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两周封国考古工作持续推进，收获颇丰。陕西澄城刘家洼墓地、韩城陶渠“京”邑墓地，以及山西北白鹅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不断为我们揭开古代文明的神秘面纱。在这些墓地出土的文物中，一类形制精巧、制作细腻的微型铜器格外引人注目，如方盒、小罐。它们虽无庙堂重器的庄严肃穆，却以独特的玲珑姿态自成一格，成为考古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其功用及器内残留物分析，更是备受关注。2006年在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M26出土了6件微型铜器，近20年来相关研究论著层出不穷，为深入了解这类器物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积累。

此组微型铜器（图1）出土于梁带村M26芮姜墓外棺东侧偏北处，包含镂空方盒、套鼎、匜、贯耳罐、鍑和单把罐，保存状态完好。

镂空方盒（图2）由盒身和下部四小兽足构成，通高10.9厘米、通长16.9厘米，盒身长14厘米、宽11厘米，盖高2.5厘米、足高2.8厘米。盒盖为平顶，四周呈斜坡状。盒身四壁呈镂空状，下部兽足为爬虎造型，前后肢间装有小轮，小轮与虎身因锈蚀粘连在一起，无法转动。四只爬虎均安置在盒体长边一侧，与盒壁垂直，同一侧的两只虎尾部相对，虎首均朝向盒体外侧。器盖顶部台面饰有孔有珠重环纹，共三排，每排两环三珠，上下两排的珠、环皆为镂空设计，中间一排仅环为镂空，珠用阴线表示。斜坡面装饰三周重环纹，中间一排环、珠均为镂空，其余两排重环纹用阴线表示。四周还有用阴线表示的菱形纹饰。盒体每一侧面采用透空镂雕的形式表现龙纹，共4组，龙纹对称并列，相互缠绕。盖体下的四只爬虎用阴线表现四肢，虎尾上卷。推测原本可能有木质盒身，现已腐朽无存。

此方盒最精彩的部位当属盒底的四只爬虎造型，栩栩如生。虎身下部的四个轮子均为实心车轮，无轮辐。有学者曾撰文对周代有轮铜方盒造型进行探讨，指出四轮马车从公元前4500年左右开始出现于欧亚草原西部地区，一直延续到公元前后，并且经历了从实心车轮到少辐条式车轮，再到多辐条式车轮的演变过程，并认为中国四轮车的造型可能来自欧亚草原西部及其以西的文化，其传入国内与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密切相关。有轮方盒的长方体盒身可能象征了马车的车舆，其纹饰是西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典型纹饰，盒上附铸动物与人物是当时较为流行的装饰技法。

长期以来，关于该方盒的功用颇具争议。李零先生认为这类方盒可用于盛装玉器，或者说是“珠宝盒”。方辉先生对不同形制的方盒进行分类，认为此类器物是“首饰盒”。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2曾出土一件小铜罐，因罐内残存脂粉被认为是化妆品盒。山西北白鹅墓地M4出土的铜盒内有大量带有颜色的残留物，并且在提取土样时发现了一件铜勺，由此推测铜勺是用来舀取盒内膏状或粉状化妆品的，它应是和铜盒配套使用。由此可见，此类铜方盒用途并不单一，其功用或是放置珍宝玩物，或是放置首饰、化妆品，抑或兼而有之，还有待于更多考古资料的发现。

套鼎（图3）是大鼎内合铸一小鼎，通高10.3厘米、通长11.5厘米，大鼎口径长10厘米、宽8.4厘米，小鼎口径长5.9厘米、宽4.8厘米。大小鼎均为方鼎，直敞口，平折沿，方唇，附耳，直腹，平底。小鼎鼎足为瑞兽，呈跪立状背负鼎身；大鼎鼎足为裸体女性奴隶，呈跪立状背负鼎身。小鼎器身纹饰因器形原因无法看清；大鼎器身上部饰窃曲纹，下部饰重环纹，底部正中有四个等距离分布的呈矩形状或圆形状的铸接痕迹。此件方鼎形态属商式风格，大小鼎铸接在一起，极为少见。

值得注意的是，四位作为承重器足的奴隶形象逼真。毕经纬先生认为，商至西周时期的青铜奴隶形体普遍较小，造型以蹲、跪为主，双手多作背负状，多作为盘、盉、鬲等容器的器足或器物的附属装饰，其身份应是从事劳动的奴隶、仆从、俘虏等地位低下之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在铸造青铜器时，除了延续先前神兽鬼灵纹饰造型外，已逐渐转向世俗化的主题演变，礼乐等级气息浓郁。

铜匜（图4），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构成，通高10.5厘米，口径8.4厘米、腹深4.7厘米，圈足高1.9厘米。器盖呈隆起状，中部设有人面兽身钮，兽尾卷曲。盖面装饰四个凸起的卷云纹。器盖后部置半环形钮，与器身后部的半环形钮通过“8”字形铜系相连。器身前端伸出兽首槽形流，前端沿下有舌形遮板与兽首相连，形成流口遮盖结构。器体鼓腹、平底，下承圈足，两侧附龙形双耳。口沿下装饰一周四个“S”形窃曲纹，其下有一周素面条带。龙形双耳顶部的龙首呈平板状直立，体呈半环形，龙尾上卷。圈足足面分布6个三角形镂孔。

