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参加尕日塘秦刻石考察略感意外，我既不是秦汉考古专家，也没做过多少碑铭研究，之所以受邀，大概是因多年在青藏高原做田野考古，岩画调查有经验。毕竟考古从业者的基础工作还是观察与记录，经验很重要。

7月15日，国家文物局考察队在青海西宁集合。16日一早，考察队一行从西宁飞往果洛藏族自治州首府玛沁县，随即驱车近400公里，直接赶往扎陵湖北岸的刻石现场。鄂陵湖、扎陵湖及其周边属于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2018年就开始对这个区域的旅游、探险有严格限制，公路上设有大门，没有特批不得进入。湖滨山丘低矮，草原空阔，偶见牦牛群和藏野驴。下午14时到现场，直奔刻石，一众专家和各级文物局领导围在刻石前仔细观察，不时有现场讨论。考古勘探和科学检测也同时展开。

以我多年对岩画、摩崖刻铭、碑刻调查的经验，第一感觉是，该刻铭历时久远，可以排除近现代凿刻的可能性。有关刻石的科学检测和调查结论，9月15日国家文物局的新闻发布会已有详细介绍，关于刻石文字，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都已经发表过不少见解，在这里我仅就个人的观察，补述如下。

岩面观察：

刻石地点位于扎陵湖北岸偏东的一级湖岸台地山坡上，刻石岩面在东西一列暴露基岩的中部下方，基岩整体为向北下方倾斜的变质砂岩层里，唯有刻铭的岩面较为垂直，而且较为完整，面南，整体呈横长的菱形。依照仝涛的测量“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0厘米。岩壁表面上方有轻微剥蚀，中部有一道斜直的裂痕，壁面磨蚀风化较为严重，下方有多处残损剥落。”经再次测量，“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字面积约0.16平方米，距地面约19厘米。”刻铭所在的岩壁下部有层状脱落，中部和左侧（西侧）在凿刻文字时已经脱落，右侧（东侧）局部为刻字之后脱落。岩壁前有从上面掉落的砂岩石片和厚约10厘米的表土。

岩面和刻字笔划内的“岩晒”（或称“石锈”“沙漠漆”）色度较深，呈深褐色，局部近黑色，是青藏高原凿刻在砂岩上的岩画中极为常见的，系自然形成，其古老程度非千年以上不可能形成。现场所做的科技检测也证实了这一点。一般来说，岩晒多在岩石的向阳一面，背阴和侧面色度较浅或没有岩晒现象。刻字岩面下方原有沙土堆积，随水土逐渐流失。

刻石岩面的选择具有唯一性，在此处基岩（变质砂岩）裸露山坡，多为下斜岩层，层理破碎，唯有刻铭所在岩面为自然形成的垂直状，且岩面较为平整，刻铭最为适合。虽然在刻铭以东10公里范围内还有至少4处较大范围的基岩裸露，岩石的岩性和结构基本相同，均为下斜层理，仅有一处出现小块垂直岩面，与尕日塘地点的岩面极为相似（图1），此处西距尕日塘地点约6公里，远离湖岸与道路，不易发现。

