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又称砚台。它作为中国传统文房用具之一，是用来研墨的器具。它融雕刻、文字、历史、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于一体，是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传统工艺品。从宋到清，历代文人学者多对其进行著录，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砚文化。几十年来，各地文博系统陆续出版了不少馆（院）藏砚类图录，其中最新者，当属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编的《百砚千姿：古砚研究专辑》（下文简称《百砚千姿》）。纵观全书，其重要特点是集中体现了晚清以来北京地区二百年来文人藏砚之趋势。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原身，是北京市文物公司。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老一辈文物工作者历尽艰辛，第一时间把握北京古玩市场的收藏动向，通过多种途径抢救了大量文物，在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本书有以下三个特点。
特点一：书中所录文人藏砚，有着明显的品牌效应。其表现有二：一是人们对于端砚的追捧；二是人们对于制砚名家作品的青睐。关于前者，涉及清代各种石材的大量涌现。清代藏砚爱好者关注的重点，在于砚石的质与色。书中所录砚台的石材丰富多样，一般具有石质优、发墨好、雕琢精致、耐人品鉴的特点。经统计，本书收录的砚台一共有133方，除唐宋“四大名砚”端、歙、洮河、澄泥以外，其他佳砚品种也有不少，如砖瓦砚、玉石砚、漆砂砚、松花石砚、菊花石砚、青金石砚、雘村石砚、黄石砚、祁阳石砚等。其中端砚的数量占据六成以上。端砚，因其材产于广东肇庆之端溪而得名。其石料花纹的品种较为丰富，砚材的色泽也很有讲究。清代广东砚雕艺术巧妙地把艺术和实用性结合在一起，在造型、构图、题材、立意上有新的突破，从而开辟了端砚新的艺术意境。关于后者，人们普遍关注历史上顾二娘、陈端友、卢葵生等制砚名家的品牌效应。如书中录有“端友制”的洮河石雕蘑菇随形砚。而卢葵生漆砂砚、嵌螺钿盒漆砂砚、百宝嵌盒漆砂砚等，印文皆有“葵生”字样。又有澄泥菌子砚、飞凤流云端砚、端石云月砚等有“吴门顾二娘造”等印文。
特点二：《百砚千姿》一书专设“名人铭刻”一节，收录砚台84方。书中文人之砚，按铭文主题析之，可分为书案友、收藏趣、君子交、祈吉祥等，体现了清代至民国文人的书房意趣。古砚的文化内涵，因历代名人的鉴赏、使用、收藏、题咏而不断丰富。随着赏砚、藏砚、刻砚之风日益盛行，历代制砚者及藏砚者于砚田之上镂石作书、寄托情怀，谓之“砚铭”。内容既有刻砚者、赠砚者、砚主人、收藏者和鉴赏者及其彼此关系的记载，也有关于砚的产地、制作年月、流传经过和人物事迹等的描写。古代科举制度，将文房四宝与文人绑定在一起，使之成为朝夕相处的朋友。纵观文人为砚所作铭文，更多的是收藏者、鉴赏者和砚主人对砚的评论与鉴赏，赋予端砚更多的人文底蕴。如端石紫筠砚：“为艺苑之良朋，亦戎之益友。”姚元之的端石桐月长方砚：“石友石友。端方浑厚。”端石箕形砚：“文房佳友，翰墨因缘。”砚台遂从文房友，发展成为文人趣：中国古砚的收藏历代传承，从其诞生开始，便与文人雅士结下了不解之缘。清代端砚的造型和装饰与其他工艺品类一样，普遍含有吉祥的内容。这类装饰图案，大部分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如端石岁寒三友砚、端石竹节砚、端石梅桩砚。端石雕梅花随形砚等，大量运用松竹梅元素，以展示古人追求最高人生价值的愿望。而端石长方福禄寿砚、歙石雕一团和气圆砚等，证明文人们愿意通过砚台上的图案，来祈求福、禄、寿等的到来，进而表达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著录砚仅提供全部砚上信息，而不注明年代。此举可为砚台爱好者提供一个开放性的平台，自行判断年代与真伪，有利于百家争鸣。之所以如此，应与20世纪的藏砚活动深受《西清砚谱》影响有关。按照清人观念，陶质砚（其中又分为陶质瓦砚、砖砚及澄泥砚三类）先于石质砚存在：“古砚流传，大约陶石二种为夥……先陶于石……从其朔也。”砖瓦砚绝大多数是由汉魏建筑上残留的砖瓦改制而成的。因其质地坚实细润，发墨不损笔，而深受文人学士喜爱。最为著名的，便是《西清砚谱》中将未央、铜雀台之瓦及汉砖改制之砚作为汉砚置于篇首。然而从目前的考古出土材料来看，战国至西汉的砚台多以杂石制作，形态以饼圆形为主。至东汉，石砚上开始有雕刻纹饰。魏晋时，北方盛行方形四足石砚，江南地区则大量出现青瓷砚。后者多圆形，其砚足呈现由三足至多足的发展趋势。由此可知，从考古学意义上来讲，在隋唐之前，所谓秦汉砖瓦砚并不存在，它只能是后世一些好事文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再加工的特殊喜好。故清人所作“先陶于石”之论，导致了将它器当成汉器的失误。今天，人们虽然通过出土古砚清楚地看到了汉砚的面貌和特点，但一些传统的影响，以及某些收藏家的错误论点，仍不时地在砚学研究中产生着干扰作用。因此，用出土汉砚作为鉴定秦汉砖瓦砚之标准，对于明辨这种陶砚的真伪是大有裨益的。此外，本书还设“皇家御制”一节，收录11方松花石砚、歙石砚、端石砚等。其模仿主体，是自乾隆中期之后，以“玉兔朝元砚”为名的一份六方的御制砚：即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仿汉石渠阁瓦砚、仿唐八棱澄泥砚、仿宋玉兔朝元砚、仿宋德寿殿犀文砚、仿宋天成风字砚。另外还有仿唐观象砚、仿宣和虎符砚以及海天浴日砚等，皆源自《西清砚谱》所述经典砚式。
