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诫所著《营造法式》刊行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是中国古代由官方颁布最早、体系最为完善的建筑营造专著。该书系统记录了宋代建筑的设计规范、施工工艺、用工定额及图样等珍贵内容，堪称中国古代最杰出、最完整的建筑学经典著作，对于研究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观念与诉求等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北宋时期，由于各类建筑工程缺乏统一的设计标准与施工规范，故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由哲宗皇帝下诏颁行，将作监首次编制《营造法式》，史称《元祐法式》，又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诏李诫重新编修，李诫以自身10余年修建工程经验为基础，参阅大量文献和旧有规制，收集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总结各建筑构件形制与加工方法，最终完成流传至今的《营造法式》。全书共36卷，357篇，3555条，其中总释并总例2卷、制度15卷、功限10卷，料例并工作等3卷、图样6卷，目录1卷。该书不仅是对宋代建筑实践的系统总结，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工程技术与管理思想的重要文献，对后世建筑学、历史学、艺术学等研究影响深远。
《营造法式》于北宋崇宁二年正式在官式建筑中应用，但仅20余年后，其在北宋的应用便随着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灭亡而结束。而关于金王朝对北宋建筑体系的传承和对《营造法式》的实际参考应用，则可从相关文献记载与现存金代建筑中得到线索。在文献资料方面，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金人）又要御前后苑作、文思院、上下界明堂所、修内司，军器监工匠、广固搭材兵三千余人，做腰带、帽子、打造金银、系笔和墨、雕刻图画工匠三百余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又押内官二十八人百伎工艺等千余人赴军中”；“又取画工百人，医官二百人，诸般百戏一百人，教坊四百人，木匠五十人，竹瓦泥匠、石匠各三十人。”据《癸辛杂识》记载：“及金海陵修燕都，择汴京版户刻镂工巧者以往。”《揽辔録》载：“炀王亮始营此都，规摹出于孔彦舟，役民八十万兵夫四十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金朝北宫营制宫殿，其屏扆窗牖，皆破汴都辇致于此。”《元一统志》载：“海陵意欲徙都于燕，乃命左右丞相张浩、张通、左丞蔡松年，调诸路民夫筑燕京，制度如汴。”上述文献资料表明，金灭北宋后，金人有意将北宋包括建筑匠人技术力量在内的中央官作体系迁往北方，促成北宋建筑制度向北方地区的扩散和流通。可以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时，无论是都城规制、建筑工艺方面，还是关键匠人的来源出处，金中都的营建均深深植根于北宋汴京的传统建筑营造模式，甚至部分建筑构件直接取自汴京旧宫。现存金代建筑方面，从目前对晋东南地区宋金建筑分期研究中可以发现，该地区自北宋宣和年间起，斗栱形制已逐渐向《营造法式》主流形制靠拢，宋金政权交替并没有打断这一进程，至金大定时期，晋东南地区的斗栱形制已与《营造法式》取得了高度一致。总之，《营造法式》的相关建制在金代得以承继，尤其在大定以后，大量金代官式建筑的营造均可以从《营造法式》中找到源头。因此，对金代建筑，如太子城遗址的复原研究，以《营造法式》为研究依据是具有充分文献资料与实物资料基础的。
从太子城遗址发现和出土的泥质灰陶瓦作类建筑构件，有鸱吻、垂（戗）脊兽、蹲兽、嫔伽、套兽、瓦当、滴水等多种类型，《营造法式》中对以上构件均有明确制度等级的规定，通过对考古发掘实物与《营造法式》记载的相互比对，可进一步分析出金代官式建筑对北宋官式建筑承继和革新的具体内容。以“鸱尾之制”为例，太子城遗址最重要的南北轴线清晰体现了金代建筑等级秩序的要求，其以南门（四尺五）-9号基址（七尺五）-60号基址（五尺五）-3号院落（四尺五）的轴线明确划定了太子城遗址的等级规制，其他一般基址作为轴线附属依次展开，主次分明，错落有致，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空间秩序与礼制内涵。然而，太子城遗址中也存在若干与文献记载或同期都城制度不符的现象。例如太子城遗址寝宫三处院落东西排列，核心三号院落位于轴线的方式，不见于同期的辽、金、元都城寝宫布局；作为皇室建筑仅使用少量绿琉璃构件；作为前朝区核心的9号基址仅面阔三间进深四间，遗址正门南门则仅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就其皇帝行宫的建筑性质而言，其结构布局与规模大小都过于简素，与传统宫廷建筑等级规模及礼仪制度不符。针对这些特殊现象，可推测出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作为行宫，太子城在营造制度与规格方面的安排明显具有更高灵活性，统治者可根据实际需要与爱好决定一定的建筑形制与空间布局安排，不必完全遵循都城的严格规范。其次，该行宫遗址营建于金代中后期，虽继承北宋《营造法式》的基本营建制度，但在发展过程中很可能结合自身文化面貌进行适当调整，故在形制安排上更具游牧民族文化底蕴。最后，太子城地处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其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可能也对建筑形制与材料选择产生了一定影响，促使其在营造过程中作出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变通处理。
研究表明，太子城遗址的建筑布局、构件形制与营造技艺等方面，均体现出对《营造法式》核心制度的继承与遵循，尤其在等级秩序、用材制度与标准化生产等方面表现出与宋代官式建筑的密切关联。然而，太子城遗址亦表现出典型的在地化特征与建制创新性应用。故其建筑群组布局、建筑规模与装饰等级等并未完全拘泥于《营造法式》的成规，反映出作为行宫类建筑的政治象征性与功能适应性的兼具。此外，在材料选择、构造细部与空间功能组织方面，亦可见到北方民族审美偏好和环境地域适应策略的深刻影响。这一案例表明，金代在吸收宋代先进的营造制度的同时，并未进行简单复刻，而是基于其政治需求、文化传统与地理环境，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转化与调适，体现出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建筑营造体系发展的活力与适应性。太子城遗址亦因此而成为研究《营造法式》传播、应用与演变的重要节点，为理解宋金时期南北建筑技术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也为深化研究学者对金代建筑成就的认识，探讨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传承与创新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