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出版之前，以“女神庙”为代表的第一地点诸单位普遍被认为是红山文化晚期阶段的遗存，即属于报告所称的“上层积石冢阶段”。2018年，张星德通过对出土陶器的类型学排比明确指出，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包括“女神庙”在内的遗迹（N1J1～J4、N1H1～H3）共时，它们代表着一个处于“下层积石冢阶段”和“上层积石冢阶段”之间的独立的发展阶段，这便较之传统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笔者曾发表三篇文章，通过对陶器共存关系的分析，提出应将第一地点诸单位划归“下层积石冢阶段”，判定它们属于红山文化中期阶段遗存，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3700年～前3500年。最近，肖凤娟及任瑞波等发表《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组”陶器平议》一文（以下简称《平议》），针对笔者的前两篇小文给予了诸多指教，对于第一地点诸单位的期别归属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认识。认真捧诵，获益良多。
既然存在分歧，就有继续讨论的必要。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前三论所列举的例证，本文不再赘述。在此对前三论做些补充分析，以进一步论证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在该遗址分期体系中的位置；第二，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在红山文化分期体系中的位置；第三，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绝对年代。
《平议》认为以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为代表的“女神庙组”陶器应划分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笔者以为还是宜将其与“下层积石冢阶段”合并。
1979年发掘的城子山遗址（后被编号为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所发现的红山文化陶器出自第②层和第③层中，以筒形器为主。除T1③:23、T3③:2和T5③:5这三件筒形器标本外，2012年出版的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再次刊布了城子山遗址发掘简报所发表的所有第③层出土的陶器，同时补充了T3③:5筒形器。但未再刊发第②层出土陶器，所以欲了解第②层出土遗存情况只能通过1986年发表的简报。显而易见，第②层出土筒形器所饰长斜线纹、平行线间菱格纹、勾连涡纹（图一，1、3、5、6）以及口外翻、颈部饰平行凹弦纹的B型筒形器（图一，2、7），均属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的典型特征，所以第②层出土陶器自然属于“上层积石冢阶段”遗存。此外，T3第②层还出土了一件素面的A型筒形器（图一，4），这也是第②层仅见的一件，其余均出自第③层中，显然它应是混入晚期堆积中的早期遗物。值得一提的是，发掘简报将T1②:4（图一，1）复原为“下层积石冢阶段”那种口沿及底沿均外折的A型筒形器。然而这件器物口、底均不存，如此复原并无依据。更为关键的是，牛河梁遗址出土的饰此类纹饰的筒形器全部为B型，因此它无疑是属于“上层积石冢阶段”的遗物。
第③层出土的筒形器全部为A型，除素面外普遍饰钩状纹（图一，9～12），这是牛河梁遗址“下层积石冢阶段”的代表性特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T1第③层出土的一件筒形器残片，器表施由“F”形及“V”形等元素构成的复杂的几何形图案（图一，8）。不难发现，其纹饰风格与第一地点“女神庙”内出土“塔”形器上的纹饰如出一辙（图二，4～6），由此看来它们的年代应相去不远。与T1③:23处于同一层位的筒形器全部是A型，说明其处于牛河梁遗址的“下层积石冢阶段”，共存关系证明与之同时的第一地点“女神庙”亦处于“下层积石冢阶段”，这便印证了我们之前所得出的结论。T1③:23叠压于包含B型筒形器的第②层之下的层位关系则有力地说明，“女神庙”在年代上要早于“上层积石冢阶段”。可见，这些相对年代线索很早就已经被揭示出来了，只是一直以来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附带说明的是，《平议》认为，第二地点三号冢（N2Z3）垫土层内出土遗物属于同一时期遗存。事实上，该积石冢垫土层包含陶器十分含混，并非一个阶段所能涵盖。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四号冢（N2Z4）揭示出了较为复杂的层位关系，即N2Z4A→N2Z4B→N2Z4M，三者出土的代表性陶器分别为B型筒形器（图三，7、8）、矮体筒形器（图三，9、10）和A型筒形器（图三，11、12），彼此之间的阶段性特征一目了然。以此为标尺来对比N2Z3垫土层出土陶器就会发现，其所包含的筒形器依形制及纹饰的差异可明确分为三个阶段（图三，1～6），分别对应第二地点四号冢依次存在叠压关系的三座积石冢。
笔者此前已比较详细地论证了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处于红山文化中期阶段的意见，最新公布的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及彩陶坡遗址出土材料，为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台基6（TJ6）出土了一件口沿饰黑色宽带的“黑顶”钵（图二，8）。除此之外，在已开展过发掘工作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共有四处遗址出土了“黑顶”钵，分别是赤峰市西水泉遗址、二道梁遗址、西台遗址及朝阳市小东山遗址（图二，7、9～13）。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处遗址出土“黑顶”钵的遗迹均非红山文化晚期单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小东山遗址还发现了“黑顶”钵与“红顶”钵的确凿层位关系。即H26打破F11，H26出土有2件“黑顶”钵（图二，11、12），F11则只有“红顶”钵，这说明红山文化“黑顶”钵的出现与流行年代应晚于“红顶”钵。事实上，张星德很早就已经注意到，红山文化早期盛行红彩，中期则流行黑彩，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红山文化分别受后冈一期文化与庙底沟文化影响的结果。基于上述层位关系及已有研究成果推断，红山文化的“黑顶”钵应属于红山文化中期遗物，此为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年代处于红山文化中期的一个例证。另一方面，已发掘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与墓地中完全不见“黑顶”钵，说明此类器物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间的辽西地区已经销声匿迹了，仰韶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情况亦是如此。可见，“黑顶”钵在北方广大地区的消失宣告着一种时代风尚的落幕。
赤峰市松山区彩陶坡遗址2022年出土陶器的特征和测年结果显示，这批遗存的年代处于红山文化中期。其中，H3和F2出土陶壶斜敞口、圆鼓肩（图二，2、3），形态特征与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H3:1（图二，1）相似，年代也应接近，此为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出土遗存属于红山文化中期的又一例证。
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发现的以灰坑为代表的“下层遗存”在层位上早于“下层积石冢阶段”，属于该遗址年代最早的红山文化遗存，但其本身无测年数据。我们注意到，N5H16:2陶盆（图四，1）的形态特征与半坡文化陕西汉阴县阮家坝遗址ⅠT30⑤:13（图四，2）相比几乎完全相同。近来研究表明，半坡文化的年代下限约为公元前3900年，阮家坝遗址半坡文化遗存处于该文化最晚阶段。由此来看，牛河梁遗址“下层遗存”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3900年，推知“下层积石冢阶段”的年代上限应不超这一数值。
第一地点“女神庙”有两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分别为公元前3771年～前3519年、公元前3700年～前3521年。近年发掘的第一地点台基6垫土内采集炭样的碳十四测年结果集中分布于公元前3700年～前3500年之间，上述彩陶坡遗址H3和F2出土炭屑的碳十四测年结果分别为公元前3806±94年、公元前3826±82年（以上测年结果均经树轮校正）。据此判断，包括第一地点在内的牛河梁遗址“下层积石冢阶段遗存”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800年～前3500年，延续时间大体为300年。
牛河梁遗址2025年度发掘工作目前已全面启动，我们期待更多新材料的出土来检验现有的认识，并进一步推动红山文化研究走向深入。
［本文为国家文物局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北方史前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编号：2024-265）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边疆考古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编号：2022JZDZ0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