特点三：书中收录了四篇研究论文，分别涉及砚石开采、经典砚式、砚史梗概、传统文化等方面。其文化深度层层递进，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砚史的概况与发展方向。
砚石的开采，不仅劳动强度大，且有生命危险。加之砚石的稀缺，导致历代官府多对名坑实施垄断。书中有多方端砚铭文涉及端石开采的史实。故这些端砚铭文遥相呼应，更具补史意义。如郝佳雯《邱启寿及其藏砚》一文，以书中两方邱启寿藏砚为引，考证清光绪十五年（1889）两广总督张之洞开采砚石的工程，并就“砚务官”邱启寿在“张坑”开采中的个人贡献进行了阐述。“砚务官”一职，源自南唐李后主委任砚工李少微之典，张之洞因袭之。不仅如此，书中另有端石雕牛长方砚、端石随形砚等铭文，提及嘉庆初年，即丙辰（元年，1796年）到癸亥（八年，1803年），当地以肇庆知府广玉为首的，长达八年的开采“西洞老坑”的过程。由此可知，文人官僚对端砚的趋之若鹜态度贯穿清代始终。清代端石开采史，就是清代士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砚又称砚田，古人托物言志，以笔代耕，以砚为田，以抄写或绘画为生，故取“笔作耕牛砚作田”之意。陈辰《浅谈井田砚》从中国典型砚式——井田砚的历史进行考证，并对其特点、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等进行了总结。至于古砚在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和艺术特点，李宇翔通过《略论历代古砚的艺术风格、制作概况以及发展前景》一文加以简要阐述。此文不仅提出历代古砚的几大艺术特点，还对当前制砚产业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的境界便是一种阴阳相生、对立统一的和谐之美。清代盛行随形砚。随形砚是指根据砚石的自然形态巧加设计而成的砚台。如端石猫形砚、菊花石圆池砚等，巧用石眼、石斑，对石块的外表不加刻意修整，顺其自然，因石构图，使之情趣盎然。郝佳雯《浅谈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在制砚中的体现》一文指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在砚台中的反映，进而提出制砚美学中蕴藏的“器而不饰”“器以载道”“制器尚象”“因材施艺”“阴阳相生”五种传统艺术精神。
千百年间，历代能工巧匠与藏砚名家在制砚的实践中，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在了一方方珍贵的砚台之中，使之成为可用、可品、可藏、可诵的中华文化载体。然而仍有不少学术障碍尚未克服。一是在清代士人文化研究领域中，包括砚台在内的文具，与诗歌、笔记、书画、信札等媒介，同级并列的文献资料，尚未引起多数人的关注。二是目前对明清传世砚台的研究，虽已涉及对铭文的详尽解读，但是对于明清砚台的形制演变、制作工艺、文化属性等多个方面较少涉及。与此同时，考古出土的明清砚台资料相对较少，且不能仅仅依靠考古学研究范畴中的类型学分析，即：在对器物的形制、装饰等特征的描述基础上，进行分型并做文化性的研究。而更为棘手的是，此间砚台上的铭文，多涉及多种书体，且砚台并非一次成型，后世多有对前世砚台进行改刻、重镌的行为，故而进行较为妥帖得当的砚台鉴定，需要鉴定者具有相当的古代书画鉴定知识储备。清代作为中国古砚发展的最后一个高潮，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加之书写习惯的变化，使得这一时期的砚台发展，无论是在材质上还是形制装饰上，都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又由于清代地域辽阔，各个地区的技术传统、生活习惯有所差异，也造成了砚的形制和装饰风格等具有诸多不同，因而无论是从空间地域来看，还是从时间维度来看，清代砚台这类器物，无论从精美程度还是质量高低上看，各地域的差异性极大，难以用一个标准来进行简单区分。如若真正的“砚痴”想了解清砚的全貌，就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去了解中国各个地区的砚台流行概况，做出有针对性的案例性研究。这是一件极其繁琐的浩大工程。故而《百砚千姿》这本书出版的贡献也在于此：它无疑为读者们了解北京地区的明清古砚，以及20世纪前半期北京地区古砚收藏市场的概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百砚千姿：古砚研究专辑》
编者：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