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的“山河迹忆——手稿里的抗战中国”展览，从文学与手稿的视角深情回望那段烽火岁月。该展览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

“一文一武”两条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抗战文艺焕发出强大战斗力，与武装斗争紧密结合，构筑起克敌制胜的“一文一武”两条战线，并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明确方向，成为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东三省沦陷后，一群文学青年用文字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记录同胞的苦难与不屈。这批青年作家以其扎根黑土地的乡土情怀和沉郁顿挫的叙事风格，刻画了东北人民在日寇统治下的顽强抗争，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东北作家群”。1935年，萧红以深沉的悲情和锐利的笔锋完成了代表作《生死场》，揭露了日伪政权黑暗统治下东北农村的残酷现实。书中“我不做亡国奴，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的呐喊，道出了亿万民众誓死不屈的共同心声。

在延安，贺敬之等作家的《白毛女》改变了当时抗战根据地文学的创作机制。《白毛女》在延安大礼堂首演时，不光礼堂坐满站满了人，连窗户外面都被观众围满。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时，老舍赋七律：“忍听杨柳大堤曲，誓雪江山半壁仇！”他的代表作《四世同堂》写于重庆北碚一处名为“多鼠斋”的居所，至今保存完整的手稿上仍可见多次修改的印记。

徐光耀13岁投身八路军，是名副其实的“红小鬼”。他的《小兵张嘎》手稿，承载着厚重的抗战记忆。他通过自己在冀中抗战的丰富经历，塑造了嘎子这一活泼、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形象。1961年，《小兵张嘎》在《河北文学》第11、12月合刊上发表，此后这部作品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利用好抗战文物，讲好抗战故事

展览中的每一件手稿、书信、日记、报刊、版本，都是穿越时空的历史见证者。它们带着创作时的紧迫、修改时的斟酌、传递时的风险，将观众带回那个危难与希望并存的年代。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作家盛成（字成中）投笔从戎，任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所属上海、复旦、四川三支义勇军联合政治部主任，活跃于淞沪战场的最前线。老友徐悲鸿得知消息后，手书《送成中兄从戎南去》赠予盛成，字迹俊美有力，93年后墨香犹存。

《台儿庄纪事》手稿是一部几乎被遗忘的抗战文学经典。1938年，盛成以战地记者身份奔赴前线，创作了纪实作品《台儿庄纪事》。秉持“文章入伍”的精神，他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切的民族情感，从微观视角记录了战役中大量震撼人心的细节。

《南京血祭》的作者阿垅，是一位在抗战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作家兼军人。淞沪会战爆发时，他亲历了闸北前线长达70余日的血火鏖战。基于这段经历和后续的深入调查，1939年完成了报告文学体长篇小说《南京血祭》（原名《南京》），这是第一部纪实南京大屠杀和南京保卫战的作品。

郁达夫的抗战诗抄，展现了一位文人在海外抗战的艰难历程。1938年郁达夫南下赴星洲。他怀揣着“为抗战在海外建立起一座文化中继站”的信念，希望“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作一个有计划的沟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轰炸新加坡后，当地成立了“星洲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郁达夫被公推为团长，中共党员胡愈之任副团长。知名爱国侨领陈嘉庚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捕侨领。”令人痛惜的是，日本宣布投降两周后的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被日本宪兵诱捕，随后遭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的丛林之中，终年49岁。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他用生命诠释了中国文人的风骨与赤诚的爱国主义情怀。

探索展览内涵与技术融合的新路径

抗日战争中，各战时文学中心之间流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诸如作家茅盾、巴金等，因承担报刊编辑与图书出版工作，须随不断迁移的杂志社与出版社辗转多地。他们遍履中国西南与西北诸多城市，在动荡中竭力维持创作的延续与稳定。茅盾曾以《站在各自的岗位上》为题为《呐喊》期刊撰写创刊词，呼吁作家坚守文化阵地。如何将这些作家的战时行迹充分展示出来？展览中设计了数字化展项“作家行迹星图”，以环形幕墙投影，清晰动态地呈现作家们的抗战足迹。观众可以通过触摸屏选择特定作家，查看其抗战期间的迁徙路线、创作地点和代表作品。

“和平宣言”互动墙采用镜面屏幕技术，观众可通过扫码写下自己对和平的寄语，并投射到镜面墙上，与众多历史人物的和平呼吁并列展示。同时，还打造了文学智能体，线下一体机和线上小程序的结合为观众带来AI与文学深度融合的互动体验。此外，展厅中的“孩子剧团”解谜游戏、“穿梭80年”互动抽奖等项目，实现线上线下联动、馆内馆外呼应，推动抗战精神和红色文学经典广泛传播、深入人心。

中国与世界文学交融汇合、并肩作战

抗战时期，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大交往大汇合，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戈宝权将苏联作家艾伦堡的苏德战争报告文学《六月在顿河》翻译到国内。作家们把世界优秀文化不断吸收进来，以文化抗争。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滇缅公路上10万远征军赴缅血战。“联大的生活太安逸，要写诗必须多体验生活。”24岁的穆旦以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尤其是野人山地区，经历了九死一生、刻骨铭心的艰难岁月。回到国内后，他发表了长诗《森林之魅》，副标题为“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这是中国作家对这次远征最刻骨的描写。

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突破封锁抵达陕甘宁边区采访，成为第一位进入该地区的西方记者。同年10月，他根据此行经历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向世界揭示了红色中国的真实面貌。《红星照耀中国》被公认为是一部在舆论上首次将中国国内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著作。

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长期深入中国战场一线，以其见闻为基础撰写了《中国的战歌》等著作，向国际社会真实传递了中国军民顽强抵抗的事迹。另一方面，作家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以及《新的信念》《入伍》等六篇作品，被印度出版社译介并结集出版，在跨越国界的读者中引起共鸣。

以史为鉴 放眼未来

抗战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手稿上的每一个字迹，都记录下一个时代的呼吸；书信中的每一处涂改，都是历史现场的痕迹。通过这些实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抗战时期的文化氛围和创作情境，建立起与历史的情感连接。

“山河迹忆——手稿里的抗战中国”展览表达出抗战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也是文化上的抗争；不仅是武器的对抗，也是精神的对话。这些文物展现了在危难时刻，中国人没有放弃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没有停止思考与表达。正是这种文化的坚守与创新，为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输送着民族的精气，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留了精神的火种。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