字形观察：

刻字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从右至左竖行排列，每行1—5字不等。逐字观察记录：

“皇”（图2）字形基本完整，只有“白”的右上方笔划稍残。平凿，笔划边缘齐整，字口底部较平。

“帝”字形基本完整，下部因岩面早期脱落，稍残。平凿，笔划边缘齐整，字口底部较平。

“使”字形较完整，左上部因岩面崩落，稍残，“亻”字旁上面一撇及“吏”上面一横的左端不存。平凿，笔划边缘较齐整，字口底部较平。

“五”字形不完整，但基本可辨。因下方岩面脱落，下方的撇捺下部和最下边一横不存。上面一横划右端与右侧“帝”字上面横划接连。平凿，笔划边缘有崩落痕，字口底部较平。

“大夫”字形较完整，“大”字右下方有两横，表现“大夫”二字，此为秦代常用做法。平凿，“大”字笔划边缘较齐整，局部有崩落痕，字口底部较平；两短横字口底部不甚平。

“臣”字形不完整，上面一横及左边一竖的上半部因岩面剥落残损。平凿，笔划边缘较齐整，局部有崩落痕，字口底部较平。

□  □仅存上部左侧一斜竖、一横，中间一竖及右横折，与保存较好的两个“翳”比较，很可能为“翳”。平凿，笔划边缘不甚齐整，字口底部不甚平。

“將”字形较完整，下方及右下方有折角裂隙，并有右上至左下的岩面剥落，致使竖划下端稍残。平凿，笔划边缘不甚齐整，并有局部崩落痕，字口底部较平。

“方”字形较完整，右下方虽有岩面脱落，但没有伤及字体。平凿，笔划边缘不甚齐整，字口较浅，下半部字口底部不甚平，断面稍呈弧形。

“支”仅存上部一竖及左右撇捺，仝涛推测为“士”，刘钊等推测为“支”（伎）。平凿，笔划边缘较齐整，字口底部较平。

“采”字形不全，因上半部岩面剥落，仅存下半部的“木”及上部两道笔划，可确认为“采”。平凿，撇捺笔划边缘较齐整，中间一竖边缘不甚齐整，字口较浅，底部不甚平，似有顿挫。

“樂（藥）”字形较全，上部“白”和左侧“糸”处有剥落，也有可能是在凿刻时就发生崩落。大多采用平凿，下面的“木”字撇捺为斜侧凿，上面右侧“糸”的圆圈状有顿挫痕。

“昆”字形缺损严重，仅存上部的“曰”的大部，推测为“昆”。测斜凿，笔划边缘不甚齐整，且有崩落痕，字口横截面为三角形。

“陯”字形上部因岩面轻微剥落，有残损，“人”字一头的捺残缺，一横也难以看出，可确定为“陯”。平凿，笔划边缘较齐整，有崩落痕迹；字口较浅，底部较平。

“翳”字形较完整，上部有一左高右低的裂隙通过，上部“殳”和下部“羽”字有少许崩落，左侧有延伸而来的裂隙。可见有平凿、斜侧凿两种技法，上部以平凿为主，底部不甚平；下部以斜侧凿为主，字口横截面略呈三角形。

“以”字形完整，右下方虽有小的裂隙，并不影响字形笔划。斜侧凿，笔划较细，边缘不甚齐整，字口浅而细，字口横截面呈三角形。

“卅”字形大体完整，上部稍残。平凿，字口稍浅，唯一横的左侧较深，字口底部较平。

“七”字形基本完整，横竖相交处有崩落，可能系凿刻时造成。竖划平凿，字口底部较平；横划斜侧凿，字口横截面呈三角形。

“年”字形受损严重，中部大多脱落，从残存笔划及走向，仍可以认定为“年”。中间一竖和上面一横的上挑笔划为平凿，其余笔划为斜侧凿，有崩落痕。

“三”字形完整。平凿，字口较浅，边缘不甚齐整，字口底部不甚平。

“月”字形基本完整，下部有一横向脱落疤，致使字体稍受损。上面一斜横和下部一斜横平凿，字口底部较平，三斜竖划为斜侧凿，字口横截面呈三角形。

“己”字形完整，上部岩面脱落，上面一横稍有损伤，下面一划有崩落痕，可能为凿刻时造成。字体笔划均为斜侧凿，字口较深，横截面呈三角形，最下面一划右端渐细出尖。

“卯”字形较完整，笔划局部有崩落痕，有一左高右低的裂隙左右贯穿。字体笔划均为斜侧凿，字口较深，字口的横断面呈三角形。

“車”字形基本完整，岩面较“卯”字岩面低下一层，色度较上面稍浅，右上角处有崩落痕，恰好在向右的裂隙左端。字体笔划均为斜侧凿，边缘较齐整，字口横截面呈三角形。

“到”字形完整，岩面色度较其上浅，向下更浅，且呈渐变状。左侧“至”多用平凿，字口较浅，底部较平，唯有最下一横为斜侧凿；“刂”为斜侧凿，字口横截面呈三角形。下方有一左高右低的细裂隙，不影响字体。