考古报告中将此器定名为“匜”，高西省先生指出，该器主体造型完全符合西北地区草原文化铜鍑的典型特征，而带盖设计则具有山西地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铜鼎带流有盖的工艺特点，并以典型的周人传统纹样与铜鍑造型巧妙结合，形成了明显具有异域文化特色的风格。由于此器的造型和功能与作为水器的铜匜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定名为“铜匜”并不恰当，建议改称“带流鍑形器”。

值得一提的是，器盖内壁留存有结晶状残留物，经科技考古检测分析，确认为迄今为止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合成铅白化妆品，将我国铅白的使用历史提前至春秋早期，为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和手工业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贯耳罐（图5），通高10.8厘米，口径8.1厘米、底径7.5厘米。盖面呈弧隆状，母口略向外敞。器身子口内敛，鼓腹平底，高圈足。盖口沿两侧对称设有贯耳，与器身两侧的耳孔上下贯通。器盖饰重环纹，器身上部饰窃曲纹，下部及圈足则以垂麟纹为饰。

李零先生依据虢国墓地出土梁姬罐的铭文考证，指出包括芮国墓地所出贯耳罐在内的同类铜质小罐，应定名为“匵”。这一观点渐为学界所接受。孙战伟先生通过对出土铜匵的墓葬统计分析，得出该类器物仅流行于贵族阶层，且主要使用者为拥有三鼎以上配置的高级贵族。这件贯耳罐颇具巧思，器身与器盖通过贯耳可以用丝带或绳子穿系固定，这种设计既确保了盖体与器身的连接稳固，又便于提携。尤为重要的是，盖内留存的白色残留物经检测为人造铅白。这一发现确凿证实了该贯耳罐当为盛装化妆品的容器。

铜鍑（图6），通高6.6厘米，口径6.5厘米、腹深4厘米，圈足直径4.5厘米、高1.6厘米。方唇、侈口、弧腹、平底，喇叭状圈足。唇缘对称分布半环形耳，耳顶饰圆形乳钉。上腹部饰一周龙纹，每组均为上下对称的回首龙首，杏核眼、翘鼻、吐长舌，身躯细长，龙尾相交处有一圆目，暗示叠压着另一条龙。

该铜鍑所见的人龙交合纹样极富特色，多见于关中地区西周的佩玉上，显然是将玉器上的纹样移植到了铜器上。事实上，关中地区此前发现的铜鍑多为深腹、圜底圈足，与芮国铜鍑纹饰相近的器物几乎没有。鍑是北方草原文化的典型代表器，主要分布在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地区。以宝鸡岐山出土的一件铜鍑为例，其形制与北方草原器物完全一致，且与之同出的还有典型北方銎式短剑，可以确定其是从北方草原地区传过来的。而梁带村出土的铜鍑，器身装饰周人传统纹样，推测为芮国本地铸造，标志着草原器型的中原化改造。

单把罐（图7），通高6.6厘米，口径7.4厘米、底径5.1厘米。侈口尖唇、束颈鼓腹、凹底近平，一侧设桥形耳。桥形耳中带窄小的凹槽。素面无纹，虽是北方草原文化的典型器类，但也屡见于中原地区。一般认为此类器物的年代多处在战国至汉代，芮国墓地M26该器的出土对于正确认识其年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坐标。结合同墓出土的镂空方盒、铜鍑等器物功能推断，该罐可能用于盛放首饰或小件玉器。

综上所述，芮国墓地出土的这6件微型铜器蕴含丰富文化内涵，其名称与功用的考定，对探讨周代礼制变迁及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微型铜器虽出自晋陕豫交界地带不同地区的墓葬，且具体放置的物品也不尽相同，但彼此间存在诸多共性，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们大多出土于高等级女性墓葬。这一现象表明，当时的贵族女性使用者或许因受传统成规束缚相对较少，加之性别差异带来的独特需求，从而催生了有别于常规规格的微型新器制。这些器物不仅是女性贵族身份地位的物质象征，更从细微处折射出古代丧葬制度的发展演变轨迹。

该组微型铜器表面光滑细腻，纹饰线条流畅，精细高超的打磨抛光工艺，不仅提升了器物的美观度，更通过“以小见大”的艺术处理，展现了芮国工匠高超的设计能力与对细节的极致追求。

如今，这组微型铜器集中展示在韩城市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以2800余年的历史积淀，展现了周礼文化滋养下的芮国韵味。作为芮国与北方民族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它们既承载着“辨华夷、正名位”的礼制功能，又彰显着“见巧思、品趣味”的工艺美学，为研究周代礼制变迁、女性贵族生活及区域文化互动提供了多维视角。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韩城市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