除部分采用本地玉料外，个别玉鹿经检测确认为和田玉质地。考虑到西周时期晋国所在的中原地区与和田玉原产地（昆仑山脉沿线）存在遥远的空间距离，这一现象实证了当时中原与西域间已存在稳定的玉石贸易通道，为探讨早期丝绸之路的物质交流形态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对理解先秦时期跨区域文化互动具有关键意义。

在文化史研究中，玉鹿的发现为解读西周社会的性别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传统观点认为西周是男权至上的社会，但63号墓的随葬品配置显示，贵族女性在特定情况下可拥有超越常规的财富与地位。

从艺术史角度看，这件玉鹿不追求细节的逼真，而是通过姿态与线条的巧妙处理，捕捉鹿的精神气质。这种“以形写神”的艺术理念影响了后世的造型艺术，从汉代的画像石到唐代的三彩俑，都能看到这种审美追求的延续。

七夕节的核心精神是对真挚情感的赞美，而这件西周玉鹿所承载的，正是这种精神的早期形态。当我们在博物馆中凝视这件文物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件古代玉器，更是一个民族对美好情感的永恒追求，它如同跨越千年的信使，让我们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读懂文明的传承与力量。

（作者单位：山西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