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发展与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密切相关，充满了对远古社会和异文化的向往。对人类自身来时路的回溯，是本能使然，考古学正好为我们提供了回溯历史的途径。可以说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就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重要考古发现也是广大社会公众热衷讨论的内容。

公众考古学的迅猛发展，架起了普通大众和考古遗存之间的桥梁，其中考古学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连接纽带的作用。在考古学诞生初期就存在相关公众考古活动，当然早期的这些活动大多数为无意间开展起来的，对考古活动宣传的目标性并不明确。纵观世界考古学史，这其中的典型代表有长期在两河流域开展考古工作的莱亚德和发掘特洛伊城、并证实荷马史诗中相关记载真实性的施里曼，以及举办的相关展览和出版的普及类书籍。本文将从以上三个方面对早期公众考古活动进行梳理，希望对当下公众考古活动的开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莱亚德的考古实践

奥斯汀·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1817年3月5日出生于法国巴黎。成年后的莱亚德成为一名律师，但是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1839年他和一名叫查尔斯·爱德华·米特福德的商人去锡兰（今斯里兰卡），目的是寻找新的人生目标，途经中东时，莱亚德迷上了考古。于是他和商人分道扬镳并继续在美索不达米亚探险旅行，这期间法国人博塔已经开始在库杨吉遗址进行发掘，因为收获不大，他转向了杜尔舍金遗址，这是一座较小的土丘，取得了重要的发现。莱亚德参观了该遗址并在此停留了几天，从此开启了其考古人生。

1845年莱亚德在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拉福·坎宁的资助下，前往摩苏尔和尼姆鲁德进行发掘。在这次发掘中，莱亚德发现了大量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物，有带翼公牛雕塑、刻画诸神和王室图像的石板等。在结束了两年的考古工作之后，莱亚德于1847年返回英国，带回大量精美文物。

美索不达米亚的发掘随即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极大兴趣。1847年《晨邮》上发表了莱亚德在尼姆鲁德发掘现场的新闻电讯稿。1849年在约翰·默里的资助下发表了《尼尼微及其遗存》（1848—1849），这是一部关于莱亚德发掘工作的通俗读物，一经出版便立刻受到了广泛欢迎。这部读物成为最早也是最成功的考古学畅销书，广为传阅，影响深远，对考古活动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以至于大英博物馆展出尼姆鲁德的雕刻品时，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兴趣。

1851年《尼尼微及其遗存》出了一版简写本，题为《尼尼微考古发现的通俗说明》。此书是专门为铁路书亭而发行的，这种做法为以后的许多考古通俗读物开创了先例。《泰晤士报》将莱亚德的《尼尼微及其遗存》评价为“当代最出色的书籍”。

莱亚德撰写的关于两河流域的书籍和考古发掘报告、探险故事以及近东各民族的民族学描述受到关注，与莱亚德其人的语言表达水平相关，他的作品文笔生动，成为19世纪中叶广为流行的作品。当然，莱亚德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家，因为其在尼尼微的发掘仍然是以获得奇珍异宝为目标，对于遗址本身并不关注，一些重要遗迹在发掘中遭到破坏。只是在客观上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以及公众对考古的了解。

施里曼的考古活动

在莱亚德发掘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遗址几十年后，考古学已今非昔比，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在发掘特洛伊和迈锡尼时方法更加科学合理。施里曼成长于牧师家庭，在语言方面极具天赋，至少能熟练使用12门语言。在他经商取得成功后，并没有忘记小时候父亲送给他的一本《世界历史》书上有一幅特洛伊城火光冲天的插图，这令他心驰神往。施里曼在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之后，退出商界，希望通过实践完成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寻找特洛伊城。为了达成目标，他周游各国，并在巴黎学习了考古学。1869年发掘伊塔卡遗址并创作了《伊塔卡，伯罗奔尼撒与特洛伊》一书，他在书中坚持认为特洛伊城不是虚构的，具体的位置应该在希沙立克。1871年便开始在希沙立克进行了四次发掘，因为他发掘时没有和土耳其政府作好沟通，发掘工作被叫停。在第一、二次发掘之间，于1874年至1876年转而对迈锡尼进行了发掘，当他认识到迈锡尼的发掘是阿伽门农一家的墓葬时，他非常高兴，分别给希腊国王、首相、《泰晤士报》的编辑和巴西皇帝发去电报，分享考古发现成果。在迈锡尼的整个发掘过程中，他几乎每天向伦敦《泰晤士报》发去消息，对最新的考古发掘进展进行报道。这跟我们当下对重要考古发现的发掘直播别无二致，可以说，施里曼是“直播”考古发掘的鼻祖。施里曼的种种活动拓展了考古学影响的范围，促使知识阶层怀着巨大的兴趣关注考古发现。