“此”字形基本完整，最上面脱落，但未对字体造成大的影响。笔划多用平凿，字口边缘较齐整，底部较平，唯有右侧一竖划用斜侧凿，横截面呈三角形。

“翳”因岩面脱落，字形中部脱落受损严重，上部的“医”“殳”，下部左侧的“羽”可辨，可确定为“翳”。笔划多采用平凿，字口较浅，边缘齐整，底部较平。

“前”字形较完整，上部因剥落稍残。笔划多为平凿，字口较浅，边缘较齐整，底部较平，可见局部有顿挫痕迹。

□  □有较大范围剥落，字形残损严重，几不可辨，左侧隐约可见有两竖划，平凿，字口较浅，底部较平，有顿挫痕。有学者推测为“行”，有学者推测为“彻”。

“可”字形基本可辨，上面一横较清楚，右侧的一竖下半段延伸至下面的层理，但仍可看出笔划，由此可以判断，下方上层岩面的脱落，应当发生在凿刻刻铭之前。中间的“口”字处有少量剥落，笔划仍可辨。这个字的凿刻应当是使用了凹弧刃的凿子，使得字口横截面呈凹弧状，右边竖划向左弯曲部分可看出有顿挫痕迹。

“一”字形清晰，由于上边岩面有脱落，未能确认“一”字之上是否还有横划（后通过信息增强技术，在右上侧发现一道横向短刻痕，应为“二”）。平凿，字口崩落痕有三处，致使边缘不齐整，字口底部也不甚平。

“百”字形基本完整，偏上部和右侧有剥落。平凿，字口边缘较齐整，底部较平。

“五”虽有中间部分和右上角脱落，字形仍较明确。平凿，字口较浅，边缘较齐整，底部较平。

□  □下方岩面脱落，仅存一道短竖划，上端有脱落。平凿，边缘较齐整，底部有顿挫痕，不甚平。结合上下文，此字为“十”应无问题。

“里”字形完整，顶部岩面虽有脱落，且有两道横向小裂隙，并未伤及字体。多为平凿，字口较浅，边缘较齐整，底部较平，局部有刻凿时的崩落痕；下部两横划字口较深，底部不甚平，上一划与竖划的十字交叉处有放射状崩落，下一横划有局部细微崩落。

据以上观察，整篇文字应为：

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將方支采樂（藥）昆/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一（二）百五十/里

总体来看，凿刻工具是一种较窄的平口凿，凿口宽约4毫米，凿痕较清晰，在不同笔划分别使用斜平凿（凿体与岩面有夹角，而刃口与岩面垂直的凿法）、斜侧凿（凿体与岩面有夹角，刃口与岩面也有夹角的凿法）两种方式，前者形成的凿痕呈平底的槽形，后者凿痕横截面呈三角形。凿刻随形随势而为，并未刻意追求统一。上半部的刻字多为斜平凿，下半部多见斜侧凿，分析其原因，是因下半部距地表太近，动作受限，斜侧凿更为快捷。也就是说，书写时是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凿刻时是从上至下的顺序。

环境观察：

此地处于扎陵湖北岸缓坡地带，湖滨平坦开阔，牧草覆盖不完整，多有沙砾裸露，有草场退化现象。从玛多县城通往黄河源的沙石公路从坡下东西通过。东侧约500米、西侧约1000米各有一条小河由北向南流入扎陵湖，西侧小河调查时河面宽2—3米左右，河水清澈，是良好的饮用水源（图3）。附近地势平缓，牧草遍野，适合搭建帐篷歇息，此处地名“尕日塘”，藏语意为“往来歇息之平地”，看来古今相通。

在现场曾与刘瑞研究员讨论，他有一个推测，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认为，采药队伍从黄河源（昆仑山）返回途中歇息于此，有暇环顾四周，选择合适的岩面刻铭纪念的可能性较大。去时前途未卜，只顾赶路，但也看到此处是个不错的宿营地，返程时心绪稍安，便有此作。另，刻铭中有“前可一（二或三）百五十里”语，显然是已经知道了此处距河源的里程，也可为证。

行文至此，看到微信上有“穴居的猎人”撰写的《考古学的主体性》一文，其中有“就昆仑石刻的真伪而言，首先是一个考古学的问题，而不是先秦史的问题”“在研究物质遗存时，考古学较之其他学科具有优先权”，我深以为是。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