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常兴照和王军来天津办事，我从家里赶过去和他们小聚。老同学多年不见，特别是经历了戴口罩三年，聊的话题很多。叙谈间，王军对我说，兴照最近写了本书，想请你写序。我自从“阳”了以后，身体精神状况不大好，况且不知道书里的内容，当时没敢答应。过了不久，常兴照发来他的书稿，以他一贯的谦虚请我审阅。
读完《考古文化研究与文献解析：重构古代传说历史》书稿，我感佩不已。常兴照大学毕业后在山东做考古工作，20世纪80年代，他整理广饶县傅家、五村遗址发掘资料时，我曾去考察学习。记得他跟我说，傅家、五村应当是大汶口文化鲁北地区的一个新类型，后来他著文论述了“五村类型”。《蚩尤考辩》是他在《海岱考古》编辑部工作时写的第一篇研究古史传说的文章，我原以为，这是由于工作环境的改变，随之而来的研究兴趣转变。看了他的书稿我才知道，始于“五村”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与始于“蚩尤”的古史传说研究，最终交集在“重构古代传说历史”上，并且成为这个研究目标的两条研究路径。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谋生职业与学术研究若合符节，往往只能是理想上的追求。20世纪90年代，常兴照受命组建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并主持工作，从此离开了他热爱的考古。2003年以后调到北京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工作。其间，他作为国家文物局援藏干部，任国家文物局驻西藏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办公室技术顾问、副主任，全面负责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重点文物维修工程技术管理，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和贡献，受到国家文物局、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方面的高度赞扬与肯定。看了他的书稿我才知道，他在做文物保护工作的30多年里，依然坚持“重构古代传说历史”的研究。
这部书稿是常兴照从1989年至2023年撰写的文章里选择20篇编辑而成。其中《浅谈考古学文化与传说历史研究》《共工氏文化解析及其流徙辩证》《夏代、夏族与夏系文化论析》《有虞氏王朝概论》《龙山文化与后羿传说》《古史研究中几个争议问题的基本研判》《管窥“三星堆”》《从出土文献看楚人早期历史》等8篇是没发表的文章，《北辛文化与炎黄传说》是依据《炎黄文化东西说》扩充改写的。这几篇颇有分量的文章几乎占了全书篇幅的一半，很是令人瞩目。《浅谈考古学文化与传说历史研究》和《古史研究中几个争议问题的基本研判》，体现了他对考古学文化与传说历史整合研究的独到见解，在全书中起到纲领作用。
重建盘庚迁殷以前的历史，是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几代人不断努力的大目标。20世纪30年代，受到仰韶村、西阴村、城子崖与殷墟等遗址考古发掘的启发，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徐旭生提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筚路蓝缕以启山林。20世纪50年代，李济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中说：“一部能说明中国民族文化之原始的上古史，是现在一般人渴望好久的了。但是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却有不同的看法。现在从事这一工作的人相当多，各有不同的见解、立场和成绩。”他说：“我们讨论中国历史最要紧的一点，与过去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感觉到，并已证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有另外的来源；由这些来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经引导出来了新的问题，并且已经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们必须收纳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资料，这些新资料，不但帮助他们解决旧问题，而且启发新问题。”后来，李济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论及“古史料的整理与古史的写作”时说：“整理田野考古发掘所得的资料，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地下发掘的资料，与传下来的纪录资料连缀起来。这是一个普遍的考古问题。也是在中国区域，考古学家所面临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苏秉琦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中说：“已出版的中国通史的史前部分，虽大都企求在理论指导下运用考古材料和古史传说，但限于目前的研究水平，理论与材料、考古材料与古史传说之间，难免缺乏系统的、有机的结合，尚未形成中国史前史的科学体系。考古学的最终任务是复原古代历史的本来面目。除了传说材料，史前时代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可供依据，建立史前时代信史的任务自然就落在考古学家的肩上。”
从《考古文化研究与文献解析：重构古代传说历史》书稿里我看到，常兴照为了“重构古代传说历史”，“尽可能科学地认识和解读中国古史传说和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也就成为自己始终不舍的追求”。当他写完书稿以后，又深有感触地说道：“将考古学研究和历史文献论证有机地结合，综合相关学科的技术手段，深入研究和复原中国传说历史，仍然是目前和今后历史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如何解决李济所说的“把地下发掘的资料与传下来的纪录资料连缀起来”这个普遍的考古问题，《考古文化研究与文献解析：重构古代传说历史》提出了一个方案，做出了一种努力。
