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泊所遗址古滇都邑和益州郡治以及大量封泥、简牍的发现，虽是考古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从2023年发现封泥和简牍等遗物，到2025年又发现城墙、城壕和大型建筑基址等遗迹。回想河泊所（含石寨山）的考古工作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思绪万千。

缘起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的河泊村委会。该遗址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身）在滇池周围史前遗址调查中发现，因为堆积中发现了大量的红色同心圆纹盘，报告作者认为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1955年至1960年，由云南省博物馆筹备组组队对与河泊所村一村之隔（直线距离约700米）的石寨村的石寨山古墓群进行了发掘，在1955年的第一次发掘中发现的铜鼓和贮贝器等文物十分新奇，与中原地区的样貌完全不同，引起了一点重视。1956年，石寨山第二次发掘中，在六号墓内发现了黄金质地的“滇王之印”，“滇王之印”的发现，一下子使人们想到，石寨山出土物可能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滇”有关系。

虽然1956年石寨山清理了“滇文化”墓葬，1958年发现了河泊所遗址，但由于两者“时代”的差异，石寨山和河泊所两个遗址竟完美地擦肩而过，而发现他们两个本是一家人，竟然等了整整半个世纪。

2008年至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开展滇池区域史前聚落考古调查，调查集中在滇池东南岸、滇池南岸和滇池西岸，采用区域系统的考古调查方法，共发现和核实79处滇文化和汉文化的遗址，明确河泊所遗址为青铜时代的滇文化聚落遗址，并推测该遗址极有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都城）。这是首次将河泊所遗址与“滇”挂钩。使两地相距700米左右的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遗址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遗址联系起来了，真正将河泊所遗址与“滇文化”联系起来的时候，距河泊所遗址的首次发现正好整50周年。

遗址到底在哪里？

尽管2008年的考古调查发现了河泊所遗址，我们当时是根据地表采集的陶片来判定遗址，特别是根据陶片的疏密程度和GPS数据来确定遗址的中心和边缘，由于缺乏文化层堆积，加上该地为冲积平原地区，相互之间高差有几十厘米到1米左右，地表完全被塑料大棚覆盖，很难看出它们之间的高差，缺乏断崖。所以，平常在考古调查中用观察断崖的方式来判断遗址的文化堆积在这里就行不通。偶尔碰到村民打井而挖出的堆积物是我们观察地下堆积的最佳窗口，当然，如果是裸井，恰巧碰到地下水位下降，那就为我们的观察提供了绝佳窗口；另一方面，尽管碰到了村民新挖的井，但他们在井中放置了水泥制作的井圈，我们就只能观察打井挖出的弃土了，根据弃土的颜色来判断可能的文化堆积。

2014年启动的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工作，主要目标就是寻找石寨山文化（滇文化）的聚落和可能存在的滇的都城。如果说，2008年滇池区域的聚落考古调查为我们寻找滇的聚落遗址打开了一扇窗的话，那么，真正发现滇的聚落遗址还是在2014年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工作启动以后。寻找滇的聚落遗址比我想象得要困难得多，归根到底是我们不了解滇池盆地环境的变迁。

为了弄清楚古滇国时期人们的生活与环境相关的科学问题，我们与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乌尼曼（Wünnemann）教授和晏达达博士合作，在滇池盆地采集了不同地点的沉积钻孔用于分析，并与考古证据相结合，重建了6000年以来滇池水位的变化。结果发现整个“滇文化”和汉代时期（置郡以后）是一个相对比较干旱的时期，与全球4.2千年冷事件相符。

另一方面，为了弄清楚探铲所得的泥芯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堆积，2016年8月正式在河泊所村东面用洛阳铲进行钻探，9月份，就发现了第一块台地，编号为台地1，在台地的周围发现了水域。到2019年，对河泊所村东大约300万平方米的范围进行了考古钻探，发现了众多的台地和不同水深的河道（水域）。

为了验证洛阳铲钻探的结果是否可信，2017年，我们对西王庙地点进行发掘，在1100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了房屋39座、灰坑400多个、灰沟18条和井13眼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青铜器等遗物。时代分属于先滇文化时期、“滇文化”时期和汉文化（指置郡之后的考古学文化）三个时期。可以这样说，通过对西王庙地点的发掘，我们才真正找到了“滇文化”的聚落遗址，实现了石寨山大遗址考古的重大突破。