施里曼的重大发现不仅在学术上将史前考古学提升到了一个显要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工作拉近了社会公众与考古之间的距离，因为他在迈锡尼的发现非常生动活泼，有黄金面罩等和当时社会联系更为紧密的遗物，不像以往发现的动物化石、石斧、陶器等离当时人们的生活更为久远的遗物。再者，施里曼作为一个业余考古学者，凭借着巨大的热情，成功让荷马史诗中的记载成为信史，给人带来无限的想象和冲击。施里曼的贡献是全面而深远的，不仅是一代考古学者工作的榜样，更是让一般读者和知识阶层对考古学产生了很大兴趣，使考古学更加深入人心。正如约翰·迈尔斯爵士所言，当听到施里曼的死讯时，他觉得好像是“春天已经从一年中消失”。这样的评价应该是公允的，足以说明施里曼对考古学的巨大贡献，他也是公众考古的先行者之一。

相关展览

莱亚德在尼尼微的发掘工作结束不久，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上，展示了英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工业制成品、原料、矿石、艺术品等能够反映世界发展潮流的前沿产品。同时也开辟了专门的区域展示莱亚德在两河流域的最新发现，以展现英国的强大实力。整个博览会期间有600多万观众参观，虽然本次博览会不是以文物展览为主，但是客观上促使了社会公众对考古学的认知。这一形式在1867年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得以延续，展会期间有“劳动历史陈列馆”主要展示史前时代的劳动工具，一些藏品的选定都是由当时知名的考古学家完成的。如法国考古学者加布里埃尔·莫尔蒂耶（Gabriel de Mortillet）对欧洲大陆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进行研究，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分期，在此次展览中负责欧洲各地标本的选定和陈列。以上展览活动受众范围广、影响深远，对考古学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早期考古活动的影响

莱亚德、施里曼的工作流程及做法为后续相关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如大英博物馆亚述部的乔治·史密斯于1873年开始在库云吉克进行工作。在美索不达米亚工作期间，他以《亚述的发现》和《迦勒底人创世纪的记载》为题，发表了一般介绍性作品，这些作品像莱亚德的《尼尼微及其遗存》一书一样，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以莱亚德、施里曼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在考古工作中及时将发掘消息公布出去，有利于社会大众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考古资讯，对于促进考古学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这些做法对当下以及未来公众考古学的开展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正是在一代一代考古学家的努力下，使考古学成为一门让人心驰向往的学科。对于复原古代社会，理解遥远的过去，更好地理解未来，提供了参考的标准。

早期考古知识的普及，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在大型活动中举办相关展览，将考古成果通过展览的形式，介绍给观众。这也是当下博物馆向社会公众传递考古知识的主要形式。尽管考古学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和公众交流的形式仍未改变。

公众考古伴随着考古学发展的始终，早期一些宣传考古、普及考古的形式当下仍然沿用，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下宣传考古的手段更为多样，影响也更加广泛。考古学从来都不是一门封闭的学问，自始至终都与社会公众关系密切，考古学科的持续发展也需要社会公众的支持和参与。考古学和社会公众有着天然的联系，考古学家有责任有义务将考古发掘研究的成果向公众普及。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考古学是人民的事业”。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省东方人类起源与文明探源重点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