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鍪是用于烹饪的炊煮器，起源于战国早中期成都平原地区，是巴蜀文化的典型器。秦灭巴蜀之后，铜鍪也逐渐出现在关中地区，并被改造为秦式鍪（一大一小两个环耳），成为秦文化的一部分。随着秦的崛起和统一，铜鍪被传播到各地，到了汉代也很流行。三门峡“东阻崤陵，西接函谷，南距乾山，北带黄河，秦蜀之咽喉，河洛之保障”。这里曾是秦人东进中原的战略基地、两汉时期的京畿枢纽，既是东西沟通的中介，也是南北交流的中间站，串起了四方的互通互融，在文化上呈现出交融汇聚的过渡特征。本文结合公开资料，探讨三门峡地区出土的秦汉铜鍪的发展演变，以期深化对该器物及区域文化格局的认识。
三门峡地区出土的铜鍪
鍪与釜相近，《急就篇》颜注：“鍪似釜而反唇。一曰：鍪者，小釜类，即今所谓锅也。”但根据出土文物来看，与釜最大不同是鍪为高领。铜鍪最早见于春秋战国之际的罗家坝M33；伍家岭M201西汉墓出土铜鍪上“时文仲铜鍪”的铭文，由此知道“鍪”的真正命名。据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鍪不仅是蜀人日常炊具，还常作为祭祀和礼仪用品，彰显了巴蜀文明的独特内涵。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与中尉田真贵的建议兴兵伐蜀及巴，铜鍪被秦人加以改造并随着统一战争传播到其他地区。三门峡地区战略地位重要，至秦统一前已受其百余年经营，故秦文化影响尤为深远。依据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和近年考古发掘资料，三门峡出土的铜鍪约有90件，时间集中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西汉中期以后趋于消亡，发现极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铜鍪的底、腹部大多有烟炱痕，表明它们为实用器。根据陈文领博的《铜鍪研究》，此时期铜鍪的演变为单耳鍪→双耳鍪→秦式鍪。下面选取三门峡地区四件典型器进行介绍。
单耳鍪（图1），1988年出土于三门峡房管局工地M63。敞口，高束领，圆肩，鼓腹，圜底，单耳，耳上饰编索纹，腹部有一周凸线纹，口径13.9、高17厘米。
双耳鍪（图2），1992年出土于三门峡火电厂工地AM2014。敞口，束颈，溜肩，鼓腹，圜底，双耳，耳上饰编索纹，口径11.4、高16厘米。
秦式鍪（图3），1989年出土于三门峡器材厂工地M75，敞口，束颈，折肩，鼓腹，圜底，一大一小双耳，耳素面，口径12.4、高16厘米。
除了上述铜鍪，2018年三门峡黄河嘉园工地M247，出土了一件较特殊的汉代“赵大官”铜鍪（图4）。该鍪子口竖直，高束领，折肩，鼓腹，圜底，肩上饰环形单耳，素面。子口承盖，盖口内敛，盖顶中央有一钮，钮内穿一环。盖口径14.4、器身口径13.6、腹径24.4、带盖通高25.2厘米。该鍪腹部中央镌刻11字铭文，释为“赵大官容三斗，重八斤一两”。盖边缘镌刻10字铭文，释为“赵大官重一斤三两六朱（铢）”。出土时鍪内置一铜勺，应和鍪配套使用。
对三门峡出土铜鍪的认识
铜鍪是随着秦统一战争向外传播的典型器物。三门峡地区东控崤山隘道，西遏函谷雄关，内屏关中，外维河洛，水道旱路四通八达，是重要的军事据点，战略地位显著，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不仅增加了财富，也扩充了兵源，在此后秦汉的统一战争中，巴蜀之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证之以文献，凡有铜鍪出土之地，秦汉时期大多有巴蜀军队活动的记载。如伐蜀戍蜀的司马错，曾多次参与了秦对魏国的战争，而三门峡地区正是秦魏相邻之地。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鍪起源地之一的成都平原，秦汉时期鍪的出土量非常少，这可能与秦汉统治者对巴蜀两个民族采取的不同政策有关；而作为秦人大本营的关中地区，铜鍪也只有零星出土，公开资料显示其数量不及三门峡地区，但延续时间至西汉中期，这或许是因为铜鍪不是由军队直接传播，而是与战争推动的文化交流有关。因军事活动影响，三门峡发现的铜鍪，早期大多出土于军人墓葬中，应是秦军常用的炊具，直接服务于行军炊事需求。