这次发掘，有两点得到了证实：一是，该处确实是“滇文化”时期和先滇文化时期的村落（聚落），周边为河流环绕；二是，汉代时期村落的地面为1884米，确实比现今滇池水面低3米左右（现今滇池水面为1887米）。发现汉代聚落的真实地面海拔数据，证明乌尼曼教授和晏达达博士对滇池沉积物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值得信赖的。通过对台地8（西王庙地点）和后面的台地1、台地3等的发掘，分别发现炼渣、石范和玛瑙等遗物和瓮棺、殉牲等遗迹，由此推测台地1级有可能是跟铸造青铜器有关的作坊、台地3级很有可能跟祭祀有关。通过对这几个台地的解剖，我们发现，每一个台地都有其单独的功能，由此，我们有理由推测这些数量众多的台地构成古滇国都邑的整体网络，而外围宽大的河道，极有可能是古滇都城的外部边界。

在河泊所遗址西部开展田野发掘的同时，我们在东部的考古钻探工作持续进行，东部钻探和试掘中发现的大量瓦砾引起了我们的重视。2021年，我们将发掘区选择在上西河村所在的台地38，也就是现上蒜第一小学附近，这是一块面积相当大的台地，当年11月22日即发现了“建伶令印”“益州太守章”等益州郡及其下辖县的官印封泥；发现了大型道路遗迹；2022年，在上蒜一小食堂的改建过程中，出土了“滇池以亭行”和“始元四年”等简牍；2023年，在这一区域发现了建筑基址；2024年发现并清理了城墙及城壕遗迹，初步确定上西河村所在地为汉代益州郡的郡治。

可以说，我们是在寻找石寨山文化聚落遗址的过程中，发现了滇国都邑，在了解滇国都城的过程中，又意外地发现了益州郡的郡治。

在田野考古实践中的探索与创新

挖降水槽 针对地下水位高的问题，为了保持发掘面的干燥和对遗迹现象的判断，我们经过反复实践，最终确定在探方四周内挖降水槽的方式，根据发掘的需要，逐渐降低水位。这样发掘面始终都保持干燥（相对而言，没有被水浸泡），有利于对面上的相关遗迹进行判定和清理，唯一不足之处在于会对遗迹的完整性造成一定的破坏，这就要求我们在挖降水槽的时候，也要注意层位和相关的遗迹，并分别摆放出土文物，以便后期好归类。这种方法适用于地点狭窄的地方，如果地方宽敞，可以考虑在发掘区外围采取拦围堰的方式，将水全部隔断，但这样的话，成本会很高，是一个大的工程。这种想法和实践在河泊所遗址难以施行。因为河泊所遗址所在区域全部是塑料大棚，能用来开展工作的地点非常有限，租用成本也很高，考古发掘难以承受，再加上河泊所地下水位跟滇池连为一体，即便四周堵住了，也难以避免从地下往上冒的源源不断的水。所以，采取探方四周挖降水槽的方式，是最实用也最经济的方式。

采用大口小底，收分的方式布方 针对河泊所遗址洪积层比较厚、文化堆积埋藏比较深的特点，在考古发掘实践中，我们布方采用大口小底的方式，降低探方壁的直立性，探方壁保持在75°左右，而非90°，降低安全风险，对于特别深的探方，还要采取预留阶梯的方式，降低探方的高度，在发掘开始，就为探方壁覆盖塑料薄膜，并沿探方四周平面上的塑料布用土覆盖压实。因为，探方壁一经太阳暴晒就会开裂，开裂的探方壁一碰到下雨就极易垮塌，威胁整个探方安全。工作上多一份细心，安全上就多一份放心。

航吊（摆臂）吊的加持 为了将探方内发掘的土样运出，靠人力将土抬出或者用铁锨将弃土抛出，很不经济，而且当地百姓不习惯用铁锨，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对遗迹单位出土的土样全部进行水洗，或者特别重要的单位还要浮选，因此，如何将土样运出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经过摸索并与有关厂家协调，联合研制航吊，这样既能保证清理的土样能够安全运出，并且按照单位摆放在一定位置，后期的水洗或者浮选也不会错乱。由于航吊的拆卸和组装都相对比较麻烦，而且还需要一定的工程机械安装技能；后来，我们看到村民建房，用摆臂吊将砖块等从地面吊到楼上，安装简便，而且操作也相对容易（也需要专人操作）。这样，我们就不再使用航吊，而专门采购摆臂吊。只是如果发掘面积比较大，出土比较多的话，每一个探方都需要安装一台摆臂吊。因此摆臂吊和手推车配合使用，是比较可行的办法。

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

在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初期，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相当匮乏。后来，我们面向社会招聘人员，培养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修复、绘图以及电子制图、考古钻探方面的人员，队伍才慢慢壮大。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加，以河泊所遗址为背景材料完成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逐渐增多。

为了弥补科研人员的不足，我们分别与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就动物考古、冶金考古、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古DNA等研究开展合作，2022年简牍发现以后，又与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武汉大学等开展简牍的保护和释读研究工作。我相信，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的明天一定会更好，这里将成为云南“滇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中心。

（作者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