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围芳草翠烟平，迢递新城接旧城。行到丛祠歌舞榭，绿氍毹上看棋枰。”在乌鲁木齐，有一个碧波荡漾的乌拉泊水库，是这座城市的生命之源。在水源地附近有一座古城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乌拉泊古城遗址。

乌拉泊古城遗址是乌鲁木齐年代最久的城址，一直被冠以“唐至元时期中央政权在新疆有效治理的重要历史实证”之美名，也有学者倾向于这里是“唐代轮台城”之地。经久以来，缘于交通的阻塞和水源地的保护，乌拉泊古城在这座城市特有的山水之间，默默经历年复一年的风霜雨雪而保存完好。正如其地名一样，它像一个历史年轮的泊位，默默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与古城遗址的结缘，是因为文物工作者的身份；而真正深入实地了解这座古城的历史内涵，则是因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普查中，我得以有机会深入这座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550米，东西宽约450米，外城周长约2000米，总面积约24.75万平方米的古城，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踏勘每一处遗迹，也对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遗址有了全新的认知。

在乌鲁木齐，乌拉泊古城遗址的范围并不算小，城墙墙基保存基本完好，有瓮城、角楼和马面；内城有三个子城，每个子城的遗物也各有不同，南侧疑似有护城河痕迹。在普查测量中城墙夯层、三个子层内明显的遗迹和文化层，采集到的地面标本表明城内可能存在功能分区。南子城生活化的粗厚灰陶残片居多，西子城遗物石制磨盘和石杵较多，东子城遗留有一些建筑构件。城墙夯层的厚度有两种规格：一种厚约10厘米～12厘米，这种夯层普遍存在；一种厚约6厘米～8厘米，主要在子城的城墙之上使用，有些夯层之间还有一层明显的黏合剂痕迹，城墙夯筑所使用的土质基本一致。值得庆幸的是，我在西子城西侧采集到一枚“□元通宝”钱币，在东子城采集到一枚莲花纹砖残块。遗憾的是采集的钱币标本在地表，而非文化层，且第一个字模糊不清，与众人期待的“开元通宝”证据稍显不足，莲花砖的莲花纹饰也与盛唐的莲花纹略有不同。

乌拉泊古城遗址地处天山中断北麓，东临博格达峰，北邻乌鲁木齐水系，是古代的宜居之地。遗址不远处的乌拉泊水库墓地就曾发掘过一批战国至汉代的墓葬，乌拉泊村还有一处烽火台遗存。古城遗址地面残存的格局基本完整，残存的夯土墙体最高处约8米。城墙的构筑方式为夯筑，且不同区域的夯层厚薄基本一致，城址在规模和形制上是否符合唐代西域古城的基本规制，还需要更加科学地深入研究。普查工作之外，关于古城遗址的形制和年代问题，城墙的收分是一个切入点。要想找到古城遗址上限为唐代的确切证据，就必须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在文化层中找到关键证据。通过城墙的收分来计算城址是否符合唐代城址规制，必须要弄清楚城墙基址的边界。现在的城墙遗址坍塌外溢明显，显然不是实际边界，更确切的结论，还需要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的证实。因为不同形制的城墙夯土基址收分规制不同，稍有误差便会计算不准，得出的结论也就不科学。野外工作的魅力在于“身忙而心不累”，不止有遗址，遗物和标本，还有狐狸、野兔和蜥蜴。

遗址北墙东侧的马面附近，一处尚新的大地测绘点映入眼帘，测绘点附近有一处明显的房址痕迹，只不过年代不得而知。遗址内房址东侧不远处，普查过程随处可见野兔探头探脑的身影。行至南墙处遇到了几只拦路的沙蜥，这种在新疆戈壁环境中安家落户的沙蜥似乎才是这片遗址的主人翁。文物工作者都有一颗敬畏自然的心灵，沙蜥已归草丛，野外工作总是充满未知与惊喜。午后，我在测量南子城内城墙夯土厚度时，突然与墙洞中探出的毛茸茸小狐狸近距离打了个照面。遗址虽临近城区，而狐踪兔影的插曲也足以说明眼下古城遗址的环境是一种十分理想的自然状态。

光阴流转，白驹过隙。时过半年，乌拉泊古城遗址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开启了新的发展模式。遗址开启了正式考古发掘，遗址内修筑了游客栈道、修建了研学基地、开放了展厅展览。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们期待乌拉泊古城优化顶层设计、提升展览质效、完善服务设施，成为乌鲁木齐新的一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文化场所。

乌拉泊古城所处的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虽为温带大陆干旱气候区，但古城所在区域为地表水和地下水都十分丰富的绿洲地带；且古城位于乌鲁木齐南部强风区，冬季雨雪时节漫长，这些特殊的环境因素相叠加，使得乌拉泊古城土遗址的保护面临着非常独特的挑战。土遗址的属性决定了乌拉泊古城遗址的本体保护任重而道远，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更是在遗址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面临新的挑战。实践工作不止一次证明，土遗址类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方式不仅要遵循“最小干预”原则，更是要综合考量文物本体展示利用与其所处环境的整体性、协调性和完整性。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情况下，尽可能保存文物本体现状与历史信息，真实完整保护好遗址在历史和现实环境中的状态。这是一种在制定科学保护措施、应用合理保护材料、实施科学保护路径而不破坏遗址本身的“活化利用”，而非为了一时的经济效益而盲目开发。古城遗址的开发利用，要保护好文物，更要保护好文物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自然生态。

值得庆幸的是，古城遗址内已经开启的科学考古发掘，有利于探明地下埋藏情况，全面展示出土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探索乌拉泊古城历史地位和文化内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文化传承者，我们期待乌拉泊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更多实证遗址为“唐轮台”所在的重量级文物，也相信科学考古发掘工作能明确古城遗址的营建背景、修筑工艺和修筑时代，明确三座子城的营建顺序、城内布局和功能分区。这是我们探索源流、寻脉历史、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唐轮台引发的争论应该是在乌拉泊古城、米泉古城及昌吉古城的考古发掘之后，对比文化研究、历史资料及考古发掘成果而形成的最终文化定位，而非为了开发利用的一时之需而刻意竖起唐代诗人岑参雕像。作为文物工作者，我们理解和尊重古城遗址展示开发所做出的努力，但我们更愿意尊重“脚踏实地，铲释天书”的历史事实和考古发掘的科学成果，而非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和美好憧憬。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正如天山明月不属于一个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脉传承。浮华散尽，掩卷沉思：当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游人如织的时候，希望古城遗址上的野兔、狐狸和沙蜥依旧在这片历久弥新的古城上安居乐业、安之若素，依然如主角一般守护着它们生存的这片遗址和土地。

（作者单位：乌鲁木齐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