这本书把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分别排列出不同的序列，然后找出考古学文化分布和变化节点的“碴口”，结合历史文献分析，将古史传说的序列与考古学文化的序列相对照，再与“碴口”进行“拼接”，最后推断出考古学文化的族属。该书认为，“五帝时代”或曰“传说时代”，早在仰韶时代早期就已开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基本代表了传说时代的早中晚三期，这个时代有四次大范围的考古学文化迁变和转折，亦即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拼接”的“碴口”。
第一次是后岗一期文化的变化、迁徙与庙底沟文化的进逼，这种文化现象与炎黄战争、征杀蚩尤的传说历史基本契合。由于蚩尤争夺了炎帝的帝位，引发了炎黄大战。蚩尤部族是炎帝集团的主要力量，汶、泗河流域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早期文化以及后岗一期文化是蚩尤集团的主体文化。
第二次是在大司空文化、秦王寨文化、大汶口文化中期形成前后的阶段。蚩尤被杀之后，山东地区在黄帝族——庙底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新的更具发展活力的氏族集团，这就是少昊清集团；大司空文化应该是颛顼部族的物质文化；秦王寨文化最有可能为共工氏的物质文化遗存；大汶口文化中的秦王寨文化因素，大概与后期“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有关。
第三次是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大汶口晚期文化形成并发展为龙山文化的时期。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以陵阳河类型为代表的东方氏族迅速发展，并向西、向南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和扩张，这是帝舜进行的一系列开疆扩土和政治改革，促进了华夏文化的初期繁荣。这一文化态势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早中期。
第四次是龙山文化中后期的变化。这一时期各地考古学文化的转折和变化，很可能与大禹一族的崛起、独立、征讨、统一的过程，以及流共工、殛鲧、涂山会盟、征三苗等历史事件有关。
考古学文化代表的人群与历史文献记载的部族或族属，能否对应与怎样对应，这是重建古史的首要问题。柴尔德认为，考古器物类型的相似组合之所以反复共存一处，是因为它们曾经被同时代的同一群人所制造并使用，由有共存关系的器物类型所组成的不同组合之所以同时出现，是因为它们为不同人群所制造，文化就是相互关联的类型的集合体，因为它们是被同一批人群制造出来的，考古上器物类型之所以会重复地共存在一起被发现，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社会中已经标准化了的行为模式的结果，这种反复出现的相互关联的类型组合，在考古学家的意识中，自然就是一个“文化”，即分布学的分类单位。史前学家的任务就是重建能够确保它们相互关联的行为模式，这样，考古学资料的组合就会被赋予鲜活的生命意义，与之相应的文化的名称也会获得一种历史的含义。张忠培指出，考古学文化是由不同谱系的文化因素结合成统一的文化，从客观实际看，正像民族学所研究的亲属关系可分解成直系和旁系，以及血亲与姻亲那样，考古学文化也是一个开放系统。既然考古学文化是多元的谱系结构，那么，谱系分析就成了按考古学文化的本来面貌，来观察、研究考古学文化的一个重要方法。据此可以认为，某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的核心是谱系。如果序列中的各种考古学文化之间不存在谱系关系，那么这个序列仅仅是这些文化的编年。
中国古史传说上的部族关系的核心也是谱系。李学勤说，《大戴礼记·帝系》详细记载了黄帝二子的后裔谱系，《帝系》这种三代统出一源的谱系，在近代备受学者的讥评，以为子虚杜撰。不过既然各种古书都会记有基本相合的传说，意义是不容抹杀的。我觉得如果细心推求，其中不乏启示。缕析古史传说上的部族谱系的关键是族姓，族姓要是乱了套，谱系也就难以分得清楚。
至于如何处理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朱凤瀚认为，中国考古学既然在学科上归于广义的历史科学，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发达的文献史学发生密切联系。如何处理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近年来学术界多有不同意见，并已展开较充分的讨论，这里似毋庸赘言，但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对二者应建立密切关系产生歧见。主要原因之一似是对先秦文献可信性的看法存在差异。考古学家在参考历史文献时，自然要选择经过严格辨伪与考证后甄选出来的较为可信的历史文献。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家，应该了解考古学的学科特征并尊重其相对独立性，重视用科学的考古材料来丰富、印证或更正自己的认识；同样，考古学家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应了解并尊重众多历史文献学家与历史语言学家对先秦文献成文年代与其记载可信性的研究成果。先秦文献对上古史的记载的确有顾颉刚所指出的“层累造成”的特点，有着历代因宣扬某种主流意识而对文献所做的修改，有着因传抄或师说不同而出现的多种文本，但这些并不能完全否定历史文献记载的可信性。
最后我要说的是，常兴照从学考古、做考古到重构古史研究，40多年来，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下，始终锲而不舍地追求，他之所以如此执着，就是“因为爱所以爱”。
《考古文化研究与文献解析：重构古代传说历史》
作者：常兴照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