铜鍪是秦军推行标准化生产制度的反映。经统计比较，三门峡出土的各时期铜鍪，在口径、高度等形制方面呈现显著共性，如口径大多在12～15厘米、高在15～20厘米之间。与云梦睡虎地秦简《工律》“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夹（狭）必等”的记载形成互证，揭示出秦官府作坊的标准化生产制度。铜鍪的器壁较薄，重量较轻，适合携带，其圜底结构又可兼容吊挂、支架等多种加热方式，增强实用便携性。秦时通过器物形制的强制统一，实现了军事组织效能的提升。随着秦统一战争，诸如铜鍪这种兼具实用功能与文化符号的器物，向关东六国故地形成物质文化渗透。而在这一进程中，它不仅作为“军锅”使用，在特定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下，逐渐被赋予了礼器的属性。
铜鍪已具备象征身份与文化交融的礼器功能。战国至汉代，巴蜀地区的墓葬中常见铜鍪随葬，尤其是贵族或身份较高的墓葬。例如成都羊子山战国墓M172，该墓是形制较大的木椁墓，出土了五件铜釜（鍪），还有鼎、甗、甑、罍、匜、盘、钫、盉等铜礼器，铜釜与这些铜礼器共出，体现了铜鍪的礼器功能。三门峡一带因与巴蜀地区联系密切，在考古实践中，也多见鍪与鼎、甗、蒜头壶、盆等礼器伴出，大多置于墓室前端，如2019年黄河嘉园工地的西汉墓葬M425，其中铜鍪与鼎、釜、盘等铜礼器共出（图5）。与巴蜀地区相较，两地的墓葬器物组合有一定的重合度，如鼎、壶、盆、勺等，但在材质上存在差异，三门峡出土的器物仿铜陶礼器占比较高，巴蜀地区以铜器占比较高。如涪陵点易汉墓M4与铜鍪同出的有陶壶、陶圜底罐、铜壶、铜钫、铜盆、铜釜、铜鼎、铜盒、铜勺等；2018年黄河嘉园工地的西汉墓M247（图6）与铜鍪同出的有陶缶、陶罐、陶茧形壶、铜勺、铜蒜头壶、铜鼎、铜盆等。又如涪陵小田溪出土的战国晚期带盖铜鍪，与三门峡后川村汉墓出土的带盖铜鍪（M247∶5），两者虽有一定的时间差异，但从形制上看，除鍪盖形制有所区别外，其余部位均较为相似。相较而言，三门峡地区具有明显的秦人特色，而器物对比呈现出的高重合率，也印证了秦汉统一带来的文化交融。当然，铜鍪作为礼器的研究仍需结合具体考古情境，其礼仪属性可能因时代、族群不同而存在差异。但上举的考古实例，也能充分说明铜鍪作为礼器使用的特殊性。
带铭文铜鍪身兼量器与炊具的特殊功用，实为“物勒工名”制度的表现。有关铜鍪铭文研究已验证铜鍪为量器，如张国维的《秦彘鍪量初考》揭示了山西运城出土铜鍪的计量铭文特征，赵晓军、刁淑琴在《洛阳宜阳发现秦铜鍪及其相关问题》中对宜阳出土的铜鍪进行实测和铭文释读，共同构建起铜鍪作为量器的考古证据链。三门峡出土的汉代“赵大官”铜鍪，铭文“容三斗，重八斤一两”，经实测容细沙5748毫升，推得每斗约1916毫升，与邱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所载秦制1斗≈2000毫升的基准相差甚小；其器身实测重1905克，按铭文“八斤一两”折算得每斤236.3克，与盖铭“一斤三两六铢”对应每斤245.2克，整体数据仍符合两汉220～248克/斤的计量波动区间。铜鍪兼具的双重功能，通过铭刻“容X斗、重X斤”的数据，可在现实生活中充作临时校准器具。这种一器多用的设计智慧，有效支撑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政策的实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铜鍪的计量功能具有动态发展特征。秦代铜鍪主要承担军需物资的称量校准，而至汉代，铜鍪逐渐演变为兼具民用计量功能的复合型器具。反映出秦汉国家通过器物标准化实现“器以载道”的政治智慧。
结语
综上所述，三门峡出土铜鍪的发展历程，不仅是秦统一历史进程的缩影，更在汉代文化体系中延续并发展，成为秦汉文明一脉相承的实物见证。秦代铜鍪以实用性与标准化著称，其形制特征与生产体系折射出“车同轨、书同文”的制度化改革。而汉代铜鍪则在继承秦制基础上进一步演变，而且使用范围也扩展至礼制祭祀与日常生活，生动诠释了秦汉王朝在政治统一框架下，对器物文化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整合策略。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铜鍪等青铜器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演变特点和文化内涵，以及它们对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以更全面地揭示它们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作者单位：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 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
