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园遗址带孔陶钵出土概况

枣园遗址位于山西省翼城县枣园村，遗址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于20世纪90年代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将枣园遗址所获新石器时代遗存命名为“枣园文化”。枣园文化是晋南地区目前为止确认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具有重要意义。笔者研读《翼城枣园》报告时，发现枣园遗址出有一类形制特殊的陶钵，此类陶钵底部正中钻有一不规则小孔。发掘报告未给出此类器物的功能解释，推测“或许就是较早阶段的甑类器物”。其功能令人费解。

《翼城枣园》报告共披露了8件带孔陶钵，在同属枣园文化的垣曲古城东关一期遗存、垣曲宁家坡、新安荒坡等遗址中也发现有这类器物，与枣园遗址情况相同，唯数量较少仅一两件（图一、表一）。这些带孔陶钵的形制、尺寸均不一，孔径不规则，应是选取部分已经烧制好的陶钵进行凿孔，不属于专业化生产的产品。带孔陶钵出土单位均位于房址和灰坑（沟），属枣园文化的古城东关一期墓葬、芮城清凉寺一期墓葬、新安荒坡瓮棺葬等墓葬中也不见此类器物作为葬具使用的现象，且带孔陶钵内、外侧及孔壁多留有灰白色水垢。因此，带孔陶钵当为实用器。

欧洲盐业考古遗存的启示

保加利亚的普罗瓦迪亚—索尔尼查塔（Provadia-Solnitsata）遗址位于黑海西岸，发现了两层楼的建筑、石墙遗迹、堡垒大门以及一些可能用于宗教仪式和祭祀活动的窖穴，还有一些小型墓葬。尤为重要的是，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距今7400年的史前制盐场所。除证据明确的制盐遗迹如炉灶等，还清理出大量制盐遗物，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煮盐的陶钵，造型基本一致，但大小有别；第二类为带柄的陶罐；第三类为存储卤水的陶缸。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陶钵的底部发现有孔，发掘者认为可能是用来过滤卤水的制盐器具。枣园遗址所见带孔陶钵功能或许与该遗址发现的带孔陶钵功能一致。不过普罗瓦迪亚—索尔尼查塔（Provadia-Solnitsata）遗址的陶钵形制相近，唯大小不同，应当是专业化生产的产品。

德国南部铁器时代一些制盐遗址出土的制盐陶器内壁表面均残留有灰白色物质，化学分析结果表明这类残留物的主要成分是钙碳酸盐和某种硅酸盐。枣园遗址出土的带孔陶钵均留有灰白色物质，新安荒坡遗址部分陶钵还留有“灰白色钙质结核物”，有可能就是制盐活动的遗留。

枣园遗址带孔陶钵是否具有制盐功能有待两方面的验证。其一，尚未发现与制盐活动相关的遗迹；其二，对陶钵的灰白色残留物进行化学分析。不过，欧洲制盐遗址的发现为带孔陶钵这一特殊器物的功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余论

在枣园文化之后，晋南地区再不见带孔陶钵。若此类器物确属制盐陶器，那枣园文化之后的人群是如何进行盐业活动的呢？田建文认为仰韶文化晚期开始，陕晋豫交界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流行壁很厚的圜底缸、瓮类陶器。此类陶器体量大，多数口径和高在30厘米以上；厚度有一部分是抹泥加厚造成的；厚壁缸内壁个别的有“黑色硬壳”或“黑色物质”。田建文认为盐是经过“淋卤煎盐”后运往各地的。刘莉、陈星灿认为夏县东下冯遗址二里岗下层文化时期的40多座圆形建筑可能是商代储盐的仓房，而东下冯遗址数量较多的蛋形瓮、敛口瓮中的一部分可能就是用来储藏盐的。

如前所述，上述研究仍缺乏制盐环节的证据（即制盐遗迹），对相关陶器残留物的分析也尚未展开。出土带孔陶钵的遗址（枣园、东关、宁家坡、荒坡等）实际上均离河东盐池较远，应当在盐池周边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寻找线索。李水城提出，历史时期盐池因淡水过量注入难以产盐，隋大业元年整修的“姚暹渠”阻挡了青龙泉的洪水，保护了盐池，但也在盐池周边造成了大面积的泥沙淤积，导致有些早期文化遗址可能被埋在了淤积层之下。近年来盐池周边夏县辕村、师村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大量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存，其中师村遗址还发现有夯土墙，这些遗址的发掘或许能够为河东盐池早期开发及带孔陶钵功用的研究提供重要线索。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